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文化使者杨贵谊魂归故里
- 卢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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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 林少彬
6月6日，早上11时许，晴空万里。马来西亚笨珍县内的大笨珍河口（Sungei Pontian Besar）面向马六甲海峡的码头，在大约100米向海面延伸的高架木栈道上，88岁的马来文化工作者、词典编纂者和作家陈妙华从轮椅上站起来， 手扶栏杆，身体倚靠栈道，一步步缓慢、平稳的走到栈道临海的尽头。
她当天在大约三十名亲友的陪同下，为夫婿杨贵谊举行海葬仪式。5月30日，93岁的马来文化专家、词典编纂家和翻译家杨贵谊因感染新冠病与世长辞。他过去三十年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后期需要以轮椅代步。
蓝天白云下，家属和亲友们沿着弯曲有致的栈道一字排开，节奏一致的将骨灰撒入海中；瞬间，杨贵谊的骨灰犹如飞絮飘升萦绕于空中，随即消融在马六甲海峡涛涛的浪花。家人藉此让杨贵谊在他念兹在兹的出生地老家——笨珍，魂归故里。
陈妙华在家中受访时表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丈夫生前对于死后安排曾坦荡表示“死就死吧！还可以当我盆栽（生前嗜好）的肥料”，因此仪式一切从简。再加上数年前杨贵谊的祖母在笨珍的坟墓遇到盗墓事件，家属安排将遗骸撒入马六甲海峡，因此选择让他跟祖母一起，以海葬作为最后归宿。
她忆述，在她两年前中风导致行动不便之前，她都会开车载丈夫回笨珍老家探望亲戚。即使杨贵谊后来以轮椅代步，他也曾表示想回笨珍走走。当孩子问为什么的时候，他理直气壮的说：“那是我的家乡，我当然想回去！”然而就在孩子为他更新护照的当儿，他却身患疾病，骤然故去。
杨贵谊长子杨典（57岁，画家和无限创作室创始人）说：“回到笨珍举行葬礼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兼备的圆满安排。在这里有培育他的两所小学、滋养他成长的大笨珍河和橡胶园，就是各种条件匮乏的环境，孕育他后来投身跨族跨文化的终身志业。”
由于父亲从事词典编纂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他始终没有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家乡就犹如他的根基，对一景一物都深怀感情。
“父亲曾说他好像能活到一百岁，于是那天我们准备了一百朵不同颜色的菊花，连同他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那天风浪特别大，我们亲眼目送父亲的骨灰和花朵很快乘着风，随着波浪，慢慢的流向无边的大海。”
举行海葬仪式当天，杨贵谊家属三代人和亲友一共开着五辆汽车，一早从新加坡前往笨珍，他们提前联系上当地的亲戚陈亚栋，安排先参访杨贵谊的母校。他曾就读的两所华文小学皆创建于上世纪20年代：大同学校和培群学校（如今已是国民型华文小学），之后他们在培群学校校长黄美娥和大同学校董事长陈振福的陪同下，一起到河口举行仪式。
笨珍胶童，南大学子
杨贵谊1931年出生于笨珍乡村，在当地念过两所小学，后来到新加坡念中学和南洋大学修读文学院的经政系，从此在新加坡定居。他和妻子自1960年代起编纂马来语 — 华语词典，一生专心致志推广马来文与华文文学文化双向交流，推动跨文化交流。他们携手编纂了17部华马词典。
杨贵谊2005年第一次出版回忆录《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 》是以马来文撰写的，两年后以中文改写出版厚达600页的回忆录。2021年推出增订本，增添多一章节。
他多年来获得许多奖项，包括2008年获颁“南洋理工大学卓越校友奖”、2015年获新加坡马来语文理事会颁发“特别文学奖”，“肯定他在编纂马来文词典及促进华马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2021年，杨贵谊和陈妙华双双获颁首届新加坡书籍理事会终身成就奖。
