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红颜知己

郁达夫翻译的林语堂小说《瞬息京华》，得以在报上连载，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李晓音的女子。长期以来，人们对郁达夫南洋时期这位红颜知己的身世知之不多，众说纷纭。本文根据一些与之有直接接触者的描述，对事件过程重新梳理，力图部分地还原历史真相。

李晓音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父亲李勉堂思想开明，反对给女儿裹脚，还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不仅学中文，还要学英文。李晓音小时候还随父母在广州和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李勉堂在甘肃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4集团军参谋长时，将家安在了上海法租界里。1935年，李勉堂在视察机场返回途中，不幸因车祸罹难。

李晓音（1918-2015）

1936年，李晓音从教会学校毕业，进入暨南大学读商科。她在大学里的成绩并不是很出色，但英语非常好，还加入了一个剧团。因为才貌双全，追求者众多。李晓音曾对小女儿张箴说：“如果自己要做少奶奶，在上海是有机会的。我那个第一个男朋友就是这样，我跟他做朋友，可以。你看我做他家里的媳妇，我就不行……我自己要，要自己独立的。我从小就是这样的。要自己独立，我个性就是这样的，像我爸爸，像一个男孩子。”但李晓音大学毕业时，在敌占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先一年毕业的华侨学长黄增安，邀请李晓音前往诗巫，在自己创办的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李晓音大概是在1940年上半年抵达诗巫的。有人说，李晓音和黄增安在诗巫结了婚，移居新加坡后离婚。但张箴认为，他们应该只订了婚，没有结婚，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李晓音在此期间担任了诗巫华人戏剧团的副团长，还组织过歌舞表演和卖花活动，为抗日筹集资金。但那时的诗巫只是个落后的乡镇，于是她在1940年9月之后，就和一位名叫张玉仙的朋友来到新加坡，并住在张玉仙朋友家的一间空房间里。李晓音一到新加坡，就在英国当局下属的新闻处找到了工作，担任远东广播电台记者和播音员。

黄增安（1914-1970）

 李晓音和郁达夫都从事媒体工作，都热心抗战宣传，很快就交往密切了。刘海粟1941年1月12日作了一幅题为《芦雁》的画。郁达夫在画上题诗：“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这首诗语言直白，却玉壶冰心，饱含着去国怀乡的无限深情，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其标题“为晓音女士题海粟《芦雁》”。

1941年4月，新闻处办了《华侨周报》来团结当地民众抗日，李晓音推荐郁达夫担任该报主编。郁飞回忆说：“周报出刊后，李筱瑛成了编辑工作的助理。我常听他们商谈编务，也就从旁出了个主意，对父亲说：‘林语堂托你译的那部小说，你若现在着手，在周报上连载，岂不使周报身价十倍！’……这回怂恿他开译以副作者和读者的期望，他居然听从了。于是每期周报上都有一栏译文。女助理自然从旁斟酌文字。”

1941年10月，李晓音需要搬出原来住的地方，因为“那家人要收回那间房子”。当时，日本人正加紧轰炸新加坡和附近的马来亚。随着日本人接管威胁的临近，人们陷入了恐慌，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住处。郁达夫建议李晓音搬到他的书房里来住，但“那里满屋子都是书，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于是就搬进了郁飞以前学习的房间。

这自然会引发流言蜚语。与郁达夫在《星洲日报》同事两年多的泰国华侨吴继岳说：“她年约二十五六岁，结过婚，因意见不合已和丈夫分居。她生得花容月貌，明艳照人，二人萍水相逢，很快就发生了不寻常的感情。李筱瑛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瑛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郁先生的兼职英情报部，就是李筱瑛介绍的。二人成为同事后，关系更加亲密。李筱瑛常随郁先生来报社，郁先生向我们介绍说是‘朋友’。不久，李筱瑛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瑛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纪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然不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正式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主编林健庵告诉《郁达夫别传》作者温梓川：“李晓音是郁达夫的所谓‘干女儿’。那时她在情场上很失意，刚闹了桃色纠纷。达夫毁家之后，也百无聊赖。因此郎情妾意，两颗寂寞的心，有如干柴烈火，一拍即合。”

