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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谷歌公司的AlphaGo软件与韩国围棋冠军李世石对决。3月10日进行第二场比赛。人工智能企业 DeepMind 联合创办人，也是AlphaGo程序开发参与者的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去年出版著作《即将到来的浪潮》（The Coming Wave），他在书中回忆道： “然后...第37步来了。这步棋简直毫无意义。AlphaGo显然搞砸了，盲目地遵循了任何职业棋手都不会采用，明显会落败的策略。现场的比赛评论员都是最高级别的职业棋手，都说这步棋‘非常奇怪’，认为这是‘错误的一步’。就因这步太不寻常，李世石整整花了15分钟才做出反应，甚至还站起来散步。” 可是随着这场比赛接近尾声，那“错误”的棋步却证明发挥了关键作用，AlphaGo最终获胜，而那第37步棋后来广受学者专家公认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转折点，也堪称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里程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至此，发现了几千年来最聪明的棋手都没有想到的下棋思路。 赫拉利的新书《连结》对人工智能的危险性作出了目前为止最为前瞻性的剖析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

11月11日，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召开内阁会议，同日宣布内阁总辞。一个就职不满一个月的内阁，就此宣告结束。当天，石破茂又被临时国会提名为新首相，因此成为日本法定的第102和第103任首相。 这位67岁才第一次出任首相的石破茂，其实是日本政坛一名老将。他从政30多年，从在野变成执政党人，还曾5次竞选执政自民党总裁。他“屡败屡战”，终于登上日本首相的大位，因此有人给他封了个“石破天惊”的褒义词。从石破天惊联想到“石破丸”总要远渡重洋的宿命，又联想到它有“石沉大海”的可能。 石破茂一向自视甚高，又好特立独行，还经常改变政治立场，使人对他摸不着头脑。日本国内外人多把他当成一个政坛的反对派或边缘人看待，但这看法不一定靠谱，有误判他未来政治动向的危险。 “亲中派”还是“反中派” 例如，2010年之前，便有人称石破茂为所谓“亲中派”，因为他曾经多次公开反驳日本国内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又逐渐被人称作“反中派”了，因为他也主张，应加强美日联盟，让“北约亚洲化”，虽然还没有公开跟随安倍晋三高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口号，却已在今年8月13日，率领

民国三十四年，日军投降，二战宣告结束，谁也不曾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只没迎来昌盛发展，反倒陷入国共内战，国家动荡不安，货币崩坏，短短数年间，神州大陆易主，国民党于民国三十八年撤退到台湾，形成两岸对立的局面。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身处南洋的海外侨民，同样心系祖国，对故土家国发生的一切心急如焚。时任《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连士升，即在民国三十七年初，应报馆聘用，“返国作旅行通讯”，在《南洋商报•中外版》发表〈祖国纪行〉，将他三月五日至五月二十四日，近三个月漫游京、沪、苏、杭、香港等地的所见所闻，“以个人旅行生活为经纬，而发为事实之观感，由谈身边小事，而至天下大事……使读者透视当前中国实情”。 文章刊载后，深受读者欢迎，报馆更收到不少“来信报告读后的感想，及要求印发单行本”，加上作者看见友人太太把游记剪存，留待孩子成人后阅读，也动起印单行本的念头（详见〈自序〉），因此顺应《南洋商报》编印丛书计划，以《祖国纪行》为书名，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列为“南洋商报丛书第一种”。书甫出版就一纸风行，由于连士升是“社会主义学者”，所载多少触及国情腐败、货币崩盘、底层

1887年的新加坡，距今137年前，是个什么样子？

“他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医生，对病人充满关怀。我非常敬重这样的医生。相较之下，我对那些缺乏医德的医生感到遗憾。” 话匣子打开，本篇受访的主角林仁耀便以这句“宣言”，解释为什么他花了四个月的时光，义务将前列腺癌专家郑畏三教授的一本英文心影录翻译成中文，以期接触更广大的读者群。话中的“他”指的便是郑教授。 现年七十五岁的林仁耀是华侨中学校友，新加坡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任职公共部门，退休前担任大士能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今年3月间，由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联合出版的《健康No.1》期刊，以《七年患三癌》的标题，报道了这位“抗癌勇士”如何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战胜病魔。这三种癌症分别是淋巴癌、肾结石与肾癌，还有男性中常见的癌症——前列腺癌。 “2023年，当我正在接受前列腺癌治疗时，阅读了郑畏三教授 I Thought I Knew: A Professor Turned Patient （《我以为我知道——当医生成了病人》）一书，内心深受感动。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一位前列腺癌专家在自己患上前列腺癌后的心路历程。他以坦率而真诚的笔触向读者传达了他的感受和抗癌经历。”这是林