笨珍作为杨贵谊最早的文化熔炉，造就他促进跨族跨文化交流的人生志向。他的父亲杨荣枝早年从中国南来后定居新加坡，当时殖民地政府开始引进橡胶树，并鼓励已落户的居民前往内陆开垦森林，种植胶园。于是，他的父亲和伯父在1920年代决定离开新加坡北上谋求发展。
根据杨贵谊的记忆，他们的家位于偏僻的胶园中央，为了帮补家用，哥哥和姐姐都会帮父母割树胶，成为“胶童”。由于附近邻居都是马来人，他从小接触最多最亲密的都是马来人，一起成长的岁月异常融洽；他也因此学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话。这特殊的成长经历为他后来编纂字典的事业垫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在初学马来文过程中，杨贵谊苦于找不到一本罗马化拼音的马来语词典，决定自己动手编纂马来文词典，并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学过的词汇用练习本及卡片收集起来。没有现成的词典供参考或作蓝本，没有电脑，没有中文打字机，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1972年，经过十年的努力，他们编纂的《马来语大词典》问世，这部凝结着他们夫妻心血的词典后来成为国内外马来语研习者沿用至今的工具书，贡献卓著。
当年编纂字典工程繁复，由于在香港排版和印刷，当地工人不懂马来文，排回来的版本有很多错误，改了还是错，后来出版社世界书局安排，让杨贵谊到香港酒店住了一个月做最后的修订工作。
他们编纂的其中一本词典《统一标准马来语词典》（KAMUS SARI ejaan bersama）令夫妻俩津津乐道，自1973年出版至今在马来西亚和中国深受欢迎，并在2018年出版第四版，也是他们的第17本词典，杨贵谊辞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词典。
由于年事已高，南大校友严文灿受邀进行修订工作，并“修订许多例句，加入了许多新词汇，使它与时并进”。2018年，杨贵谊已经87岁，依然关注修订和出版进度，并在2021年的回忆录增订篇中写道：“至今它仍然是马来西亚学生喜爱的词典！我感到很欣慰！”
岛国昙花一现的马来语文热潮
身处英国殖民地时代，当政者对地方语言不予重视，形成独尊英语的大环境，这进而导致华校和马来文毕业生的出路艰难。现实情况挑起年轻杨贵谊的强烈反感和反弹，坚持苦学马来语，投身马来语文运动。
1955年，南洋大学的设立为华文教育的学子带来一丝希望。1956年，杨贵谊成为第一届南大政经系学生后，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教导南大同学马来文，成为同学的“Cikgu”（马来语老师）。
这是由于1955年学校初创后未来得及开办马来文科目，因此学生会筹委会邀请三名马来语基础好的学生开办夜学班，承受“相当重精神负担”，迎接挑战的杨贵谊就是其一，其他两位是他的好友林焕文和吴诸庆。
夜学班马来文课程一招生即有200多人报名，分三班上课，这占了南大第一届新生一半人数，反应之热烈令人鼓舞。夜学班办了一期后，南大到了第三年即正式开设马来文课程，三位业余“小老师”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晚年回忆这短暂但深刻的经历，杨贵谊饶有趣味和语带自豪的写道：“事情虽然过了几十年，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学遇到我时，继续叫我Cikgu呢！”
而事实上，南洋大学虽然是华人创办的大学，“但还是鼓励学生学习多种语文”。杨贵谊在《回忆录》秉笔直书殖民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导致“南大的形象被故意歪曲”，造成“错误的观念”。为了精进自己的马来语文，他在南大毕业后负笈国立印尼大学印尼语文系修读两年。
从1950到1960年代，他为各大团体主办的夜学班担任马来文辅导老师。他在书中以平实的语言记录当年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的热络风气，“50年代中期，华社除了积极推广华文，也热烈鼓吹学习马来文，以迎接国家独立。”
陈妙华说：“华族学马来语的风气很盛，贵谊都是受邀去教课，下了班骑着摩托就去上课了。”
