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纸页继续发光
林臻手稿数字化开放记
Lin Zhen’s Manuscripts, Now Within Reach
纸张会老，字迹会淡；但只要有人替它们安顿好去处，它们就能获得第二次生命。林臻的手稿如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落脚，并将自2026年3月起以数码形式与读者重逢。
下午的光从中央图书馆的玻璃窗斜斜照进来，落在纸面上，连泛黄的边角都仿佛亮了一下。桌上一叠叠手稿，有的字迹端正，有的贴着旧剪报，有的仍留着行间批注与涂改。它们曾是
家中抽屉里被小心收藏的私藏，如今正式入馆，成为公共典藏的一部分。
从家藏到馆藏：
看不见的工序，决定能不能“用得上”
2025年，林臻家属将其私人文献捐赠予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随后展开的，是图书馆最“不显眼”却最耗时的一段工作：点收、整理、编目、保存处理、扫描、校对与上载。馆方计划于2026年分批开放数字化成果：首批约1,500份手稿与文章已于2026年3月上线；其余资料亦将陆续完成，并通过国大图书馆数字典藏平台Digital Gems（https://digitalgems.nus.edu.sg/）对外开放，供研究者与公众查阅。研究人员与公众亦可通过Digital Gems 上的 “Lin Zhen@Tan Kuk Oon（林臻@陈国安）私人文献典藏”查阅该馆藏。
家属为何选择国大？一方面，是圆林臻生前的愿望——他一直希望这些资料能被真正热爱文学的人读到、用到；另一方面，是出于信任——信任图书馆有能力把纸张照顾好：不只是“收起来”，更能整理成读者找得到、用得上的资源。即使海外也有人表达兴趣，家属最终仍决定把资料留在新加坡：离家近，也更贴近其原本的语言环境与读者群。
林臻在《怡和世纪》发表文章的手稿（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提供）
林臻其人：
文字短，不轻；平实，却常说到点上
说到林臻，许多读者的印象很一致：他的文字短，但不轻；看似平实，却常常说到点上。你在副刊、专栏里读他谈书、谈人、谈世道，会感觉他不是“写热闹”的人，更像是在把事情一条条理清。
林臻（1937-2024），原名陈国安，新加坡出生。离开校园后，他进入报馆，任记者、编辑，策划并主编过多个副刊，也参与编辑《人间》等刊物；后来转入商界，但写作从未停歇。散文小品、杂文、现代诗、短篇小说、文学评论、翻译——他皆有涉猎，并且笔耕不辍，几乎写了一辈子。他的写作讲求“短、实、活”，短小精悍，内容与技巧并重，并长期保持每周一篇、约千字的稳定输出。其作品除刊登于《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外，亦见于本地多种刊物，如《源》《怡和世纪》《新加坡文艺》等；少数也发表在海外刊物，如《香港文学》。从发表平台与写作对象来看，他的写作高度贴近本地社会与读者群，呈现出鲜明的在地关怀与地方经验。
出版方面，他有七种著作：《扬尘集》《儿童组诗》《风下杂笔》《风下游拾》《杂感80》《林臻散文集》（“新加坡新华作家作品选”）与《林臻卷》（“仙人掌散文系列”）。这些书如同路标，记录他一路写下的风景，也见证其文路的拓展与深化。同道评价：林臻能从平凡事物中随手拈出道理；其文字与思想成熟，针砭时弊精悍泼辣、剖析透彻，往往一针见血。
此外，他也编辑过多种文学作品，做过许多“搭桥”的工作：为人作序、当评审、写推荐、与作家通信，帮助好作品找到读者。他整理方修（原名吴之光，1922-2010）口述资料并出版《文学 • 报刊 • 生活》，勾勒战前、日据至五六七十年代新马文坛脉络；又为纪念恩师杏影（原名杨守默，1912-1967）而编成《杏影先生信抄》，更显出他对“人”与“文”气息的珍惜——甚至愿意以手抄、油印、线装的方式把它留住。
图书馆的“味道”：
他曾在国大前身的图书馆工作
把林臻的手稿放进图书馆，其实一点也不突兀。年轻时，他曾在新加坡大学（国大前身）图书馆工作，当管理员、做编目员。天天与书打交道的人，久了会养出一种习惯：重细节、爱整理。回头看他后来写作、买书、藏书的方式，那股“图书馆味”一直在。
他买书并不随意：一类是写作与查证必备的“基本书目”，像工具箱；另一类则是偶遇而“心动”的书，用来开阔视野。书买回家也不是为了摆设，而是当成可随时调度的资源库：需要时翻得出、找得到、用得上。他会做眉批、记索引卡、标关键词与页码，把阅读转化为可回收再用的知识；卡住的时候，就重读案头书，把自己“复位”。那是一种把阅读训练成长期能力的方式，也是写作者对自我要求极高的日常纪律。
笔名的秘密：
不是噱头，而是一张可核对的“写作地图”
翻开这批手稿，会遇到一个意外的“人名迷宫”。林臻并不只用“林臻”这个名字写作。新加坡国家档案局的口述访问记录里，他自己也笑说记不清究竟用过多少笔名、分别是什么；但当手稿集中到一起，线索反而变得清楚起来。
