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俱乐部林立的年代（上）

在新加坡，说起“5个C”，大家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新加坡经济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崛起，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达到了独立以来的高峰。“5个C”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一种写照。

不过，也许大家没注意到，“5个C”当中的“Club”—— 俱乐部，并不仅仅代表着九十年代人们的热切愿望。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多之前，俱乐部就已经是当时社会名流的追求了。

1819年新加坡开埠。五年后，1824年，英国人设立海峡殖民地。随着新加坡全岛正式归入英国殖民治理，英国的规章制度和生活方式，逐渐对这个南方小岛形成重要影响，其中就包括俱乐部文化。

新加坡本地最初设立俱乐部，是给殖民地官员和欧洲商人和专业人士提供英式运动的场所。但很快的，随着自由港经济起飞，俱乐部开始扮演起新的角色。新加坡作为新兴国际港口，经常有国际商人出入，而且出入的频率越来越高。1867年，新加坡与伦敦之间商船往来需要116天；到了1870年，缩短到42天。要知道，一百多年前的生活跟今天很不一样。一方面，资讯科技不发达，除了报纸和电台，消息只能口口相传；另一方面，新兴的贸易大港却有非常多信息需要交流。因此，俱乐部就兼起了“信息中转站”这一功能。商船一到港，本族商人马上就带着新人来俱乐部报到，跟各个大佬“拜码头”，不但交流商贸信息，而且也让他们学习本地习俗和经商办法。

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这些俱乐部，最大的特点就是种族属性。俱乐部都只招收本族会员，不招收其他种族。例如东陵俱乐部只收欧洲人，其他还有华人专属、印度人专属、欧亚人专属的俱乐部，甚至有以华人籍贯细分的俱乐部，比如醉花林、桃源。俱乐部的其他显著特点还包括只收男性会员等等。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加坡的华人俱乐部至少有数十家，尤其在牛车水附近的客纳街，更是热闹非凡。据林少彬收藏日本外务省欧亚局第三课的资料显示，1939年活跃于新加坡的华人俱乐部至少有21家——银同、嘤嘤、桃源、同仁、中兴、乐闲、海滨、闽庐、海天游艺会、怡和轩、联侨、侨商、华阳阁、鹤鸣、长天、志仁、侨声、南声、醉花林、益有、景源。这个名单未收录的至少还有华侨、民声、同声、振华、华声、云峰、雅言别墅、华德社、南庐、启明等。

一百多年过去了，随着时光推移，这些俱乐部有些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有些已合并共存，有些则已转型，发展出新的模式。我们今天回望那个俱乐部林立的年代，看看俱乐部走过的路，无疑就是半部新加坡社会发展史。

莱佛士俱乐部（1825-1835年）

在殖民地早期，由于英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占主导地位，最有地位、最有影响力的俱乐部自然而然就是欧洲人专属的俱乐部了。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来，新加坡最早出现的是莱佛士俱乐部（Raffles Club）。不过，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创办于1825年，十年后，1835年就关闭了。在殖民地初期，社会精英设立俱乐部，主要是为了展开运动项目，例如1829年成立台球俱乐部，1834年设立帆船俱乐部，1836年设立壁手球（Fives）俱乐部，1842年新加坡运动俱乐部开始赛马运动，1852年成立板球俱乐部等等。

新加坡赛马公会（1842-2024年）

1842年10月4日，苏格兰籍富商瑞德（William Henry Macleod Read）成立新加坡体育俱乐部（The Singapore Sporting Club）。他在花拉路附近寻得一处沼泽地，获得政府批准之后，在四个月内填平沼泽，移除树木，修成了赛马场。

1843年2月23日，新加坡体育俱乐部举办了首场赛马，大约300名观众出席，大多数是英国人，其他包括德国人、葡萄牙人、犹太人和美国人。瑞德赢得了“新加坡杯”和奖金150元。

1891年1月，新加坡体育俱乐部允许会员在不影响赛马或练马的情况下，使用赛马场打高尔夫球。这后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下一篇文章将详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18年，新加坡体育俱乐部捐出7万8000元，并通过彩票筹款19万8000元支援战事。