杨贵谊从南大毕业后回到母校现代语言学系教学三年，岂料随之而来是政治风暴笼罩南大。1964年，他没有收到续聘合约被迫离开母校，放弃他准备终生投入的马来文教学。
1964年到1968年之间，杨贵谊担任《南洋商报》马来文副刊《国语学习》的马来文编辑，这让看华文报的读者通过报章学习马来文，对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来说可谓意义深远。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杨贵谊深感时移事易，但是也丝毫没有被挫折感打倒，他在书中写道：“学习马来文的热潮明显下降。由那个时候起，我就集中精力编纂马来词典和做学术研究了。”
陈妙华说：“他除了编字典，也写了很多华马文化交流和翻译的文章和演讲稿，并积极出席新马两地马来作家协会等文化活动，否则马来人眼中的华人似乎只会赚钱而已。这些文章都收录在2014年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的 《华马文化论丛》（华文和马来文版），完整呈现贵谊一生从事华马文化交流工作的精华。”
2014年，杨贵谊夫妇毕生收藏的4万多件收藏书和研究资料赠送给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华研会），中心特此设立“杨贵谊赠书珍藏室”，并逐步将资料数码化，以促进未来华马文化交流的研究和推展。
陈妙华举例，早期华人的马来文字典是没有马来文，用各种方言拼音，杨贵谊从世界各地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收集这些珍贵资料，并用马来文介绍给马来人，如今都收藏在华研会。
没有终点的跨文化工程
在新加坡举丧三天期间，笔者第二天前往吊唁，灵堂的布置不带任何香火，更没有惯常见到祭祀先人的贡品，灵柩和遗照前的桌面摆放杨贵谊倾注毕生心力的多本字典，例如《马华大辞典》、《统一标准马来词典》、自传《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翻译作品《阿都拉传》等作品，完全符合他不受繁文缛节拘束的个性。
杨贵谊在中文版《回忆录》的献词页将书献给“所有致力推动和支持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追求和谐共处、共建人民美好生活的人士”，这恰切地自我定位了他毕生的使命和志业。英文版的《回忆录》预计今年9月出版，也是跨越到另一个语言的世界。
杨贵谊近100年的生命历程折射上世纪南来移民家族的艰辛刻苦、殖民时代的区别对待、日本占领时期的残暴、身份认同的形塑和挑战、以及国家从殖民到争取独立的历程。他终其一生坚守本位，为马来语和马来文化搭建跨族、跨国和跨文化桥梁，铺垫坚实的基础，使有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深度了解。
生命有限，文化志业无限，永垂不朽，杨贵谊和陈妙华逆流而上的坚定身影始终深刻和鲜明。尤其是身处马来语世界的弹丸小国新加坡，周围有超过两亿人口的马来语使用者，或许有一天应该重新估量马来语在全国语言生态中的位置和作用。
衷心希望有后来者受到启迪和鼓舞，在同一条路上继续前行，持续加深、加宽族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促进区域和平。
副文：“文桥志业，滴水穿石”·长子杨典眼中的杨贵谊
1967年的大年初二早上，空中充满欢腾的农历新年气氛，武吉知马山下一间简朴木屋房间响起单调的滴滴答答打字声。怀着第一胎的陈妙华的额头其实已冒出汗珠，十根手指却像锁在键盘，不停专注的工作着。
杨贵谊见状感到不对劲，对案前的妻子说：“你是不是要生了？”妻子头也不回的没好气回一句：“噢！是吗？”
那一天，他们的长子在医院诞生，因为妈妈怀着他为爸爸编纂字典，父母为他取名杨典。三年后，次子杨理出生。1962年开始，杨贵谊在工作之余开始投入编纂字典的工程，1964年结婚后陈妙华成为贤内助。
打从年幼开始，杨典的世界就是父母为编写字典忙活和为现实生活打拼的身影，家庭生活也绕着编字典的工作。他记得不管晚上几点醒来，父亲的书房都是亮着的，他利用下班时间为编写字典埋头工作。
在电脑还不普及的1980年代，年幼的杨典就看着父亲耗费巨资购置电脑和打印机，并掌握最新的输入法以加速编纂字典的效率。
他家中总是堆叠着书籍和各种资料，稚气的杨典曾问父亲:“字典不就是剪剪贴贴就成为一部字典吗?”