李晓音与张箴摄于澳门

郁飞说：“那时南来的青年女子同我们家相识来往的不止一个，然而只有她出现在父亲生活中时，恰好具备了两人关系发展到不同寻常的条件。父亲当时不过中年，独身经年，对此作何打算自然不会对我说到。”还说这位年轻小姐，刚闹过桃色纠纷，处境尴尬，郁达夫却不避嫌疑，把他的书房借给她住。从此两人关系日益密切，并有进一步结合的打算。郁达夫还借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晓音的爱称；有一次甚至当着郁飞的面用德语“Ich liebe dich”（我爱你）来表达爱意，却被不懂德语的郁飞猜了出来。他认为，李晓音不顾年岁悬殊，跟郁达夫日益亲近，“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声和才情”。而郁达夫则是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又遇上一个多少唤得起他少壮年代奋发精神的青年女性”。当时报社新聘的主笔俞颂华先生曾劝郁达夫“续一续”，但他不置可否，似乎认为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郁飞相信“两人之间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意，也并非全无进一步打算”。

李晓音一再对郁飞表示好感和关切，比如“带我看电影，给我讲解一些不明了的情节，散场后一定进过高级冷饮室才回家。我想要架小望远镜看星象，她发薪后领我去欧洲人商业区打算给我买。谁知只有大型的，价格相当于她的月薪，当然只能作罢”。郁飞随身有条俄罗斯厚毯，是李晓音星岛临行时送的，因为嫌重而常年不盖，倒成了劫后存留的唯一早年旧物。郁飞并非全不领情，但还是竭力使自己嫌恶她。他对父亲敢怒不敢言，对李晓音“可就多方发泄不满了”。郁飞说，这半年中他惹起的许多事端，日后回想起来全都感到后悔。郁飞之所以不接受这个“挑不出多少不是之处”的女性，一则是不愿眼前唯一的亲人对他的爱有所分散，再则是不愿旁人笑谈时说他又要有新妈妈了。郁飞渐渐感到父亲的心思没有专注在他一人身上了：“每天早晨父亲和她分赴工作场所，我上学去。午后一般我回家最早，做完功课就找自己的游伴。父亲带我玩的次数少了。我发觉他们老在外面会合了去玩，然后一起回来。为怕我闹，看了电影还不敢直接谈论剧情。”

左翼作家王任叔初到新加坡时，李晓音已搬入郁达夫的书房。王认为她“大有法国贵族妇人的气质。这种气质，我们可以从巴尔扎克小说中见到的，自恃青春，傲慢而骄横，在不可一世的气概之下，包着颗实利主义的灵魂……她誉扬左派思想，爱谈革命理论。她自说又爱好戏剧，认识不少上海左派文人。”在星洲抗战的初期，郁达夫和李晓音一起多次参加公众集会，“那女士的慷慨激昂的抗战的论调，不必谨守政府法令必须首先发动人民参加抗战的论调，似乎便是达夫坚持那一时候抗战斗志的动力”。而郁达夫对这位李小姐“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郁飞也说，李晓音的话对郁达夫很起作用。她笑话文人往往清谈误国，他就以多提笔的行动表示接受。战争爆发后他身兼数职，她就提醒他不要成为华威先生。郁达夫生平在银钱方面从无计算，有余钱就买书或烟酒，要是没人经管，无论收入多少总是两手空空。郁达夫兼任《华侨周报》主编后，月薪翻倍，多亏了李晓音从旁劝说，他才按月存起些钱。这样后来送郁飞离去时，才有一笔款子汇回国供他取用。王任叔曾问郁达夫，他们这一对情人已经这么亲近，何以不结婚；郁达夫两手一摊说：“儿子，我的儿子不赞成我和李小姐结婚呢。”

