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化与严肃艺术

路数走向不同，审美品味不一：不可比

第五届方修文学奖，短篇组别下，有若干带某种类型小说特色的作品参赛，为过去少见。

马来西亚评审刘育龙发现，有一个作品“借助科幻小说的模式，把现实与未来巧妙地结合”；我发现另有一个作品，“兼具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的特色”。我们两人，都把各自发现的类型小说（或带有类型小说特色的作品）排在相当前面的位置，但两篇最终都没有得奖。

2024年7月6日颁奖礼上，我提及此事，以一是情节驱动，一是人物或情境驱动，路数和走向均不同，审美和品味不一样，为两者其实并不可比做了解释。      

（隐隐一副后见之明嘴脸。）

未必没有可相互借鉴之处，至少在技术层面

类型小说，譬如侦探、武侠、推理、惊悚、科幻，大致属于通俗流行文化范畴。

在一般观念里，相对于精致文化、严肃艺术，通俗、流行的东西比较次等。但有时不见得如此。

六十年代电影圈发生过一桩大事，就颠覆了上述一般观念里上次高低的分等。

牵涉两个人。杜鲁福（Fran ois Truffaut），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公认的先锋电影（艺术电影）大师。希治阁（Alfred Hitchcock），华文电影宣传资料一般称他为“紧张大师”，好莱坞商业电影知名导演，惊悚电影高手。

杜鲁福（艺术电影大师）对希治阁（商业电影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1962年，杜鲁福征得希治阁同意，飞到好莱坞，紧随在希治阁身边，做了整一个星期的密集访问。

先锋和流行，孰上孰次？严肃和通俗，孰高孰低？一般观念下的判断，不见得可一概作准。

我当时说的是：“不同的东西，强行分高下大可不必，但两者之间未必没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想想，又多加了一句：“至少在技术层面如此”。

话已出口，又踌躇地追加补说。说话人的忐忑，经此溢于言表了。

石黑一雄的貌似类型小说，是取经不是践行追加的其实不只那一句“至少”……下来另外还指出“向通俗艺术取经的大师，电影的杜鲁福不是单独个例，其他艺术领域也有”。于是，说到了石黑一雄和他的小说。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笔下不同时期都见貌似类型小说的作品。

2000年《我辈孤雏》（When We Were Orphans），貌似侦探小说；

2015年《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貌似奇幻小说；

2005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和2021年《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貌似科幻小说。

貌似，也就是说看起来像，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是取经或戏仿，不是践行。

话说貌似科幻的《克拉拉与太阳》，2021年成书，他迄今为止最新的创作，却也最能让读者（尤其华文读者）一时间恍如回到五十五年前的1966年（发生文革那个年头），甚至更早。

小说告诉你，太阳是生命的源泉。1966年曾经最夯，唱得最响的一首歌，同样说的这个：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小说的中心角色克拉拉，称角色而不说人物，下详（马上）：克拉拉是个以服务为导向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仿生人。

她尽心尽力为人服务，让人想起雷锋（的宣传）。

他日记里找到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随《毛主席语录》（小开本《语录》扉页上林彪题词写的就是这四句）广泛流传的那个雷锋。

1963年“全国学雷锋”运动，歌曲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贺敬之在长诗里“让我呼唤你呵/呼唤你响亮的名字”的那个雷锋。

与此同时，自然也是文革结束后仍有人频繁试图重启学习运动但基本波澜不惊，越来越多闹出“既然默默奉献，为什么留下专业摄影的照片一堆”这类笑话的那个雷锋。

《克拉拉与太阳》小说里的“太阳歌颂”和“英雄歌颂”，文学大家笔下出现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究其实，无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技法。

仿生人克拉拉完成服务使命后，小说在废弃场荒凉的景象中结束。克拉拉在废弃场孤寂呆坐，等待凋零。

这小说探讨的显然是：要求（他人）无私奉献的人，自身的自私；以及这背后牵涉的诸多问题，被要求奉献的“他人”们的悲剧。

石黑一雄和吹鼓手们，毕竟不一样，显然是不一样的。       

吹鼓手不是臭老九，他们目标明确、直奔主题，视一切深入幽微的细致探索为离题。比照类型小说的诉求，两者基本同质。

艺术分严肃与通俗，若不经深究，有时也许只是表象

临了说回杜鲁福访问希治阁。

此事发生在1962年。四年后，杜鲁福把访谈笔记付梓出版，书名直接就叫《杜鲁福访问希治阁》（Hitchcock / Truffaut），被视为他电影以外的重要作品，也成了影响其他电影导演巨大的教科书一般的著述。

1980年希治阁逝世后，杜鲁福给访谈笔记出了增订本。除添加最后一章介绍希治阁后期电影作品外，他还执笔为增订本撰写了前言，透露起意访问希治阁的缘由。

杜鲁福说，1962年他的电影《朱尔与吉姆》（Jules and Jim）在纽约举行首映礼，几乎每个记者都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电影杂志《电影笔记》（Cahiers du Cinéma）上的影评人都如此抬举希治阁？”发问的这些人认为，希治阁的电影只是商业片子，好是好，到底没什么实质内容。

另外，杜鲁福在一次访谈中，高度赞扬希治阁的电影《后窗》（Rear Window），惹来一个美国影评人的讥笑。那人说你如此热爱《后窗》，恰恰因为你对格林威治村（该影片背景）一无所知。杜鲁福斥责这话说得荒唐透顶，反驳对方并指出“《后窗》不是说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一部关于电影艺术的影片。而电影艺术，恰好是我的本行。”

增订本前言，印证了我先前说的忐忑确实必要，不是白“作”。   

说类型电影和先锋电影之间未必没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至少在技术层面如此”。

此话就一般而言，也许不错。

但是，谈到杜鲁福访问希治阁时，在面对一名大师（先锋电影大师）盛赞另一名大师（集中拍惊悚片的“紧张大师”）的事实面前，居然还不去深究，单就划分严肃与通俗的表象，就随意作出高低褒贬。

此话说出，等如招认“未审（视）先判（断）”的势利眼。画外音大抵是：相互借鉴，谅你也只能拿出技术层面的东西。

那可真是粗鲁、失态、无礼。

极大的冒犯了。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