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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诊断的积极作用为何难以发挥?

徐海娜
11分钟前
讀畢需時 7 分鐘

 

每当我说起特殊教育话题,总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个“非常小众”的话题,言外之意,就是这不值得花很多时间去讨论,或者占用公众注意力。但是,它真的很小众吗?真的不值得我们的社会重视吗?

 

根据新加坡有关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医院、研究机构等)的统计,新加坡大约每100到150名儿童中就有一名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ADD)的本地发生率是儿童5%-8%;成人2%-7%。读写障碍(Dyslexia)的本地发生率没有统计数据,但世界范围内的发生率是总人口的4%-10%。此外,还有其他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情形,包括各种残障、各种早期发育障碍,以及罕见病等等。加总起来,需要特殊教育的人口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比例,所以,怎么能说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

 

最早接触孩子的早期教育工作者,可能对此感受更深,因为他们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在家长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面对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这是他们日常工作中一份不容易被看到的压力和挑战。新加坡一所本地大学有一个硕士项目,学员很多都是现职幼儿教育工作者。我在一次受邀为他们举办讲座时,被他们学习的热诚深深打动,反过来看,就是他们太需要特殊教育方面的支援了。这些老师们提出了很多现实问题,甚至有的老师自己班上就有5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与支援,每天似乎都在“单打独斗”。这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也是未被社会察觉到的职业压力。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无法再用“小众话题”四个字来掩盖问题的迫切性,而需要把这个话题一次次地带到公众面前。

 

诊断的积极沟通作用难以发挥

 

我本人育有一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孩子,并亲身经历了香港和新加坡两地诊疗流程和融合教育模式的差异。同时,我也拥有特殊教育文凭和精神疾病照顾者的相关培训证书,并在特殊学校实践和服务过。我想从我的经验出发,分享一下相关心得。对于特殊教育来说,诊断,往往是第一步。诊断本身不是为了标签,而是起到一种积极沟通的作用。可是,在新加坡,诊断的积极沟通作用经常发挥不出来。

 

面对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时,有时,家长一方和老师一方总是各说各话。老师觉得家长没有就孩子的各种行为和情绪问题积极寻求诊断和治疗,也不配合学校的建议作出改善;家长觉得老师总是针对自己的孩子,总是小事化大,吹毛求疵,觉得老师建议带孩子去看医生就是对孩子有成见,想把孩子标签化,同时质疑老师没有注重改善教育方式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谁说的都在理,但争执的最后,可能导致孩子、老师、家长三输。那么症结在哪里?

 

到底要不要诊断?诊断后要做什么?家长和老师围绕这些问题,长期烦恼不已。本来,诊断是有积极沟通作用的,诊断结果可以帮助有关人员迅速掌握一个孩子特殊的身心特质,然后找出适合的教育方法。有了诊断,就可以让老师、学校、医生、家长知道要往什么方向去协同努力。诊断不是标签,而是可以解释和揭示显而未见的以及潜在的特殊需求。但是诊断的积极沟通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我观察了许多年之后发现,问题不在老师,也不在家长,而是在于诊断的流程设计,以及社会教育与家长支援、教师支援的缺失上。

 

诊疗程序缺乏人文关怀

 

一些朋友在自己的孩子疑似有特殊教育需求时,的确按照各方建议去看了医生。但是,有的说,老师直接说孩子有问题,让看医生,医生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但家长心中疑云重重,难以接受。有的说,医生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给孩子贴了个标签,做家长的好怕医生误诊。

 

大多数家长甚至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自闭症谱系障碍”、“大脑执行功能缺陷”等是什么意思,就已经被推向了决定是否申请特需资源、是否进入特殊学校或者融合教育通道的十字路口。

 

新加坡的早期诊疗程序,没有给父母足够的缓冲时间,也没有对父母进行足够的认知教育和心理建设,因此导致很多父母难以接受。诊断不仅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有时还变成了加深误解和冲突的导火索。

 

我过去曾在香港生活十年,我想举一些香港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一点有多重要。在香港,教育局要求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要及早识别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所以通常是这些老师先发现有问题,然后就推荐家长带孩子去政府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鉴定。该中心会对孩子进行综合评鉴,给出初步结论。有了初步结论,政府就会安排孩子到指定的早期治疗中心做密集训练和干预(包括一对一的认知治疗、言语治疗、职能治疗、物理治疗,以及面见心理学家和社工等),这是一种只象征性收费的政府福利。父母至少有一方必须陪同,向早期介入的治疗师学习如何帮助孩子。重要的是,不仅父母要陪着孩子学习,父母也必须去上课,参加父母学堂和出席讲座,并且检测中心的资料室会借书给家长看,让家长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对完全陌生的领域建立基本认知。大约一年以后,再在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给出正式的诊断。

