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俱乐部林立的年代（下）

上一篇文章回顾了新加坡最早几家俱乐部的兴衰和变迁。这些大部分是欧洲人专属的俱乐部，只有醉花林是向华族潮州富商开放的。本文将集中介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几家俱乐部，包括怡和轩、吾庐、中华为基利等等。

中华为基利俱乐部（1889年-）

成立于1885年，新加坡海峡华人康乐俱乐部是第一个专属于峇峇的运动俱乐部；1889年，仅仅四年后，出现了另一个以峇峇为主的社交俱乐部，那就是中华为基利俱乐部（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这两个俱乐部各自的定位和分工十分清晰。

说起中华为基利，就不得不说说客纳街。客纳街是英文“Club Street”的音译，即“俱乐部街”。广东人把客纳街俗称为“大门楼”，闽南人则称之为“大门内”，这是因为胡亚基三子胡敬德在此地建有一栋六个圆形大拱门的大宅──南生大楼，又称大门楼。这里俱乐部林立，包括中华为基利、怡和轩、吾庐，还有翠兰亭（Chwee Lan Teng Club）。

关于中华为基利和翠兰亭的关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认为，在1885年之前，安祥山就出现了最早的俱乐部——翠兰亭俱乐部。它在安祥山上的 Lessuden House 活动，办得十分成功，于是客纳街便以“俱乐部”命名。后来，翠兰亭由于会员起争执解散了。1891年，马六甲富商陈桂兰于是就在翠兰亭原址成立中华为基利俱乐部，并吸引了许多峇峇富商入会。

另一个说法是，翠兰亭俱乐部是陈桂兰创办的，几年后停办，把产业卖给来自槟城的富商邱汉阳，到了1906年则成为养正学校的校舍。

中华为基利首任会长是峇峇李清渊之子李浚源（一说为“李俊源”）。“为基利”乃“Weekly”音译，会员在此定期聚会，招待商业伙伴。早期会员有不少峇峇富商，但也有新客富商，包括宋旺相、林文庆、伍连德、陈武烈、薛中华、陈谦福、陈振传、余东旋、陈金殿之子陈合盛、王三龙后人王炳福，以及邱国瓦、郑古悦、陈六使、李光前、高德根、胡文虎、谢荣西等。胡文虎后来还出任俱乐部主席。

中华为基利冠盖云集，会员与来宾非富即贵，俗称“百万富翁俱乐部”。成立之初，每个星期六晚上，俱乐部举办“宾客之夜”，会员经常邀请殖民地高官和欧洲商人出席这一奢华晚宴，享用一席十道中式美味佳肴，佐以法国香槟，宾主共欢。

谢燕燕2022年的一篇报道写道，战后在中华为基利出入的名流不少，包括李光前、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连瀛洲、黄桂南等。新马建国之际，马华公会首任会长陈祯禄也常在俱乐部内宴请马国政要，包括马来西亚开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俱乐部除了是殷商娱乐消遣的地方，也是他们讨论天下风云、国家大事的地方。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到中华为基利活动的人，清一色是讲英语的华人精英。后来有一批做印度尼西亚生意的商人加入，这才把华语和闽南话带进俱乐部，并开始改变俱乐部的特质。到了八十年代，到俱乐部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喜欢打麻将的华商。

中华为基利原本不收女性会员，后来破例招收了庄雪芳和白美英。

新加坡岛屿俱乐部（1891年-）

前文提到，新加坡体育俱乐部允许会员在不影响赛马和练马的情况下，使用花拉路马场打高尔夫。

1891年6月17日，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The Singapore Golf Club）成立，并举行首场球赛，主宾是新加坡总督金文泰和夫人。当时还有烟花和降落伞表演。

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首届会长是高等法庭法官 John Tankerville Goldney 爵士。

当时，高尔夫运动方兴未艾，愿意入会的人很多。短短两年后，俱乐部决定把入会费提高一倍，并把会员人数限制为150人。

俱乐部欢迎女性球友，但只能在星期二打球，而且不具备入会资格。金文泰总督的夫人和女儿经常参加球赛。俱乐部一直到1907年，才接受女性入会。

1925年，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搬到麦里芝蓄水池旁边。1938年，英王乔治六世成为俱乐部赞助人（patron），遂改名“皇家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Royal Singapore Golf Club）。

