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登台的政治土壤与日本走向
- 卓南生
- 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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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第二次下台以来近乎每一两年公演的首相争夺剧已于10月4日落下帷幕。日媒助兴的“是要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小泉进次郎，还是要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二者择一的政治大戏尘埃落定：高市女首相之登场已无悬念。
说高市登上首相宝座已无悬念，是因为自民党及其长期忠实小伙伴公明党（该党后来退出执政党联盟并引起政局波动的插曲容后评述）虽然在两院皆达不到超过半数的议席，仍然是两院最大的政党联盟，远非旗号杂乱的大小在野党派所能比拟与轻易取代。
高市保守政治的源流与本色
高市最大的卖点与标签，与其说是将成为日本的第一个女首相，不如说是其超级鹰派立场与言行。有关前者，说得再清楚不过的是日本社民党女党魁福岛瑞穗在高市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后发表的谈话。律师出身、长年积极参与并获得市民团体与妇女团体支持的福岛表示，她对于高市成为“首名女性首相”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因为高市既反对夫妇可选择别姓的法案，也漠视性别平等，不是说只要是以女性为名就一定是好事。
安倍嫡系的背后与真相
至于高市的另一卖点与标签，说她是“女版安倍”，或者说是“安倍的嫡系”，也有不够严谨之处。认真分析，高市前两次参加党总裁竞选，并非以安倍派正式候选人的名义出马。因为她虽曾隶属安倍派，但在参选总裁角逐战时早已退出其派系。安倍晋三之所以愿意扶持“无派阀”的高市竞选，除了因为高市亦步亦趋，高举安倍旗号之外，更重要的是出自如下的心思与政治盘算：已两度登上首相宝座并享有在位最长首相之称的安倍，并未完全放弃卷土重来的念头，也不愿让派内后起之秀早日接棒。因为一旦派内出现新强人，意味着自己即将退出政治舞台，这是日本派阀政治游戏的铁则。
也正因为如此，安倍先是让曾经的安倍派而后转为无派阀、无权无势的菅义伟任一年左右的过渡首相，后是同意扶持言听计从、毫无实力之前安倍派，后转为无派阀的高市早苗。
麻生支持高市的盘算
同样地，这回唯一未解散的派阀麻生派首领麻生太郎之所以在最后关头决定支持高市，除了彼此有共同的鹰派价值观之外，还有高龄85的麻生不肯交出派阀首领大权，不肯退居第二线的因素。麻生派第二号人物、曾任外务大臣长和防卫大臣的河野太郎在上回党总裁竞选时之失利，且未参加这次的角逐战，相信也是出自这样的道理。
论功行赏，高市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决定请麻生太郎出任党副总裁，并让其亲信、也是其妻舅铃木俊一任干事长，并安排多名麻派人士入阁，正是麻生此战略奏功的结果。换句话说，高市胜出之后，为报答麻生及麻生派，已将党政大权交给麻生并将其内阁定位为“麻（生）高政权”。这样的内阁，再结合高市与有“大嘴巴”之称的麻生一向的强硬派言行，说高市是“女版麻生”或者说新内阁明显露出“麻”色也不为过。
由此可见，高市之投靠安倍或麻生，与其说她是安倍或麻生的崇拜者或嫡系，不如说是一心一意想当“首位女首相”的高市为攀上权力顶峰的一个手段。实际上，真正影响高市成为右翼政客的是她早年就读于松下政经塾的理论教育与实践的课程。
松下政经塾的标准产品
1979年，为了确保有利财界的政界接班人人才的供应与影响政局走向，被奉为“经营之神”、以生产电器商品包括 National 和 Panasonic 等品牌闻名的松下企业老板松下幸之助就拨款70亿日元创立“松下政经塾”。
鉴于政坛充满无能无为的“世袭议员”，“松下塾”旨在培训肯吃得起苦，不问家庭出身，善于思考的保守青年政客。
换句话说，松下塾的出发点是培养有别于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等养尊处优的“天然保守政客”，而着重培养不同出身的保守政客的梯队。自卫队家庭出身的前首相野田佳彦（现立宪民主党党魁）与父亲为一般商社职员、母亲为警察的高市早苗无疑合乎其培训的对象。
松下塾课程共四年，前两年为基础教育，包括政治、经济、经营的理念、国家百年之计的探究（如外交、安全保障等）。实践课程包括日本传统的茶道、书法和参拜伊势神宫等。不少学员还到自卫队体验军旅生活。至于私塾经常主办的讲座与研讨会，其内容则包括传播保守的国家观、历史观与“传统精神”。