郁飞说：“大概1942年元旦前，李筱瑛搬出我们家了……可我知道，自后两人来往并未减少，工作上和个人间的密切关系反而有增无已，直到两人分别撤出危城之时。”郁达夫曾向王任叔提及，“世界是宽大的，找个安身的地方并不难”，“随便在山芭上躲下，种几畦菜，开一个小咖啡店，都可以过活”，所以即使新加坡沦陷他也不想离开，有“乱世隐居桃园的梦想”。王任叔猜想：郁达夫之所以把不赞成他和李晓音结婚的郁飞遣送回国，是为了在敌人打入星洲后，和李小姐“同居一起，过他们自由的生活”。郁飞也提到，1942年新年前，他父亲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化名租下一家店铺的二楼单间，置备了一些不显眼的简单家具，甚至还买了十多斤牛肉红烧后切片晒干，带到那屋里去储存，“显然是准备围城期间之需”。直到郁达夫托友人将郁飞带离新加坡时，那屋还未退租。

在新加坡时的郁达夫

后来形势急剧恶化，新闻处随英军撤退，撤退名单上有李晓音，却没有郁达夫。李晓音曾向当局一再提出郁达夫的撤退问题，但英方认为他不是固定职员，也不是她的家属，没有同意。李晓音临走前力劝郁达夫撤离：“你是不能留下在这里的。以你的出身和地位，敌人很可以利用呢！”后来郁达夫在诗中写道：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酒能损肺休多饮，事决临机莫过迟。漫学东方耽戏谑，好呼南八是男儿。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

重庆国民党政府曾提供一份要求英政府保障撤离人员的名单，言行一向“有不为当局所谅察处”的郁达夫自然榜上无名。在新加坡沦陷前两星期，他和王任叔、胡愈之等28个男女老少乘坐一只由小舢板改装的电船逃离新加坡。在战乱中，郁达夫对李晓音仍思念至深。郁达夫1942年2月至4月逃难苏门答腊途中，写作了一组12首《乱离杂诗》。郁飞认为前7首的女主人公就是李晓音。诗中多处引用古代诗词中“长生殿”、“雨霖铃”，“赠钗记取”、“鱼雁传书”等表示恋人间约定与思念的典故，其中也夹杂着各种担忧和回忆，比如“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两人隔着一条马六甲海峡，好比咫尺天涯。郁达夫曾试图寻路西上与李晓音会合，无奈交通已断。郁达夫在广播里听到李晓音的声音后，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收集保存了这组《乱离杂诗》的胡愈之，在1946年的纪念文章中说：“达夫有一个爱人。他说过，他不能亦不应和这位爱人结婚，但是他一直爱她。有人说，他离开新加坡出走是为了追寻他的爱人。达夫从不肯承认这件事。但从他的《乱离杂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把燃烧着的热情寄托在这位年轻的小姐身上，正如但丁之于比德丽斯一般，达夫拿她作为形象，以表现他的伟大的理想和爱。”多年后，郁飞终于“体会嘤嘤求偶的男女的心境”：当诗人碰到能够激起炽热情感、唤得起少壮年代奋发精神的对象时，在那样一种前路渺茫、生命危如累卵的困顿环境中，情思会得到升华而凝炼成情意缠绵的诗篇，会让“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的一个女性化为诗歌中的夷光和洛妃”。

李晓音与张箴摄于澳门

李晓音的儿子张良华说：“晚年的李晓音不谈往事。1941年，郁飞阻止了李晓音和郁达夫结婚。1970年代，郁飞曾写信给她，想和她见面，她也拒绝了。她曾告诉郁达夫的侄女、黄苗子的太太郁风，不要再向晚辈们透露她和郁达夫的往事。她决意让这段往事随风逝去。”张箴认为，她母亲只是激发郁达夫文学灵感和创造力的缪斯女神，而非其生活中的情人。李晓音在晚年接受张箴采访时也强调：郁达夫即使对她有爱慕之意，那也只是他的单相思，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夫妻之实。李晓音当时也许以为，在英国的统治下，新加坡社会风气开放、包容，他们23岁的年龄差距已大到足以让她免受流言蜚语的影响。她同时表示，之所以会被炒出那样的“绯闻”广为流传，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有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到社会上去，谁都会搞这些”。张良华认为：事件的当事人如今多已逝去，难以确说了。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