英文: 亨利•吉福德（Henry Gifford） 翻译: 许冀仁

猴痘病毒（MPXV）与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VARV）、牛痘病毒（Cowpox virus，CPXV）、骆驼痘病毒（Camelpox virus，CMLV）一样，都具有双链（Double strains）DNA的正痘病毒（Orthopox virus），同属于痘病毒科（Poxviridae）。病毒颗粒的结构呈砖形或椭圆形。颗粒大小为（170-260）X（300-450）nm（图1）。病毒颗粒含有与蛋白结合的双链DNA核体（Nucleus）、侧体（Lateral bodies）、病毒酶（enzymes）和包膜（图2）。病毒感染人或动物后，最初是引起皮肤局部或全面化脓损害皮肤的病变。 天花（Variola） 天花是一种极烈性的传染病，天花是受到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感染皮肤产生的病变而取名，天花病毒的存在超过3000年历史，病毒学家推测，天花病毒是从非洲啮齿动物的痘病毒进化而来，人类是其感染的唯一宿主。天花病毒对人类的感染及杀伤历史似乎与人类的进化史同行，天花病毒主要是以微液滴（microdroplets）通过呼吸道或

人类可以说是能量动物，必须靠消耗外来的能量保持体温生存。自从人类进入了电气工业时代，社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就更加依赖电力能量了。传统的电力生产主要依靠燃烧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有大河大水的国家得天独厚，也可以用水力发电。不过地质学家估计全球的化石能源已达到“哈伯特顶点”（ Hubbert’s Peak）， 也就是说化石能源的生产将不够应付人类未来的需求。 化石燃料的另一原罪是燃烧后会产生污染环境的残留物，尤其是温室气体。由于全球暖化，恶劣气候骤变，环境的严重污染已临近警戒线，各国不得不开始开发“零碳”或“碳中和”等替代能源。我国也不例外，除了转用对环境较友善的天然气取代石油发电，也开始展开各项从外国输入清洁电力供应的方案。 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 在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替代能源之前，先看看目前对替代能源的一些定义。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说的是产电原料可以通过自然界得到，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能源，典型的是太阳、风、水力、氢气等能源。绿色能源（green energy）在产电的过程中不（或少量）产生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CO2

我们是1974年进入重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已届后期。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奇特怪异的历史，后来的官方论述将此阶段定义为“十年内乱”，可见这不是一段值得歌颂的历史。 虽说文革并不光彩，甚至还有些可悲，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承担不起那么大的责任。不过，作为当事人，我们是文革这场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则是毋庸置疑，是绕不过去的，这是我们的宿命。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几乎无学可上的年代，我们上学了，我们成为了大学生。不论别人是否理解，不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厚道还是刻薄，也不论别人说这是我们的高光时刻还是至暗时间，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幸运者。 文革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提及这一段历史，倒不是为了纪念什么，而是真的无法忘记它，它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直在我们心里，占据着那么一块地方，伴随着我们一辈子。 今年是2024年，是我们入学50周年。五十回首，几十年下来，重庆大学的毕业生成千上万，母校不一定记得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记得母校。我常常说，不管我们的水平是高还是低，在那个奇怪的年代，我们能够踏入重

如果说，要在新加坡进行一场文化探寻之旅，那最好是沿着时间的脉络，从新加坡河口开始。1819年，莱佛士在这里登陆，正式将新加坡开辟为商港，也由此奠定了新加坡繁荣的第一步。这里，枝蔓出新加坡近代史丝丝缕缕的脉络，晕染开今日新加坡的点点滴滴。 新加坡河口是新加坡现代史的起点，200年前的规划至今依旧深刻影响着新加坡市中心的布局。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下河口附近两岸的土地，将北岸规划为行政区，南岸规划为商业区——这也是今日新加坡市中心功能区划分的雏形。国会和最高法院等政府机构在北岸依次排开，南岸则是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在高楼大厦的脚下，南岸沿河的一条街则原原本本保有了历史建筑的模样——当年这里是码头，这些低矮的平房一楼作仓库，楼上则作为苦力工人们生活的区域，不过，如今这些建筑都早已成为灯红酒绿的餐馆了。 从南岸向南走出百余米，来到粤海清庙。“粤”是广东，“海清”则是海路清平。广东游子，一路平安。这座庙在新加坡开埠的1819年便矗立于此，1826年又重建为一间双殿庙宇，供奉天后圣母和玄天上帝。之后潮州的义安公司接手了寺庙，并且不断重修扩建使其终成今日的模

们是熟悉廖内群岛的，而对廖内省和北干鲁所知甚少，但从北干鲁这个城市的马来名称（意为“新市场”）来看，似乎又有一种亲切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启了这趟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发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