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匡国与国家剧场

黄匡国

 最近一次听到黄匡国（Alfred Wong Hong Kwok）先生的名字，是今年（2025）4月5日的周末，在惹兰勿刹新加坡李氏总会一场英语文化沙龙讲座上。主讲者是研究国家历史建筑的赖启健博士，讲题围绕着新加坡独立前后为了凝聚国人集体记忆而兴建的四个坐标，即建于1960年的（红砖）国家图书馆、1963年的国家剧场、1965年的新加坡大会堂和1973年的国家体育馆。这四座建筑物，除了原本作为职总大厦，而后来拨归新加坡华乐团所用的大会堂之外，其他三座目前都已拆除。

赖博士在座上提起，当年在国家剧场五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建筑师黄匡国，也已在去年辞世。这个消息引起笔者不小的震撼，因为黄先生不仅是“一元一砖”国家剧场的设计者，在个人情谊上，我在2006年受邀成为国家文物局委员时，曾得到这位前辈委员贻赠一本由本地史笔李玉梅著述的《新加坡历史性宗教建筑》，以欢迎我的“入局”。同是那段时日，他也是国家古迹保存局主席。于公于私，我都不应该忘记黄先生。在会后的手机简讯交流中，赖博士告诉我，2016年在他的推动和担任编书者的助力下，黄先生鼓起勇气写下了生平的一本回忆录，交由精选书局（Select Books）出版，刻下仍可向书局邮购。

文质彬彬的君子回忆录

邮购的过程极为顺畅，订书两天后的4月9日，便收到了这本厚达两百页的精美书册：封面是曾经的国家剧场，封底是作者玉照及本书简介。书名是 Recollections of Life in an Accidental Nation，或可直译为《一个意外国家中的人生集忆》。书末有两个简短的篇章，说明这个“意外国家”，就是1965年8月9日一个电视记者会上，李光耀总理激情流泪宣布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国。

《黄匡国回忆录》封面

 黄匡国是位训练有素的建筑师，也是个热衷古典音乐的钢琴爱好者。本书写来，既有精准细腻的建筑学专业备案、翔实中肯的历史纪事，也有作者个人温煦感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对于事业成就与国家荣誉等等的淡泊心胸。孔子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相信是本书一个很好的写照。

书中记述，黄匡国1930年年初出生于香港，年幼时随父母落户新加坡，兄弟姐妹共六人，他是大男孩。在新加坡上学后，1953年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获建筑系荣誉学位，并在三年后得到英国的专业认证，最终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1998年，他荣获新加坡建筑师学会的终身成就金奖；2015年新加坡庆祝独立五十周年之际，获新加坡设计金禧奖。当然，至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曾在1963年至1986年之间矗立于福康宁皇家山脚的国家剧场。理所当然的，国家剧场的“兴亡史”，占有书中最主要的篇幅。

原来早在1956年，黄匡国在新加坡 Swan and McLaren 建筑行工作时，便曾与一位苏格兰籍的同事一起参与澳洲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比赛。比赛的优胜者是呈上“多层贝壳”型设计的一位丹麦建筑师。然而在细节敲定的阶段，澳洲政府的工程部发现此设计美则美矣，但建筑费大大超出预算，优胜建筑师被解雇，工程也须要修订。黄匡国说，悉尼参赛的经历让他对“歌剧院”的设计燃起信心，但参与新加坡国家剧场的赛事时，他却提高警惕：无论政界当事人怎么异想天开，建筑费却绝对不能超支。国家剧场的预算为一百万新元。

当年赢得大选的人民行动党为了呈现新加坡的多元面貌，曾在市政厅前的大草场举办了多次称为 Aneka Ragam Ra’ayat（即民众文化表演）的盛会。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则在1960年5月6日宣布举行一项国家剧场建筑蓝图设计比赛，完整的设计图须在6月30日呈交。据悉1961年1月18日，文化部长曾任命了一个国家剧场信托基金董事会，委任李炯才为主席。黄匡国回忆，当他作为比赛优胜者第一次出席这个基金会的会议，数位董事异口同声问他国家剧场“造价到底多少？”时，他只好回答须根据建筑进程而定，恐怕会超过一百万元。

文化部常任秘书温华想召见了建筑师，但仍未得出答案。因为当时政府只能根据建屋局组屋的建筑，每平方英尺多少钱来计算造价，然而剧场的建设跟住屋怎么会一样呢？黄匡国写道，当时的结论是，拉惹部长设想的七千座位大剧院肯定是无法在预算中完成的。为了确定造价，他建议政府应聘请一个卓有声誉的工料测量者（Quantity Surveyor, QS）来评估。剧场建成后座位为3,420个，不设空调，四面通风，为了节约成本剧场的遮盖为一个钢筋建造的悬臂式穹顶（cantilevered roof）。