由此可见，松下塾的办学目标与培育对象，虽非得天独厚的“天然保守政客”如麻生与安倍等，但其右倾底色是相通的。这无疑提供了其毕业生如前述的野田佳彦、高市早苗和曾任民主党党魁、以发表超级鹰派言行闻名的前原诚司等，与自民党或民主党（现已分化为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内右翼色彩鲜明的“世袭议员”派系或集团相互合作的基础。
从这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从较早时的倾向于筹组“安（倍）高政权”转为“麻（生）高政权”，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
政坛重组与自民党另觅新欢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0月10日，在自民党新总裁高市忙于安排与逐步宣布具有浓厚麻生色彩的党高层人事名单（包括委任前安倍派骨干，也是涉及金钱丑闻的主角之一的生光一为干事长的首席代理）时，东京传来了自1999年就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公明党决定退出执政党联盟的消息。
合作26年的公明党的出走，无疑给高市的自民党新领导层带来新的难题。因为这意味着，原本在众议院465议席当中仅有196票的自民党离开占有全体议席一半的233票的目标更远。加之拥有148议席的第二大党立宪民主党党魁野田佳彦认为这是一个“一二十年才有一次的良机”，放出奇招。他表示愿意让出首相候选人的提名机会，支持仅拥有27席的第四大党国民民主党党魁玉木雄一郎竞选首相，若再加上第三大党日本维新会的35席，其总数为210席，比起自民党的196席还多数席。只要这三个在野党谈得拢，高市早苗的首相梦恐将落空。由于事情发展来得较为突然，永田町（日本政治中枢所在地）的政局一时告急。
几经台前幕后各班人马的密谈与交易，老牌的自民党总算与以大阪为据点的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达成合作协议，即维新会虽不派出人马出任新内阁阁僚，但同意支持自民党，成为其“阁外协力”的政党。拥有35议席的维新会（比公明党还多11席），再加上自民党的196席，遂使高市成为首相的233席仅差数席。这样一来，只要再拉拢三几个极右小党派的政客，鹰派女政客首相就能登台。高市政权的诞生，显然离不开这些露骨的中小右翼政党和人士的全力支持与配合。
“保保体制”的加强与发展
至于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与日本维新会三党合作谈判之失败，实际上也与上述右倾政治思潮在日本政坛位居主流的现状不无关系。认真分析，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来自前民主党（后易名为民进党）。若再往前追踪，民主党的前身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有“幕后将军”之称的保守政客小泽一郎手握指挥棒，促使政坛重新洗牌，结束“保（保守派）革（革新派）对峙”局面的“1955年体制”，迈向“保（守派）保（守派）谈合（指违法协商）”的两（保守）党制的产物。日本修宪的最大障碍物——日本社会党便是消亡于斯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坛改组、保守势力一统天下之后，一些已经转向，投奔新保守党（不论是民主党或者后来易名的民进党）的前“革新派”人士为了刷其存在感，常在新保守党内装腔作势，发出一些诸如主张“创宪”（实为修宪派，理由很简单，如不放弃原有的宪法或修改宪法，何来创宪）的杂音，而令党内原有如假包换的保守派感到不快。
2017年，与高市早苗同样出身自松下政经塾的前原诚司在担任民进党的党魁时，曾带领该党投奔正在成立新党“希望之党”的现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小池是一位与高市早苗同样天天梦想成为首位女首相的知名鹰派政客。她在欢迎前原率领其民进党党羽投奔“希望之党”时，并不是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而是开了一个条件，只接受与她享有共同保守宪法观与安保观（即支持修改宪法和支持日美安保条约）的人士。换句话说，有“跳槽女王”之称的小池百合子在接纳最大反对党民进党的成员时，采取意识形态的筛选态度，变相帮忙右翼的前原诚司清党。这一罕见的高傲姿态，毫无疑问地激怒了不少未被小池接纳的民进党人及其资深的前领导层。他们纷纷退出民进党，另立一个新党，这便是今日位居第二大党立宪民主党的由来。至于当时各方原本看好的新党“希望之党”，由于精打细算的小池党首后来决定放弃出马问鼎中原的原定计划，在大选中并未奏功而迅速沉没。2018年5月，民进党与希望之党合并为国民民主党。这便是今日以右翼小党派姿态出现，由玉木雄一郎领导的该党的最初由来。