一些不开车的会员认为新场地交通不方便，于是联合新加坡赛马公会一些华族、印度族和欧亚裔会员，在花拉路马场另立门户，成立了马场高尔夫俱乐部（Race Course Golf Club），这是新加坡首个跨族群的高尔夫俱乐部。

1928年，马场高尔夫俱乐部搬到贝雅士蓄水池附近，成立了“岛屿俱乐部”（Island Club）。会员跨越族群，有大约40人是欧洲裔、20人欧亚裔、40个日本人、50个华人，以及20个马来人和印度人。不仅如此，岛屿俱乐部董事会也有各族代表，是新加坡的首例。

1932年，马场高尔夫俱乐部解散。日据时期，日军占用岛屿俱乐部，作为办公室使用，并在球场种植木薯和番薯。1945年底，球场回归民用。

截至1957年，皇家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仍只接收欧洲裔会员。随着政治气候改变，包括新加坡走向自治，皇家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尝试招收本地会员，但收效甚微。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新加坡走向独立，不少外籍人员归国，球会会员人数进一步萎缩。1963年6月21日，皇家新加坡高尔夫俱乐部和岛屿高尔夫俱乐部合并，改名为“新加坡岛屿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

怡和轩俱乐部（1895年-）

在众多华人俱乐部当中，应该说，怡和轩俱乐部最享盛名。

怡和轩的创办人目前没有定论，以学者杨进发的说法较为可信。他判断，当年新加坡闽帮当中一些富商包括林和坂、陈祯祥、林推迁、李清渊、陈若锦、陈明源、颜永成、林文庆发起成立，其中不乏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怡和轩究竟何时成立已不可考，只知1895年9月向政府提出注册申请，10月10日行政会议讨论批准，10月18日政府宪报宣布怡和轩为免注册社团。

创办之初，怡和轩会所设于监光仔内（Duxton Hill）28号。1911年搬到客纳街38号，也就是前文所述之翠兰亭或“大门内”。1925年2月，迁到武吉巴梳路43号，至今刚好满一百年。1927年，怡和轩林义顺、林金殿等六名信托人以2万5000元买下此处，成为怡和轩产业。

十九世纪，当时新加坡闽帮社群存在两股力量。一股源自马六甲峇峇富商和他们的后人，如李清渊、陈若锦，另一股则是来自福建的新客，如林推迁、陈嘉庚。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新加坡本地出现了超越帮派的需求，怡和轩成了此风气的集大成者。林孝胜1985年《怡和轩俱乐部史略》一文提到，今年高龄88岁的陈维龙老先生于1914年曾随父亲到怡和轩看演街戏，他回忆翠兰亭时期的怡和轩会所和会员活动时说：“那时的房屋亦有三层…… 一般受中文教育或从中国南来的如林推迁、陈嘉庚、陈楚楠、蔡嘉种、陈延谦、李俊承等多在二楼聚会，而受英文教育或生长在南洋的，如薛中华、李浚源、林秉祥、张永福、林文庆、林义顺等则常在三楼玩，但那亦不是固定的，有时兴之所至，三楼的忽跑下二楼，二楼的忽跑上三楼。”

早期的怡和轩虽然以闽帮富商为主体，却不但融合了峇峇和新客富商，也开始出现超帮派的倾向，例如张永福、林义顺便属于广府、潮州两个社群。陈嘉庚掌舵之后更是大力推动帮派包容性，林义顺于1927年、1931年、1932年出任怡和轩总理，便是怡和轩超越方言帮派的一个实例。

由于资料缺失，无法确定怡和轩创会总理是谁。有文献记录的是，从1914年至1923年担任总理的是人称“马来亚锡矿大王”的林推迁，当时正是他五旬前后的鼎盛时期。

1923年，林推迁病逝，陈嘉庚接任怡和轩总理。1925年，怡和轩制订章程，把“改良风俗”加入宗旨。

1928年爆发济南惨案，在陈嘉庚领导下，成立了山东筹赈会，以怡和轩三楼为办事处，筹赈会正副主席、董事等32人当中，至少半数为怡和轩董事或会员。筹赈活动为期九个月，联络马来亚各埠捐款，共筹得134万元。