图书馆在整理过程中初步统计，林臻至少使用过23个笔名，例如斐斌、丁彦、子仲、允伴、路人乙、冯宁、式微、易一等；其中最常出现的，仍是“林臻”和“易一”。更有趣的是，同一份口述访问记录也提到，他最早使用的笔名“斐斌”，其实是借用表哥一个较少使用的笔名——这种“借名”与“换名”，在当年的报刊生态里并不罕见。
这些笔名的存在，也并非为了故弄玄虚。林臻在访谈中解释：当时主编希望版面看起来“有很多作者”，因此会要求长期供稿者以不同署名发表。换句话说，笔名是副刊运作方式的一部分，也是那个年代的行业习惯。
也正因为作品散落于报纸副刊与各类刊物之中，署名又常变化，许多读者与研究者长期面临同一个问题：哪些文章其实出自同一位作者？不同笔名各自对应哪些作品？这一次手稿入藏并系统整理，使笔名、年代、栏目与文类之间的关系有机会逐一对上——它不只是“多了几个名字”，更像一张可核对的写作地图，为未来梳理作品谱系、厘清版本差异、重建发表路径，提供更可靠的一手依据。
手稿最珍贵之处：
它保留了“写作如何发生”
出版物当然干净利落，却也往往把过程抹平。手稿不一样，它把“写作如何发生”留在纸上：哪里加一句、哪里划掉、哪里用括号补一段、哪里用破折号改节奏，甚至剪报贴稿如何拼贴、如何重组，都看得见。读下来会发现，林臻写得顺，改动不算多，但他会在关键处动刀——不乱改，改就改在要害。这些痕迹等于把他如何取舍、如何推敲、如何定稿，直接摊在读者面前。
其中，小说〈黄昏〉（1956年2月）是林臻家属捐赠给图书馆、现存最早的手稿之一。对研究者而言，这类早期手稿尤为珍贵：它让人看见一个作家在尚未定型之时如何练笔、如何摸索自己的声音，也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新加坡华文文学在那个年代的写作现场。
更令人动容的是，馆藏亦包含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手稿。林臻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乘愿再来，老三！》的手稿亦在其中——文章后来刊登于《怡和世纪》第54期（2024年12月），写的是对怡和轩前主席林清如（1937-2024，2024年10月逝世）的追念。读到这份手稿，会很直接地感觉到：他写到最后一刻，文字仍稳，语气仍清；行间的小改动，也把一个写作者临到终章时的专注与情义，原原本本留在纸上。
让它“活起来”：
从纪念物到可引用的公共资源
这一批资料跨度极大，从1950年代至2024年：手写原稿、文章与剪报、照片与书信。有些你读过，有些从未结集，有些也可能从未面世。这样的材料若长期停留在私人空间，其实很脆弱：一次搬家、一季潮湿、一个角落的虫蛀，都可能让它永远失去。家属愿意捐出，某种意义上是在与时间赛跑，把“可能消失的”尽量救下来。
但更关键的，不只是“救下来”，而是“让它活”。手稿一旦数字化并开放，就不只是纪念品——它会成为可以检索、可以比对、可以引用的公共资源：读者多了一个入口；研究者多了一整套材料；教师在课堂上讲新加坡华文文学，也多了可直接展示的第一手文本。
图书馆亦借此呼吁：希望未来有更多本地作家与家属考虑捐赠或出借手稿、书信、照片与相关文献，让这些原本分散在私人空间、最容易散佚的写作遗存，能更系统地保存与整理，并拥有更长期的开放路径——通过Digital Gems，让本地文学不仅更容易被本地读者认识，也更方便世界各地的课堂与研究引用、对话。
纸页会老，墨迹会淡；但只要还能被读、被研究、被引用、被讨论，它们就不会真正沉没。林臻留下的，不止是作品，还有他对阅读与写作的耐心，以及他与这座城市长长的对话。如今，这些对话将以更可抵达的方式继续进行——在图书馆里，也在屏幕上。
尾声：
让光继续走下去
最后想用一段话，简单总结在整理这批手稿时的几项发现，并再强调它们之所以值得被保存与开放的原因。
这批材料让我们得以更“具体”地认识林臻：不只看到他写了什么，也看到他如何写——二十多个笔名的使用脉络，以及行间增补与少量改动所呈现的修订习惯，都清晰可辨。这些细节为未来梳理其作品谱系、厘清版本差异、追溯写作与发表路径，提供了可核对的一手依据。
更重要的是，手稿把“个人写作史”还原为可检索、可研究、可教学的公共资源。成书或刊登的作品往往只留下最终定稿；但手稿保留了过程、选择与犹豫，也保留了一个作家在特定时代里如何观察社会、如何组织语言、如何与读者对话的痕迹——这些“来路”，正是文学史、报刊史与阅读史最需要，也最容易散佚的部分。
因此，这次数字典藏上线的意义，不只是“展示一位作家的遗物”，更是把一段仍在场的文化记忆，郑重交由公共机构长期保存，并让更多人得以使用、验证与延伸研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研究者与读者，能在这些纸页与墨痕之间继续发现、继续对话，让林臻先生的文字与精神以新的方式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
作者为国大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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