那么，基墙上那标志性的五个菱形结构又是怎么来的？黄匡国透露，他的构想是“五颗钻石”，不能是四个。因为在华人风水里面，“四”字大吉利是！

争分夺秒迎接文化节

国家剧场磨人的事还没完。黄氏指出，新加坡上一个提供演出的建筑，是英治时期兴建、拥有一千个座位的维多利亚音乐厅。过后这段期间是一片空白。尽管工料测量问题得以解决，他还得求助于一位结构工程师（structural engineer）——Donald K. Gudgeon。葛尊来自澳大利亚，是黄匡国早年在建筑行的同事，国家剧场的工程中，葛尊为信托基金延聘。葛尊检讨了全部参赛蓝图，重新调整了建筑结构和敲定了预算，实际工事乃得以进行。

此外，由于这栋建筑物四周并没有围墙，引发了一个关于“音响”（acoustics）的问题，而电子扩音系统的装设，既牵涉科学上的，也牵涉艺术上的考量。在美国新闻处（USIS）协调下，请来了曾经为墨尔本迈耶音乐碗（Myer Music Bowl）设计音响的麻省理工教授罗拔•纽曼（Robert Newman）。黄匡国相信，为顾问专家到访新加坡，美国国务院也从旁出钱出力。

当一切看来已完全就绪之际，却产生另一难题：只有单一层面、作扇形分布的三千座位，火灾发生时最后几排观众并不容易奔向紧急出口。这牵涉了建筑物的安全标准。黄氏于是请李炯才先生向建筑物管理局（Building Control Department）问询。后来牵涉许多细节，结果是：国家剧场既是民众“一元一砖”的推动，但部分也有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WD）的参与。迟至1966年5月1日才开幕，国家剧场门前那个“元宝”喷水池，便是由PWD设计建造的。

另一个异常严峻的要求，是国家剧场必须赶在1963年8月之前完工。后来了解，原来那个日期之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我们的关卡出入管制就不会原先那么自由了。赶工期间自然是争分夺秒，据黄匡国观察，那时的新加坡人可说全力以赴，所有大小承包商都铆足劲道。终于在1963年8月8日，国家剧场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东南亚文化节：来自九个亚洲国家，加上香港和新加坡的艺人齐聚于此，九天里呈献了十六场汇演。除国家剧场外，若干演出也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市政大厦前的石阶以及芳林公园举行。

据黄匡国观察，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大展；同时，演出也触发了新加坡人对表演艺术的省思。作为西方古典艺术的爱好者，黄氏觉得印象深刻的有1970年的列宁格勒芭蕾舞团，和接连到来的莫斯科大剧院舞团。1970年年底，国家剧场更迎来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和玛戈•芳婷。然而，令他感到盛况难再的是广东大戏和香港影星的莅临。据报，1966年粤剧名伶新马师曾的两周演出，共吸引观众两万六千人次。

尾声

据记载，国家剧场，这个为新加坡人创造了无数集体记忆的光荣地标，是在1986年走进历史的。这些年来，不少国人——包括当年曾经接触过它和不曾见过却有所听闻的年轻一代，都对国家剧场留下的传奇议论纷纷。从回忆录中透视，黄匡国本人对这段历史是处之泰然的。1998年荣获建筑师学会终身成就金奖时，他在访问中指出，这座建筑物的存在已有二十多年，二十年来新加坡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筑物已 outlived its usefulness（直译为“超出其有用性”，意即“逾时作废”）。没有冷气空调的剧院，即使来了大牌演出家，所能吸引的观众也是有限的。

黄氏指出，基于建筑物由钢筋构成，其维修成本是偏高的。其间只维修过一两次。到了政府要在剧场的一侧修建一条地下通道时，发现如果拆卸了再补建回去的成本，已超过剧场本身的建筑费。从经济上考量，拆除是合理的。

然而，透过标题为《1984这一年》的本书第九章，读者也看到传主对国家剧场的感性回溯。他用幽默而平实的笔调，回顾了剧场自建成以来受到有关当局不断审核与检讨的过程。比如，有一项批评是剧场的洗手盆并非来自同一品牌。黄匡国解释，那个时代新加坡还没建立一套完善的承包制度。更何况，建设国家剧场的资金和时间都非常紧迫，怎能十全十美？

书中说，当局在1984年1月21日宣布国家剧场正式关闭，但围绕这座建筑，活动还在进行着。直到第二年，群体活动共有七项，最后一项是1985年9月29日的“中秋节之夜”——国家剧场以节日开始，也以节日告终。黄匡国：

“国家剧场的建立，是由于国家迫切需要能凝聚每个人、能容纳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各种演出的一个场所，应运而生。它是个‘人民的剧场’。依我的看法，这期间的很多演出，都是永远无法复制的……”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