1936年，陈嘉庚组织马华购机寿蒋委员会，总部设在怡和轩，发动筹款100万国币，购买13架战斗机支援中国抗战。

同年，发生“两广事变”。怡和轩召开执监职员紧急会议之后，于6月15日发表《新加坡华侨各团体为吁请宁粤息争召集侨民大会通告》，号召“遏弭大战，合作救亡”，响应侨团有92家，包括同仁、吾庐适可、桃源、鹤鸣等11所俱乐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15日，星华筹赈会成立。两天后，在怡和轩召开首次会议，推举陈嘉庚担任主席。至1938年年底，共汇给南京政府行政院320万元叻币。

同年发生“西安事变”。怡和轩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起侨民大会，召集103个社团，包括福建会馆、中华总商会、客属总会、南庐、华侨、乐闲、同仁、南声、振华、启明等俱乐部，成立“救国援蒋大会委员会”。12月24日，“救国援蒋大会”在怡和轩召开首次会议。会后，致电各省当局，要求“张学良悔祸，迅释蒋公；若蒋公不幸遇难，请各省团结一致，安内攘外”。12月26日下午，蒋介石获释，张学良亲自送回南京。

在大会上，陈嘉庚的开幕词很清楚阐明了怡和轩“作为星洲华侨总机构”发动本次大会的原因。他说：“至谓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各省都有，无地域疆界之分，事实上亦为一总机关。记得三十年前，未光复时，其时本坡华侨并无所谓总机关，当时一切利益国家之事，均由怡和轩倡办。光复之后，怡和轩不敢有变初衷，继续努力…… 本次西安事变，劫持院座，怡和轩诸人，认事极重要，倡开侨民大会，正所谓当仁不让，不爱客气……”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正主席为陈嘉庚，16名常委委员当中，李光前、李振殿、侯西反、陈延谦、周献瑞为怡和轩会员。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南侨总会不但把总部设在怡和轩，陈嘉庚自己也索性住进了怡和轩。

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发动3200多名南侨机工，分九批到云南支援滇缅公路，这也是陈嘉庚等人在怡和轩筹划的。1939年2月17日，陈嘉庚在怡和轩会见来自新加坡和株巴辖的首批机工共80人，发表勉励演说，之后送机工们从怡和轩出发，回国服务。

1941年年底，日军前锋逼近新加坡。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委任陈嘉庚组织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办事处设在晋江会馆，陈嘉庚仍在毗邻的怡和轩坐镇统筹指挥。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地反殖热情高涨。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仍以怡和轩为活动中心。1946年3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新加坡，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在怡和轩设宴款待，并热情赞扬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脱离殖民统治的贡献。

1950年5月，陈嘉庚回到中国，陈六使接任为怡和轩总理、福建会馆主席、中华总商会会长。学者林孝胜评价：“陈六使的继任在新华社会及怡和轩俱乐部的历史上是个分水岭。在新加坡华人的政治认同上，陈嘉庚回归中国，标志着一个以中国为本位的时代的结束，而一个以新马为本位的政治运动则方兴未艾。”

陈嘉庚之后，怡和轩关注的焦点从中国转移至新马。1955年，中华总商会组织成立民主党，怡和轩参与，党址设在怡和轩，党主席是陈永裕，主要党员包括王永年。后来与进步党合并，改称“自由民主党”，在1955年立法会中落败。

在陈六使之后接掌怡和轩的高德根、孙炳炎，也都身兼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华社领导权也从怡和轩转到中华总商会。从1950年至1962年，陈六使是怡和轩总理，但是，他所领导的争取公民权运动和兴办南洋大学，虽说都在怡和轩有过讨论，但前者在中华总商会旗帜下展开，后者则在福建会馆名义下展开。

新加坡独立之后，怡和轩虽然“集侨贤于一炉，寓娱乐于公益”，致力慈善与公益，包括捐助华社自助理事会、广惠肇医院、中华医院、同济医院等，但基本回归“公余憩息，交换知识，联络感情”的俱乐部宗旨，在长达3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无为而治，成了让会员打麻将消磨时光的去处。

一直到2007年，林清如出任怡和轩主席，主导重建，推动增设先贤馆；他于2009年设立华文书籍奖，并积极推动社会人文建设，包括举办讲座，谈社会、历史、甚至政治课题，例如与联合早报等机构合办有关五四运动的讲座、“新加坡沦陷80周年祭——1939陈嘉庚”展览、陈嘉庚诞辰150周年纪念展等等。