1924年，新加坡体育俱乐部更名为“新加坡赛马公会”（Singapore Turf Club）。此时人们对赛马热情高涨，原赛马场地不敷使用，于是搬迁到武吉知马，于1933年由总督金文泰开幕。

日据时期，赛马活动中断，马场被日军征用，作为战俘拘留营、医院和军用停车场。日军在赛马场种植香蕉树、木瓜树及蔬菜等农作物，并把良驹全运回日本。战后，1947年，马场重开。

最初，马场只允许会员入场。1959年，开始举行星期天赛马。1960年，公众人士只要付4元，就可入场。1964年，邵仁枚当选赛马公会主席，成了首个担任此职的亚洲人。后来，本地其他华族名人也陆续进入赛马公会董事会，包括陆运涛、陈振传、邵逸夫长子邵维铭等。

197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访问新加坡时，出席赛马。1981年，马会开始用微波转播，让马来西亚“马友”也能观看新加坡赛马。

1988年3月，新加坡赛马公会解散，由武吉赛马公会（Bukit Turf Club) 接手经营赛马和万字票博彩。1994年，武吉赛马公会更名，仍叫“新加坡赛马公会”。

1999年，由于住宅发展需要，新加坡赛马公会迁出武吉知马，搬到克兰芝，观众席能容纳3万人。

2010年，金沙和圣淘沙赌场开始经营，人们对赛马的热情逐渐消退。当时，每个赛马日平均有1万1000人到场；到了2019年，平均只有大约6000人；在2022年4月冠病疫情结束后，重新开放，单日到场者进一步锐减至约2600人。赛马公会的年投注额从2010年的约21亿元降至2023年的约11亿元，盛况不再。

2024年10月5日，克兰芝马场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后，关闸熄灯，为本地超过180年历史的赛马活动画上句号。占地相当于200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段，将在2027年归还给政府，可发展为容纳2至3万人的住宅用地，可使兀兰成为新加坡的最大市镇。

新加坡俱乐部（1861-1998年？）

新加坡俱乐部（The Singapore Club）成立于1861年，只收男性会员，入会条件制订得非常高，只招收英国殖民地高级官员、欧洲公司的欧洲籍老板、贸易行经理及副理、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新加坡俱乐部本来设于美芝路。1869年之后辗转搬到莱佛士坊。浮尔顿炮兵连搬到绝后岛（今圣淘沙）和布拉尼岛之后，浮尔顿炮台拆除，1878年，原址兴建了新加坡交易所大楼（The Exchange Building），新加坡俱乐部迁入，并举行了首届“圣安德烈舞会”（The St Andrew’s Ball）。

1919年，为了新加坡开埠100周年志庆，殖民地政府大事兴建政绩工程，包括浮尔顿大厦。1926年，新加坡俱乐部迁入浮尔顿大厦。当时共同使用浮尔顿大厦的还有邮政总局、海事局、税务局。不过，新加坡俱乐部使用浮尔顿大厦一事，引发了舆论。人们质疑，浮尔顿大厦是公款修建，但私人俱乐部只服务于社会上一小群人，不应使用浮尔顿大厦场地。

1928年6月27日，浮尔顿大厦正式开幕。《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俱乐部足以与东方任何城市的任何俱乐部媲美。俱乐部地上铺着大理石地砖，装了铜质的电灯。俱乐部酒吧有200英尺长，俯瞰浮尔顿路，在习习海风中感觉十分惬意。酒吧旁边是阅读室和图书馆，还有三间棋牌室。俱乐部还有个台球馆，可以放进六个台球桌，颇为壮观。面向浮尔顿路的这边则是宴会厅，可坐200人。楼上是俱乐部的客房，有30多间。”

二战，日军轰炸新加坡时，新加坡俱乐部的客房成了总督珊顿•托马斯和太太的避难所。日军围城之后，英军守将白思华中将就是在这里向珊顿总督告知投降决定。之后，珊顿总督驱车来到电台，公布投降决定。在日据时期，日本军官占用了新加坡俱乐部，把它作为军官俱乐部。

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0年，新加坡俱乐部搬离浮尔顿大厦，经济发展局迁入。1973年，加坡俱乐部正式改名为“新加坡城市俱乐部”（Singapore Town Club），辗转搬迁至莱佛士坊的海峡贸易大厦（Straits Trading Building）。1988年，新加坡城市俱乐部首次允许女性宾客参加午宴。1992年4月，终于打破历史藩篱，欢迎女性会员入会。