父亲深入浅出道出个中挑战，他说：“不是那么简单的！每个字都有它的字理，每个字的运用必须与现实和过去产生联系，举出的例子也必须实用，那样才可以帮助人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文字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它不断的演变，这项工作也永远没有终点。”
一手执笔，一手屠刀
杨典说：“成长过程中，忙碌的父亲总是以灵活和生动的方式和我们沟通，周末会为我们安排节目。”
对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父亲也正面传达应对方式，不卑不亢。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带他去见一个想欺骗他的出版商拿稿费，两人在办公室外等了很久。当父亲出来的时候，脸露微笑，手中拿着支票和收据对我说：看吧！我们要学习保护自己，绝不让别人骗取你辛苦耕耘的付出。”
小时的乡村生活充满有趣的回忆，当年父亲常热心肠为村民抓蛇，着实是远近闻名的“捕蛇高手”，村民家中进了蛇第一个想到就是打电话给他。于是，兄弟俩从小就成为杨贵谊的小助手。
尤其是当年的人都当野味如蛇肉是补品，能强身健体，父亲亲手擒来的蛇就成为蛇宴的免费食材。除了招待亲朋好友，好多名人，包括高级警官、律师和法官都是他们家蛇宴的座上常客。于是在食髓知味，蛇患依旧猖獗的情况下，杨贵谊干脆在家门外建造一个大笼子，继续“为民除害”，把抓来但还来不及宰食的蛇当鸡鸭牛羊一样圈养起来，容后处置。
杨典说：“一个平时拿笔，面对数以万计文字的语文专家，一通电话摇身一变成为捕蛇、杀蛇大叔。当年家里不止书多多，外面蛇多多，习惯了就好！”
点燃和传承的教育火焰
编纂词典的工程孤独而艰辛，即使编纂完毕，到了排版和印刷阶段也会碰到种种困难，父亲迎刃而解，百折不挠的精神令杨典印象深刻，影响至深。虽然两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发挥所长。
弟弟杨理是建筑师，杨典则在教育领域从事文化产业的专业培训工作三十年。去年因父母年迈而辞去工作，在父母有地住宅花园内设立“无限创作室”（mugenartstudio.com）。
两兄弟本来就住在父母家附近，这样一来就更方便照顾他们，一方面也实践他身为画家，意欲通过美术创意，开发个人潜能、自我发现和自我突破的终极理念，满足及治愈现代人各年龄层的心理健康和需求。
他说：“过去三十年来，我在教育体系改革和实验创新的教学法，重新思考教材和教学法，证明学生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其实一个人的创意和能量是远远高于主流教育系统所可以激发的。”
创作室的对象是各行各业、各年龄层的人士，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创意教学架构，并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例如杨典鼓励三代同堂通过一种立体剪贴艺术重现长辈曾生活的环境，让他们通过习作和对话产生互动和有深度的对话。
杨典忆述，父亲一直为编撰字典工作到80多岁，那一刻真感觉到父亲是彻底的累了。他更发现父亲过去所谓的“嗜好”，例如钓鱼和种植盆栽（最高峰家中有一万盆！）都是为了支持他编纂字典的庞大工作量，让他顺理成章在户外活动，以具备经常为词典编纂日夜奋战的健康体魄。年幼的他也看到父亲咖啡不离手，长大后才知道他是为了下班后继续工作。
然而，身为儿子的他可能“不够成熟”，当时无法体认到父亲的心理健康和需求，只是觉得他突然间什么都不再感兴趣，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在我心目中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直到我认识到这点，我去年毅然辞去教育工作，创立这个工作室，当中就包含重新点燃父亲心中对教育的那把火焰。从设立到开始教学生，父亲都非常感兴趣，每天都询问伫立在家门前的创作室进度如何。”
父亲的一生，杨典以八个字概括：“文桥志业，滴水穿石 ”，他自许也秉承父亲搭建文化桥梁不惧困难的坚毅和信念、开创新途径和解决问题的魄力，一步步朝他人生下半场认定的目标前行、挺进、实践。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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