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汉奸案”和鲁迅的被牵拖——兼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10周年

〇、 缘起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继续贯彻发起新文化运动，从事心智启蒙的初衷。

新文化运动呼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民主科学为口号，反对独裁、礼教、迷信、盲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推动文学革命，催生了鲁迅《狂人日记》这个中国首篇白话现代小说，至今掷地有声。

鲁迅感念陈独秀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关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眼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一百一十周年。

值此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10周年之际，也以本文缅怀两位“五四”的巨人：陈独秀和鲁迅。

一、灰色江城，千里外构建了要命深渊

1938年，初春。武汉。连绵阴雨，几将整座江城洗刷成单调且压抑的灰色。

阴郁的氛围下，幽深的巷弄里，历史正在悄悄进行一场卑劣的交接。

陈独秀，时年近六旬。在他汉口那间漏雨的简陋寓所，伏坐桌前。他曾经握过《新青年》帅印的双手，在剧烈咳嗽中微微颤抖。他脊背虽已佝偻，双眼依然闪烁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清冷。

他刚从国民党的监狱获释，本期盼着要投身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里去，以一个独立战士的身份。谁料此时千里外的延安，一份名为《解放》的周刊正散发着墨香。头版头条赫然印着一行杀气腾腾的文字，凛冽得足以让整个时代窒息：“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津贴300日元的间谍。”

莫名所以，凭空而来。却是一次政治定性，

一场人格凌迟。

从此刻起，这一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被他亲手参与缔造的政治语境与组织，硬生生推入“汉奸”的深渊。

王明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他刚从莫斯科回国，带回斯大林大清洗的冷酷教条，也带回制造“政治僵尸”的手法。

他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足以让所有潜在“异见者”胆寒的反面图腾。

二、“双重绑架”病榻上的鲁迅

陈独秀冤案，在1936年的上海那里，藏着端倪。

1936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冯雪峰作为“政治剪刀手”最为活跃的一年。

此时的鲁迅，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不得不“横着站”，因为正面有敌人的刺刀，背后有“战友”的暗箭。他所指的暗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左联内部那些恍如“奴隶总管”的官僚，如周扬之流。

然而，最狠的一支暗箭，却来自他极为信任、被他视为“自己人”的冯雪峰。

1936年6月，鲁迅因肺结核已虚弱到无法独立起坐。此时，托派成员陈其昌（化名陈仲山）致信鲁迅，试图就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交流。这本是一次知识分子间的政治探讨，却被冯雪峰敏锐地捕捉到了。冯雪峰意识到，这是一个让鲁迅“彻底归队”并“清算异己”的绝佳机会。

《答托洛斯（茨）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于焉相继诞生了。

论文学运动，是为了顶住来自左联内部主张国防文学者们的攻击。答托派公开信名义上是鲁迅对陈其昌的严厉回击，但今日史考已确凿证实：文中那些诸如“受日人资助”、“杀人的汉奸”、“日本特务走狗”等带有强烈苏共大清洗色彩的暴戾词汇，并非鲁迅笔墨，而是冯雪峰代笔并强行缝合进去的政治私货。

冯雪峰利用鲁迅对“大局”的维护和对自己的信任，在鲁迅神志不清、呼吸困难的床头，读了这篇文章。鲁迅点头了。但鲁迅点的是“支持抗日”的头，而冯雪峰发布的却是“处决托派”的私货。（也许，冯雪峰认为这才是“公”货。）1936年8月，鲁迅去世前两个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出炉。在这篇长文中，冯雪峰故伎重演。他利用鲁迅对徐懋庸这种“官僚小青年”的厌恶，反击了周扬等人的言论钳制，与此同时，又极具政治心机地在文章末尾再次大篇幅“肃清托派”。

从答托派到答徐懋庸，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像一道沉重铁门后面又一道沉重铁门，将晚年的鲁迅与老友陈独秀彻底隔绝了。

冯雪峰曾私下里（向胡风）作出“鲁迅不如高尔基”的评价，所言其实是他认为鲁迅性格中有一种不肯屈从于政治权力的倔强，这在冯看来是“不成熟”（党性不足？）的表现。

为了让鲁迅变成一个合格的、像（冯心目中的）高尔基那样的“革命歌手”，他决定用代笔的方式，为鲁迅的人格进行“整形”。这么一来，不仅背刺了鲁迅，更将陈独秀的名誉推向绝地。

三、血染的证词——陈其昌与被诬陷的勇士们

冯雪峰在代笔的文字里，斥责陈其昌“不抗日”且“接受日本资助”。然而，历史做了最残酷的讽刺：被斥为汉奸、拿日元的托派成员，反而真正为了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

陈其昌，这个1936年草率给鲁迅写信的愣头青，其实也是个坚守在上海孤岛的独立思想者，在上海沦陷的岁月里，展现了圣徒般的纯粹。由于经费彻底断绝，他一家经常几日无米下锅。处境艰难，他不但抗拒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收买，甚至拒绝了一些旧日同胞带有妥协色彩的救济。在极端贫困中，他继续编辑地下刊物，号召工人反抗侵略。