1993年，新加坡城市俱乐部迁至驳船码头一处三层楼战前店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时，新加坡城市俱乐部似乎已解散，至今没有确切消息。

东陵俱乐部（1865年至今）

新加坡186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已有8万余，超半数是华人，欧洲人属于少数。其中，英国人不足500人，大部分任职于殖民地政府机构，其他欧洲人包括德国人、丹麦人、瑞士人、法国人、荷兰人，还有美国人，大多数都是商人。大多数欧洲人住在市中心两英里范围内的里利路（River Valley Road）和加文纳路（Cavenagh Road），三英里外人口密集度开始降低，超过四英里范围人烟就相对稀少了。

1861年成立的新加坡俱乐部位于市区。到了1865年，有40个欧洲人发起倡议，要在市郊成立社交俱乐部，名为东陵俱乐部（Tanglin Club），并成立了以警察总监汤姆斯（Thomas Dunman）为主席的筹委会。1866年6月26日，筹委会在克雷摩路（Claymore Road）以600元购买了一处房地产，作为会所；同年12月，东陵俱乐部监事会借了5000西班牙银元，兴建带有保龄球场、台球馆和马厩的新会所。

东陵俱乐部成立之后，一直是本地欧洲人社会高层的社交场所。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俱乐部所在的克雷摩路地区已发展为欧洲人的高档住宅区，许多名人居住于此。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们公认东陵俱乐部舞厅为全岛最好的舞厅，尤其舞厅乐队往往引人注目。“东陵舞会”是全岛最具名气的社交活动，至今仍每年在“丘吉尔厅”举办。

二战时期，英国军方征用东陵俱乐部，准备给马来亚伤兵作为疗伤站和撤离站使用。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东陵俱乐部被用作日本军官俱乐部；一部分房屋则拨给日军宣传部门办公，同时，还用来储存日军军粮和武器。日本投降之后，英军接管东陵俱乐部，但一直到1946年9月1日才把俱乐部归还民用。

1962年，殖民地政府要求所有俱乐部，本地籍会员比例必须至少占一半。东陵俱乐部于是把这个要求写进了章程，逐渐改变了欧洲人占主导的局面。最早一批加入东陵俱乐部的本地人包括影视大亨邵逸夫的长子邵维铭。

1977年，东陵俱乐部开始动工兴建新会所。1981年4月25日，新会所开幕，使用至今。1995年，女性会员获得投票权。2008年，首名女性会员获选为副主席。

新加坡康乐俱乐部（1883年至今）

与前三者不同，新加坡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的发起人不是欧洲人，而是欧亚人。1883年6月23日，30名欧亚裔人发起成立新加坡康乐俱乐部，同年7月1日正式成立，会所设在市中心的滑铁卢街，首任会长是J. R. MacFarlane。康乐俱乐部成立时，是欧亚裔男性的运动俱乐部，后来才逐渐改为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的社交俱乐部。

康乐俱乐部的诞生，可以回溯到1877年左右就存在的海峡板球俱乐部（The Straits Cricket Club）。1883年9月1日 ，康乐俱乐部与英国皇家炮兵团（Royal Artillery）打了第一场板球比赛。

1885年，俱乐部在政府大厦大草场建了观赛棚，位置就是俱乐部目前停车场所在。1886年，俱乐部采用深蓝和红色为企业识别色——深蓝代表体育精神，红色代表运动员兄弟般的感情。同年7月1日、2日，俱乐部举办了运动会，本地的欧洲人社群和欧亚裔社群反应热烈。此后，运动会成为俱乐部的常年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暂停。到了1919年又恢复举办。

到了1900年左右，前往观看球类比赛的观众越来越多，于是，俱乐部开始筹款兴建新的观赛楼。1905年9月2日，观赛楼建成，一共两层楼，一楼是仆人宿舍，二楼是会员观赛厅。观赛厅外有观赛长廊，厅的两头还有会议室。后来，1931年又建成了两个翼楼，设有台球室、阅读室、棋牌室，还有烧烤台和女性专用厅。