2010年，林清如创办《怡和世纪》并主导编务工作，内容涵盖社会焦点、时评、史料整理、文化传承、财经、会友风采、艺文等方方面面，报道翔实，论理客观，鼓励门户开放，思想碰撞；风格既不标榜高雅，也不媚俗。怡和轩现任主席胡财辉的评价是：林清如在后期让怡和轩从一个“搓麻将”的俱乐部，改头换面，肩负起文化传承的新使命，让怡和轩进入另一个高光时代。

2025年1月，在成立130周年之际，怡和轩突破传统，开始招收女性会员。首批入会的包括李慧玲、杜希仙、林丽珠、萧丽娟等。

吾庐俱乐部（1905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孙士鼎、陈卓然等人，于克罗士街（Cross Street）创办“古寄乐”，作为养闲宴乐的场所。第一届正总理为陈卓然，成员多数为本地富商才俊。1907年，“古寄乐”更名为“吾庐俱乐部”，取意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名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吾庐之名，使用至今。

吾庐在二战前曾是新加坡华社最有势力的俱乐部之一，会员包括林文庆、陈延谦、郑古悦、薛中华、陈六使、李光前、高德根等。由于当时几乎所有本地华资银行包括和丰、华侨和华商银行的董事都是会员，因此吾庐也有“银行家俱乐部”之称。

十九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新加坡引起很大反响，新加坡华商纷纷支持。吾庐会员邱国瓦、陈延谦、陈楚楠等人不但加入南洋同盟会，而且多次捐助巨款。袁世凯称帝时，邱国瓦和陈延谦汇款到云南，资助蔡锷反袁护国。今天的“吾庐”正匾就是孙中山秘书陶文波所书写。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吾庐许多会员慷慨解囊，通过南侨总会筹款，支援抗战，其中以巨资捐购“河山永”金鼎援助抗战最为著名。

在日据时期，日军逼迫林文庆带领华社侨领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秉承日本帝国政令，领导全体华侨服从一切施政，并逼迫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献给山下奉文。华侨协会成立时，以吾庐俱乐部为会所，后来搬迁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战后，吾庐理事吴再兴引领新马篮球运动，许多国际球队都慕名来到新加坡参加比赛，吴再兴获得“新加坡篮球先生”的绰号，并相继担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篮球总会主席。从1946年至1970年，新加坡篮球总会借用吾庐会所的一楼。在五十年代，篮球总会在一楼加设了打篮球图案的铁窗花，见证这段历史。

与许多华人俱乐部一样，打麻将、抽烟是当时吾庐的主要活动。沈芯蕊在《百年吾庐的人文景观》一文中曾引述吾庐先驱陈延谦之孙子、陈笃山之子陈庆力：“我小时候不太来吾庐，只知道是俱乐部，很多人打麻将、抽烟。”

到了九十年代，不知为何管理不当，吾庐渐渐衰败，不但有非法住客聚居，杂物堆积，甚至还闹出俱乐部收藏的徐悲鸿名画《立马图》，被贱价出售而致下落不明。

后来，陈庆力接手重振吾庐。他与李金拔之孙李明正联手，向银行贷款380万元，翻修和增建吾庐会所，重新注册名为“吾庐2012”的俱乐部。2016年，吾庐整顿翻新后，原本属于违章建筑的后院变成层次错落的花园，还在最大限度保留百年老屋历史原味外，添加了具有时代感的艺术元素。这栋建筑获得当年市区重建与发展局颁发的旧建筑修复大奖。

吾庐现在仍收藏了不少名家佳作，包括沈其昭的“黑马”、朱汝珍的书法“吾亦爱吾庐”、林森亲笔对联“吾家千里留星岛，庐舍万灯耀海滨”等。

吾庐致力于文化传承、教育慈善以及历史课题研究，打造深具文化气息的高雅会所。此外，会员也联合举办聚餐会，分享健康、时事、金融等方面的知识，促进社交、消闲、高雅文化、教育和慈善活动，致力为本地保留和增添另一处人文景观。

海天游艺会（1913年-）

1910年，一群广东殷商应总督安德逊的要求，成立中西医合并的广惠肇留医院，给贫困移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广惠肇留医院日常运作上轨道之后，粤籍闻人黄亚福、邱雁宾、吴胜鹏、卢文锡、方诵清等发起成立俱乐部，名为“耆英善社”，会所设在广合源街（宝塔街）同福社内；1918年改名为海天游艺会，寓意“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多年来通过表演粤剧来资助留医院运作，并从事赈灾和社会募捐。