三大野党合作失败与高市试踩红线
由此可见，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原本就是一对常闹家庭纠纷的难兄难弟。玉木这回要求三党先在安保问题上达致协议，方答应领导三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模仿当年的小池，逼使其合伙党派（实际上是指立宪民主党）接受更为右倾的安保路线。但谈判还未正式开启，三反对党之一的维新会已与自民党达成“阁外协力”的协议，由野田出面推动、玉木出任首相的“右倾”联合政权遂告落空。至此，26年来与自民党合作无间的公明党退出自公联合政府而引起政局小波动的插曲，也告一个段落。
针对公明党退出自公联合政权，有人认为自民党政府从此失去了一个牵制它走得太偏或太快的力量，也有人认为作为自民党的补充力量，标榜“中间偏右”的该党路线已完成其协助自民党渡过难关的使命。
公明党是以宗教团体为母体，在1964年以“反权力和反自民党体制”为标榜，高举“人道、和平”旗号成立的。1999年，时任自民党小渊惠三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的野中广务，在争取公明党加入联合政府时，曾对其母体创价学会在二战结束后的废墟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将不少要倒向共产党（按：泛指左派）的人士吸收为信徒，争夺日本中下层弱者政治地盘的努力予以高度的评价。
换句话说，在被视为足智多谋，有小渊政权“司令部总司令”的野中眼中，尽管公明党一向打着“反权力和反自民党”的旗号，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保守自民党的可靠盟友。26年来，尽管公明党有时会对某些敏感议题发出些微的杂音，但皆以维持自民党原案或与自民党逐步达成共识为依归。
从“台湾有事”到意图修改“非核三原则”
从这角度来看，合作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被视为自民党补充力量的公明党突然决定离开执政党联盟，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从表面上看，正如日本媒体所述，公明党组织票的削弱、其基层人士年龄的老化、麻生太郎与该党关系之疏远等导致自民党对该党不重视的说法，以及自民党新总裁高市在未征得公明党同意的情况下就急于拉拢国民民主党（后改为以日本维新会为目标）加入联合政府的态度，是促使该党与自民党关系淡化，或者说该党与联合政权离心的原因。但也有分析指出，当年野中广务高度评价的公明党任务，即在弱者的中下层中与左派争夺政治地盘的角色已逐步消失，也许是自民党对其不重视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日本政坛大洗牌与“总保守化”的气氛中，日本宪法修改的最大障碍物——日本社会党早已于上世纪90年代消亡（不久前有人曾为该党举办80周年纪念会），其继承者即改名后的日本社民党的唯一众议院议员近日前宣告退党，无疑宣告该党的没落。在这样革新派全面崩溃、右倾力量日益抬头的日本政坛中，高举“中道偏右”的政党也许已失去了野中心目中为保守派争夺地盘的原有角色可以扮演。果真如此，麻生与高市之另觅新欢，与中小新兴右翼政党紧抱一团是不难理解的。
从这角度来看，以麻生为靠山、与日本维新会合作后的高市早苗在当权后将频频在宪法问题与安保的敏感问题上寻求突破，是不言而喻的。她刚刚上任不久，就发表台湾有事将危及日本之存亡，并暗示将动用武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谈话，更促使原已欠佳的中日关系跌至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冰点。
与此同时，新政权迫不及待地在探讨有关修改制定于1967年的“非核三原则”等旨在加速摧毁和平宪法的法案，不能不令人担心日本今后的走向。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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