康乐俱乐部与新加坡板球俱乐部分别位于政府大厦大草场的两侧，双方经常举办比赛。马来亚的其他球会也经常与康乐俱乐部举行板球比赛，包括槟城康乐俱乐部、马六甲板球俱乐部、雪兰莪板球俱乐部。

除了板球，康乐俱乐部还经常举办足球、田径、网球和曲棍球比赛。康乐俱乐部的曲棍球队表现优异，曾多次在本地赛中夺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代表新加坡出征的曲棍球队就有七名队员来自康乐俱乐部球队，最终取得第九名。1948年伦敦奥运会，康乐俱乐部会员Lloyd Valberg取得跳高第八名。

康乐俱乐部传统上是男性俱乐部，除了运动项目之外，经常在星期天下午有品酒、打牌等社交活动。在运动比赛之后，也会举办茶会。每年会举办一两次舞会。

二战爆发，日军侵略新加坡。1942年2月，康乐俱乐部被英军征用。有些俱乐部会员毅然加入新加坡义勇军的欧亚裔步兵连，迎击来犯之敌。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把新加坡康乐俱乐部改名“昭南俱乐部”，并于1942年3月3日把欧亚裔社群集合到政府大厦大草场来训话。日据期间，康乐俱乐部被用作医疗站。战后，1946年7月29日，康乐俱乐部回归民用。

1948年，会员P F de Souza在常年会员大会上提出，应该把会籍开放给非欧亚裔人。尽管当时这个建议没有马上被接纳，但是逐年下来获得了不少会员的支持。1955年，俱乐部打破限制，开始招收非欧亚裔会员为普通会员。胡文豹之子胡清才是最早一批入会的华人。

虽然康乐俱乐部最初只收男性会员，但是，从1927年开始，欢迎女性以宾客身份出席活动，并且于1956年开始招收女性会员。不过，女性会员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无权继承本家族男性成员的会员权利。康乐俱乐部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016年试图通过修改章程，但由于赞成人数不及三分之二等等原因，未能成功。一直到2021年4月24日，终于在会员大会上以74.48 %的得票率，通过章程的修改，赋予女性会员同等权利。

新加坡中华俱乐部（1885年至今）

成立于1883年的新加坡康乐俱乐部是由欧亚裔人成立的。两年后，1885年1月，一群岩岩则成立了新加坡海峡华人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Chinese Recreation Club）。这是新加坡第一个让华人可以从事英式户外运动的俱乐部，如板球、草地网球和田径项目。

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是漳浦籍的许中洋（Koh Tiong Yang）。许中洋习惯用左手打板球和网球，并赢得中华俱乐部首届网球赛冠军。

成立之初，俱乐部会员在珍珠山旁边的空地打球，后来搬到芳琳埔（Hong Lim Green）。1887年7月2日，俱乐部在芳琳埔的八角形会所落成，由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开幕，出席的华人和欧洲人贵宾达百人，并且有英国兰开夏第二步兵营军乐队伴奏助兴。

1946年，为了吸引会员加入，俱乐部改名为“新加坡中华俱乐部”（Singapore Chinese Recreation Club）。战后，俱乐部的芳琳埔会所年久失修，草坪的状况也不好。后来，俱乐部前后搬迁到珊顿道、马里士他草场（Balestier Plain）。

今天，新加坡中华俱乐部与卡尔萨协会（Singapore Khalsa Association）、新加坡印度人协会（Singapore Indian Association）和锡兰体育会（Ceylon Sports Club）共用马里士他草场。这个草场大约有四个足球场大小，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是板球、曲棍球、足球等运动的常用场所。

除了运动项目，新加坡中华俱乐部也举办社区和筹款活动。早在1896年2月22日，就举办了首次华人新年运动会。1913年3月7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呈献演出，其中一场是马来语戏剧《Mustapha》，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1916年2月21日，与槟城中华康乐俱乐部举行网球友谊赛，为英国红十字会筹款。

醉花林俱乐部（1845年至今）

实际上，要说历史，现存最古老的俱乐部应该是成立于1845年的醉花林俱乐部，比新加坡俱乐部、东陵俱乐部还要早十多二十年。遗憾的是它曾经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中断，因此，影响力不如在它之后才成立的新加坡俱乐部、东陵俱乐部等。