海天游艺会是首个把文明戏（即话剧）演出带到新加坡的团体。日军南侵之前，广帮创建的碧山亭学校参与了筹赈会活动，全校总动员，由海天游艺会负责带着一箱箱的纸花到市区，如新世界、快乐世界等人多密集的地方筹款，同时在所有广东人社团设置捐款箱，组织特卖货物和演戏筹赈等，甚至规定有工作收入的本籍人士各自认捐，之后把钱寄回中国，帮忙中国抗战。

海天游艺会现在会所设在林德金路。

适可俱乐部（1929年-）

1929年6月30日，一群潮商包括吴焕岩、蔡善顺、林锦成、卢浩川等人，成立了适可俱乐部，宗旨是“提倡会员的友爱精神及友谊，以及帮助会员处理困难与不幸”。林锦成是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第三届理事会（1932年）义务司理，卢浩川、蔡善顺和吴焕岩都是董事。

适可章程规定会员必须是华人，但不限籍贯，人数不超过60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适可的会员一度达到55人。

适可成立以来，除了是个会员联络感情、发挥互助精神的组织，也曾捐献老人院、盲人协会、广惠肇留医院、中华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1953年，芽笼三巷亚答屋棚区发生大火，蔓延至17巷，近600户人家流离失所；适可俱乐部通过潮人创建的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接济灾民。

2012年6月12日，适可与友竹成立适可友竹俱乐部，使用武吉巴梳路的适可俱乐部原址。

友竹俱乐部（1935年-）

1935年，福建商人陈恭喜、林建达、叶怡煎、黄章友和王泽淘等人创立友竹俱乐部，1947年正式注册为社团。创立初期，俱乐部设在慕理街（Murray Street）门牌12号，只有十多名会员，但都是殷商名流，创立宗旨是联络华社情谊，为会员提供康乐交流活动，扩大会员人脉，增加影响力。

友竹当时的主要消遣活动是打麻将。1985年庆祝50周年时，湘灵音乐社社长、南音大师丁马成写了祝贺词，其中就有“四方古城群英会，十三太保共策筹”的描述。

创立以来，友竹参与不少捐献活动，如捐献“陈六使奖学基金”。遇到庆典，友竹也不忘捐助本地慈善组织，包括同济医院、善济医社、中华医院、广惠肇留医院、佛教施诊所等。1968年，友竹庆祝33周年纪念，向新加坡国防部捐献国防基金，协助筹集更多建军经费。

1998年，友竹和中华为基利俱乐部达致协议，共用客纳街76号会所十年。2012年6月12日，友竹迁入武吉巴梳，与适可共用现有会所。

限于篇幅，无法将当年的俱乐部一一尽录，有些如永春会馆的桃源俱乐部、福州会馆的四维俱乐部、广帮金铺老板创建的嘤嘤俱乐部、中华游泳会等等，只能请读者自行调阅资料，是为憾。

小结

纵观这些俱乐部的兴衰和演变，我们不难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元化。早年俱乐部往往有很大的限制性，比如只收某个族群会员、只收男性会员、只做某类体育运动。后来，随着社会和经济变迁，与时俱进，大多数都转为多元化，开放会籍，欢迎其他籍贯、其他种族人士和女性加入，充分反映新加坡多元化的社会特性。在功能上，原本许多体育类的俱乐部，后来也多元化，成为兼有社交和体育功能的俱乐部。

第二个特点是重视文化。在一段时期内，许多俱乐部主要娱乐活动是打麻将，包括怡和轩、吾庐、中华为基利、友竹等。近年来，许多俱乐部开始重视文化活动，例如吾庐的文化讲座系列、怡和轩的学术讲座和多次展览、醉花林的各类研讨会等等。有些俱乐部来不及转型，或无法成功转型，可能就被时代淘汰；及时改进和转型的，都重获新生，活力四射。

第三个特点是关心社会。无事时麻将烟酒赛马高尔夫，有事时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许多俱乐部都关心社会、关注时事，而且这些往往与俱乐部的主事人息息相关，主事人关心什么课题，就会以他的影响力，引领俱乐部甚至全社会来进行与此有关的活动。吾庐的邱国瓦和陈延谦资助蔡锷反袁护国、怡和轩的陈嘉庚发动南侨机工救国、新加坡康乐俱乐部会员加入义勇军的欧亚裔步兵连，迎击来犯日寇，都是例子。

作者为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