1942年，因叛徒出卖，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阴冷潮湿、血腥充斥的地下室里，日军对他施加了惨绝人寰的刑罚：拔指甲，灌辣椒水，重复的电刑。陈其昌始终保持着令人战栗的沉默。没有供出一个战友，没有签下一份悔过书。最终，被日寇秘密处决，尸骨被投入黄浦江无存。

不只是陈其昌。在华北，基层托派成员韩麟符在抗日的第一线英勇牺牲；在晋察冀，张特（张慕陶）虽然被诬陷，却依然在战斗中证明了忠诚。

这群被代笔文章定性为“杀人的汉奸”的人，却在历史的无人区里，用鲜血践行了何为“真正的中国脊梁”。

这种历史的错位，是对冯雪峰式构陷手段最血淋淋的控诉。

四、江津的残烛——陈独秀的孤高与悲悯

回到江津的石墙院。

当陈独秀在报纸上读到那些以鲁迅名义发表的、称他是“汉奸”的文章时，他的反应出奇平静。他没有在媒体发起反击，也没有写文章与老友争辩。（其实，他读到文章时，老友已经故去）通过台静农——这个既是鲁迅最器重的弟子，又是陈独秀晚年唯一可以谈心的对象，陈独秀传达了透彻的悲悯。他对台静农如此言说：“豫才（鲁迅）是被他们关在笼子里了，他那些骂人的话，有一大半是别人替他说的，或者是别人逼他说的。”

这种“心照不宣”，这种理解，是两个五四巨人之间的灵犀相通。陈独秀看穿了那些“代笔者”的嘴脸，他知道，真正的鲁迅不会这样说话，真正的战士不会在老友遭难时落井下石。

此时的陈独秀，生活已陷入绝境。但依然保持着那份近乎洁癖的人格：他拒绝了国民党教育部提供的“编书费”，拒绝了老战友带去的官方慰问金。

他在石墙院写下了著名的《最后见解》。这部思想绝响，不仅否定了斯大林的独裁，更超越党派之争，开始反思整个二十世纪激进政治的弊端。

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言论自由，任何标榜为“主义”的东西，最终都会沦为构陷者的工具。

临终前的升华，让他与那些在延安大搞“肃托”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在最黑暗的角落里，挺直了一根不肯弯曲，不容弯曲的脊梁。

五、郑超麟自豪道：“我们视他为同志，而非教皇”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了。消息传到地下组织中，郑超麟动情地挥笔写下那篇掷地有声的悼文——《悼陈独秀同志》。

这篇悼文，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人格”。

郑超麟在文章中，辛辣地对比了两类领袖：一类是王明式的，他们是“上级提拔起来的”，他们最宝贵的是“柔软的脊梁”，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另一类是陈独秀式的，他有“不屈服于任何偶像的性格”，他决不会发表悔过书骂自己。

郑超麟坦然承认，他曾与陈独秀面红耳赤地争论，甚至在政治观点上分道扬镳。

郑超麟说：“我们视他为同志”。

又说：“但我们视他为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并不视他为绝无错误的教皇。”

这种基于理性的崇敬，远比那种基于恐惧的膜拜要高贵得多。

郑超麟和陈独秀一群人，在一个迷信权威的时代，守住了作为“人”本该有的尊严。

六、1952年，子夜终局与真相冬眠

历史的荒诞，荒诞的历史，没有因陈独秀的死而终结。

1952年12月22日深夜，“大肃托”飓风席卷全国。郑超麟、王凡西以及散布在中国各地的数百名独立思想者，在一夜之间消失。

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已淡出政治，在小学教书，工厂做工，但因为他们与陈独秀曾有过精神上的共鸣，便必须被贴上“汉奸、反革命”的标签。

郑超麟被投入大牢，这一关就是二十七年。在漫长的幽禁中，他目睹了历史是如何被层层修剪的：陈独秀的名字在教科书里成了贬义词，鲁迅被塑造成了一个毫无杂质的“战士圣徒”，而那些像陈其昌一样流血牺牲的人，则成了被遗忘的尘埃。

然而，真相是盖不住压不扁的。

1979年，随着王观泉、唐宝林等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进入档案馆，那个被代笔文章、被伪造证词掩盖的秘密开始松动。

当学者们在故纸堆里发现，所谓的“300日元津贴”根本没有任何转账记录和证人，有的只是王明自导自演的电报时；当他们发现《答托派》《答徐懋庸》草稿上冯雪峰的手迹和满篇涂改痕迹时——历史终于在废墟上发出了迟到的叹息。

〇、独立思想的重量与历史的裁决

走了，留下孤傲的背影；鲁迅走了，留下横视黑暗的冷眼；陈其昌等人走了，留下孤岛深处不灭的英魂。

在一个容不下“反对派”的语境里，他们是注定的失败者。他们被同时代的人误解，被后来的人遗忘，被权力的掌握者诬陷。（棒杀是诬陷，捧杀也是。）

当时间的潮水退去，那些靠构陷上位的人，最终成了历史的灰烬；而这些横遭诬陷的坚硬的灵魂，却成了支撑起中国（或云人类）现代思想不至于彻底崩塌的柱石。

那篇被冯雪峰毒汁缝补的《答托洛斯（茨）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及那些在暗夜里流尽鲜血的基层托派，共同构成了一幅惨烈而尊严的长卷。