新加坡早年潮汕社群有“四大厝”一说，分别为陈旭年的“资政第”以及陈成宝、佘有进和黄亚佛的豪华住宅。祖籍潮安的陈成宝是霹雳州甲必丹陈亚汉之子，出生于怡保，后来移居新加坡。因有才干，成为其姐夫佘有进的得力助手。不久他与人合资创设鸦片专卖局，取得新加坡鸦片专卖权，并任局长。

陈成宝致富之后，主张潮人应该有个清幽之地联络感情，于是倡议成立“醉花林俱乐部”，会员必须是潮州人，“经营正当商业，或实业家或商行之经理为限”。1845年，陈成宝腾出其家族在庆利路（Keng Lee Road）190 号的茅屋，作为醉花林会所。1879年陈成宝逝世后，陈永锡、王柘榴、吴合弟、陈亚两、佘智章、庄振浩、刘老四、陈明和、何瑞吉及黄金炎等十人，各捐400元，凑足4000元向陈氏家属购得该地作为永久会址。这十人便成为醉花林信托人。

醉花林是协调潮商关系的重要场所，创建端蒙学堂、成立潮州八邑会馆、佘有进家族交出义安公司管理权等事项，都在醉花林商议。醉花林是潮汕社群非正式的领导中心，对许多商人而言，若能被推荐加入醉花林为会员，往往被视为一项极为光荣的事。

中国抗日期间，郁达夫接过《星洲日报》副刊编务，受邀到醉花林宾主对诗共乐，借酒兴写下“醉后题诗书带草，花香鸟语似上林”而传为佳话。

不过，到了战后，醉花林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地位，逐渐没落。据司理高启智1995年回忆，会员以年长一辈的退休商人为主，“如今只是个消闲、娱乐的俱乐部，在潮州人社会中，能起的作用不大”；况且这座浮脚楼的旧式建筑物年久失修，已陈旧不堪，四周围杂草丛生，部友多无兴趣涉足。上世纪九十年代，潘国驹担任醉花林副总理。他回忆道：“醉花林俱乐部是个破落的建筑物，面临倒闭的命运”。

当时，醉花林总理翁烈强委托潘国驹去找杨荣文部长，希望政府允许醉花林把一半的地交给发展商建公寓，另一半则重建俱乐部。与潘国驹商谈之后，杨荣文支持重建醉花林。他“从文化遗产角度出发，为醉花林请命”，主张醉花林应该建成现代化设备的俱乐部，但是，不要只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消遣玩乐的场所，而是应该打造成潮州文化的一个中心、潮籍人士心目中的一块宝地，定期举办有国际水平的文化活动，吸引著名学者如饶宗颐、著名企业家如李嘉诚来访问交流。

杨荣文成功说服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醉花林的重建计划。2008年，醉花林动土重建，新会所三年后落成。2019年，醉花林又进行一轮扩建，翼楼于2020年落成，增加了5000平方英尺的面积。

醉花林设立的初衷是联络潮人感情并提供消闲去处，但到了后来，实际功能大大地扩大了。举凡潮人社会公益、教育、慈善事业，都集中在俱乐部商议筹划。新加坡本地潮汕社群机构——义安公司、端蒙学堂、潮州八邑会馆以及馀娱儒乐社等组织，大部分领导层都是俱乐部主事与会员，且各个组织之重要事件，事先均在俱乐部商谈后，才正式提到会议讨论。

多年来，醉花林热心公益，捐款给各个慈善团体，帮助社会里有需要的群体，并且积极推广潮州和华族文化，成立了潮曲潮剧艺术研究会，主办“潮州好声音”比赛和全国相声大奖赛，在促进新加坡人过着更优雅的生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吸引青年才俊入会，维持俱乐部的活力，醉花林放开门槛，改变“富豪才能参加”的错觉，欢迎年轻有为、 品格端正的年轻人加入。

小结

本文回顾了新加坡最早几家俱乐部的兴衰和变迁。这些大部分都是欧洲人专属的俱乐部，只有醉花林是向华族潮州富商开放的。下一篇将集中介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几家俱乐部，包括怡和轩、吾庐、中华为基利等。

作者为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