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纵横看 文明与挑战

近期到英国旅游，主要游走在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地区，因为是第一次到访，特别带着探索的心情，结合此前几年在欧陆几个国家的旅游体会，有一些相当深刻的感受，值得一记，其中有可从纵向与横向审视之处。

英国无疑是个古老文明，其文明史一般从公元1000年左右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开始，因此被称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他把法兰西文化带入英格兰，让法语成为英格兰上层社会的主要语言，也推行了封建制度，奠定了土地制度和法律的基础，深刻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

从历史纵向来看，英国过去近千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大事，决定了它作为现代主要文明国家的本质，甚至因此成为牵引现代世界走向的重要国家。

其中最主要的大事莫过于1215年约翰王在贵族胁迫之下签署了《大宪章》。这在当时只不过是贵族与国王争夺税收等的现实利益问题，也很快被约翰王翻脸不认账，但随着国王去世，儿子亨利三世继位，贵族在十年后的1225年强迫亨利三世重新签署发布新的版本，才大事底定，让国王和王室比较收敛，更加懂得尊重贵族的意志。然而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大宪章》作为一份简单扼要的文件，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英国人重视，或者被当成什么宝典，只不过是贵族用来牵制国王和王室之间的一份与税收等事务处置相关的协议。期间为了彼此利益，还反复被修改、否决甚至忽视。

大宪章原件

在这方面可以看出，英国的封建领主制度造成王权不能无限扩大，当时看来可能无法快速凝聚国家，但却是后来英国民主权利得以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建立的关键。

直到300多年后，一名极重要的法学家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在国王试图建立绝对王权因而与议会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搬出《大宪章》并赋予它神圣的地位。他引述《大宪章》的精神，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权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理论。科克同时起草了《权利呈请书》（Petition of Right），被后世视为与《大宪章》和后来的《1689年权利法案》同等重要的权利性文件。这期间，无论是国王与贵族间的内战或是光荣革命阶段，《大宪章》开始被重视和频频引述，作为人民反对王权专制的法理依据，从而奠定它作为现代国家宪政体制的基石和宪政主义的道德基础。

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次年提出的《权利法案》，推动议会至上的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英国无法再回到君主专制时代，国家实权掌握在议会手中，开启现代民主政治的雏形。

议会至上的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后，争取了几百年的财产私有、契约制度、企业投资等等都有了更明确的保障，这对鼓舞民间产生企业家精神和积极投资都有积极正面的效果，财富的快速累积、金融市场的建立，更有助于科技的创新。科学革命和机械改进与发明在专利保护制度的建立下，呈现蓬勃状态，由此诞生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

从纵向考察可知，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与前期的政治制度深刻变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制度、资源、市场、资本、科技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国力随着人力与物力的提升而壮大，也开启了后续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时代，进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对教育的重视影响深远

与这些历史进程同步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人的高等教育。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历史与“征服者威廉”时代差不了多远，都有近千年的历史。早期的教学多与教会有关，涵盖神学、哲学、逻辑、拉丁文，但也包括数学逻辑、法学和医学，因此很早就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这些学问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进一步演进扩大，特别是古腾堡印刷技术出现后，思想传播更快，人文主义迅速兴起，深具批判性的科学精神、学术研究持续扎根。这些发展都促使英国知识阶层不断扩大，各领域的人才鼎盛，推动了工业革命与现代化进程，也帮助大英帝国的扩张与强盛。

回头审视英国殖民主义历史，与其他欧洲列强对比，虽然同样少不了血腥镇压、剥削等等劣迹，但英国被史家评价为对被殖民者更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主要便是体现在它所传播和建立的普通法体系和民主制度，以及对殖民地教育的相对重视。此外，英国在自由贸易理念和商业规范方面的落实，也为很多前殖民地立下典范。这些都与英国国内各方面的理性发展密不可分。

进入20世纪，帝国开始走入斜阳余晖，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摆脱殖民主义的风潮把帝国拆解得四分五裂。但这时候的英国并没有陷入惊恐慌乱，反而是在大方接纳前殖民地人民诉求的过程中，维护了自己的大国风范。

这样说绝对不是有崇洋（崇英）情结，而是从历史事件与考察当地人民相处过程中的体会。

20世纪初的第一次政党轮替让英国社会开始接纳左派主政，也标志着左派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兴起后，到20世纪工党的成立、壮大终至掌握国家权柄。左派政权推进的福利主义国家制度化之后，深刻改变了英国的面貌，也迫使我们必须从横向去审视它的前景和挑战。

牛津叹息桥

社会的宽容能有多大极限

近代以来，和其他国家的左派主张类似，英国左派也强调社会经济平等、多元文化认同、国家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有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造理念，但是最显著而经常成为选举焦点的是福利主义和移民政策。

福利主义常为右派或保守人士诟病，但从数字上看，英国现行每年福利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上下，相对稳定，不至于出现崩溃的问题。

另一个深受关注的问题是素质比较低下的移民，他们有些来自非洲和南亚地区，也有东欧落后国家来的，一些人并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足够教育，甚至住了很久都不能用英语沟通。犹有甚者，一些穆斯林移民以组织和团体的姿态，从地方到中央积极参政，进入议会和政府，表面看体现了英国制度的包容性——走在伦敦街头确实感觉到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

但一些现象不能不引起关注，有些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公然放话要改变英国体制，取代白人建立回教政权。这些姿态激起了白人社会特别是保守势力的巨大反弹，近年来，时有族群冲突事件上新闻。在伦敦某些地段的街头，也能看到黑人与白人因口角或不知何事，爆发激烈对峙和叫嚣，口水之中充满无法和解的嫌隙，甚至从黑人口中听得出的被迫害感。

宽容是一道美丽的社会风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或哪一个角落。但是一个社会的宽容，界限如何划定，会决定宽容这种德行能延伸多远。在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社会，人们在多方面都有共识，宽容的践行自然广而且深，也能走得更远。但在同质性低的多元社会，如果社会教育工程不足或者控制力失去平衡，宽容就容易变成蛋壳，轻易被打破。

作为老牌的文明国家，英国历史上为自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了很多正面典范，也留下不少血泪教训。对英国人来说，或许觉得历史上的很多知识与经验，足以帮助他们度过不同的政治社会挑战与困境，化解不同的问题。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智慧与能力，祖先能解决的问题，子孙未必能够；子孙面对的挑战，祖先未必能看懂。在问题变大和办法出现之前，没有谁能告诉自己，一个国家的复杂问题该怎么解决，找谁来解决。即便在二战正酣时临危出任首相的丘吉尔，也没有把握打败希特勒啊。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