这长卷不仅记载了冤屈，更记载了一种高贵：即便在由于“人言可畏”而不得不“横着站”的时代，即便在被暗箭伤得体无完肤的病榻上，即便在被处决前的宪兵队地窖里，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做一个真实的、独立的、不被缝补的人。

这是陈独秀、鲁迅与陈其昌等人留给我们的最后遗产。

真相终会回家，只要脊梁未断。

番外篇（一）

1932年《红色中华》 如何报道陈独秀被捕

1932年10月，陈独秀于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作为苏维埃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出版），多次对此事做了报道。一边是国民党的逮捕，一边是《红色中华》的报道；恰如鲁迅所说：正面有敌人的刺刀，背后有“战友”的暗箭。

《红色中华》的报道，充满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色彩。其核心定调：陈独秀是已被开除出党的“托陈取消派”；他的被捕，不是“战友受难”，是“反革命内部的狗咬狗”，或者国民党为了欺骗群众而演的一场戏。

若干具代表性的报道：

报道的政治用语：《红色中华》在报道中一贯强调，“托陈取消派是反革命的先锋”；陈独秀的理论（如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应进行合法斗争等）是服务于国民党统治的；拒绝营救，号召群众不要受骗，营救陈独秀就是“帮助反革命”（与当时蔡元培、柳亚子等积极营救的态度截然不同）；划清界限，反复重申陈独秀早被开除出党，其一切行为与共产党无关（借此肃清陈在红军和苏区群众中的剩余影响）。

历史的吊诡：尽管《红色中华》通过报道对陈独秀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但陈独秀在法庭上侃侃自辩，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抗日救亡等，反而赢得了当时平津及上海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同情。这种“党内严厉批判”与“社会同情致敬”的反差，是研究陈独秀晚年悲剧命运一个重要的切入关注点。

番外篇（二）

答托派和答徐懋庸——政治绑架鲁迅的两大支柱

《答托派》和《答徐懋庸》，发表时间非常接近（1936年6月和8月），幕后推手都是冯雪峰。两篇文章，构成鲁迅晚年被“政治绑架”的两大支柱。

1. 《答托洛斯（茨）基派的信》

发表时间：1936年6月。

起因：托派成员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抨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试图争取鲁迅。

文章主要内容：严厉斥责托派理论是在“给日本侵略者帮忙”，并明确表示引毛泽东等人为同志。

代笔真相：鲁迅当时病情严重，无法执笔。冯雪峰草拟了全文，并在文中加入大量如“汉奸”、“走狗”、“资助”等苏共大清洗式的定性词汇。

这封信是陈独秀被诬陷为“汉奸”的早期舆

论定调。

2.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发表时间：1936年8月（鲁迅去世前两个月）。

起因：左联青年干事徐懋庸写信给鲁迅，指责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破坏了统一战线，言语间带有威胁和教训的口吻。

文章主要内容：反击周扬、徐懋庸等“奴隶总管”对文学的钳制（文学论争）；留下了“横着站”、“背后有暗箭”等名言（战斗姿态）；文章后半部分，再次重点提托派，将托派定性为“杀人的汉奸”（追击肃托）。

代笔真相：这篇长文，依然由冯雪峰起草。冯雪峰利用鲁迅对徐懋庸这种“官僚小青年”的

厌恶，再次将“肃清托派”的政治私货，缝合进鲁迅反击周扬之流的杂文中。

两文的复杂关系：

1. 借鲁迅之手，杀陈独秀其人

两篇文章的直接对象虽然不同（一个是陈其昌，一个是徐懋庸），但冯雪峰在起草时，都高度一致地将矛头对准了陈独秀与托派。在冯雪峰的逻辑里，通过这两篇文章，他成功地让鲁迅在临终前完成了“政治表态”，不仅拥护了新的路线，还彻底斩断了鲁迅与陈独秀、托派等“异见者”的联系。

2. 鲁迅的“双重受难”

在《答托派》中，鲁迅人设是因政治立场对老友落井下石的“绝情者”。

在《答徐懋庸》中，鲁迅被塑造成支持肃清和处决异己的“判官”。

冯雪峰的代笔，使鲁迅在后来几十年里，成了一个背离“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原则，可以信口雌黄，诬赖别人领日元的“卢布党”（日元党）似的人物。

3. 冯雪峰的动机

冯雪峰当时认为，要保住鲁迅的政治地位，就必须让他与被定性为“汉奸”的托派划清界限。这种“为了政治大局而牺牲个人人格与真相”的做法，正是他认为“鲁迅不如高尔基”的根源——他觉得鲁迅骨子里那点对真相的坚持太麻烦，不如直接代笔来得快。

《答托洛斯（茨）基派的信》，是冯雪峰代表组织对托派发起的直接遭遇战。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冯雪峰利用鲁迅对左联不满的内部矛盾，进行二次政治夹带。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