 

虽然香港政府主观上并没有想拖那么长时间(一年)才给出儿童精神科的正式诊断,而是因为轮候服务的时长使然,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缓冲地带。父母在拿到孩子的正式诊断之前,已经具备一定的认知和对特殊教育的理解程度了,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同时,在儿童精神科给出正式诊断之前,就开始根据初步诊断进行密集式的早期干预,孩子6岁前的黄金疗愈期也就没有被过分耽误,家长看到孩子的进步也会对治疗抱持积极态度。同时,先干预一段时间再看孩子的情绪、行为、认知去判断情况,也是一个让家长觉得更放心、更认可的程序。

 

新加坡诊断太快也是问题吗?难道不是因为新加坡医疗资源更充足吗?当然,我们不是质疑这一点,也绝不是质疑医生的专业程度。医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案例,两个小时已经足够做出一份专业诊断了。但这种涉及精神健康的诊断,需要考虑的还有家长的心理。毕竟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医生的专业判断,无法在短时间内让家长接受;对家长,也缺乏相应的知识普及和心理辅导。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对于家长来说,要接受这样一份诊断需要怎样的心理准备才行。

 

这种流程设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是专业的,你听我的就对了。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一种“专业主义的傲慢”,不是不专业,而是缺失了其中最重要的人文关怀。医生是专业的,但是政府机构围绕特殊教育的整个鉴定和诊疗程序的设计处处体现了一种专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傲慢,似乎不屑于解释更多,这也是一众家长感到特别难以接受的重要原因。如果诊断能配合更多的解释和家长培训,以及加入社工的辅助,家长可能就更容易接受。哪怕做不到像香港一样全面的、父母直接参与的早期密集干预,也能让父母接受起来更容易一点。

 

社会教育与支援的短板

 

香港的做法,值得一提的还有,无论是在检测中心,还是在早期治疗中心、诊所、医院,在等待区都有相应主题的儿童读物,以及父母读物,我还在医院里的等候区见过日本的《与光同行》自闭症主题整套漫画书。很多家长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阅读相关专业书籍,并且还有资源图书馆可以借阅。这点新加坡做得远远不足,在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等候区,很少能看到相关读物。这也是社会教育短缺的一环,大众和家长都甚少渠道建立对特需学童的基本认知。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背后却是普及知识理念的缺乏,以及同理心的缺乏。

 

此外,香港还有社工可以随时求助,还有不少社会机构为家长提供各种支援,包括心理支援。他们会设计各种关怀家长的活动,包括组织特殊家庭外出游玩活动,组织看护特殊孩童、为父母放一天假让父母约会找回亲密关系为目标的活动等,并不时开展游戏治疗、社交小组等项目让特需儿参加。新加坡也有家庭社工,但数量不足,也很少宣传。同时,非政府组织也不像香港一样活跃,能深入到社区中去提供具体的服务。甚至很多人在新加坡生活超过二十年,都不知道自己的社区有家庭社工,更不知道有哪些社会组织可以求助。

 

总而言之,关怀缺失,家长犹如孤军奋战。没有缓冲、没有教育、没有认知的提升、更没有安慰和其他心理支援,也导致家长无法正确认识诊断的积极意义。同时,很多普通老师缺乏对特殊教育的认识,以为学生有问题,交给医生和咨询师就好了,甚少主动调适教学,有的认知水平甚至还停留在“对特需生的调适就是对其他学生不公”。学校和教育局层面对于融合教育的理解与支援也严重不足。所以大家才会对这件事抱有一种负面的态度,乃至陷入相互指责。

 

其实,日后随着AI的全面普及,很多技术性的工作,包括诊疗工作、咨询工作都可以被高度自动化,AI也可以成为老师和家长在面对特需学童时的有力工具,“人文关怀”反而会成为人类专业人士的“护城河”。算法可以给出精准的逻辑判断,但只有人类能提供基于直觉、伦理和情感的深度关怀。失去专业主义的人文关怀是廉价的同情,而失去人文关怀的专业主义则像是冰冷的机器。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与合作。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是美国医生和公共卫生先驱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的墓志铭。它表达了医学的本质,医学有其局限性,不能治愈一切疾病,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确,真正的专业主义,就是要把相应的人文关怀考虑进来,尤其是精神健康方面的诊疗。特殊教育,则更需要全校,乃至全社会参与进来,去理解去帮助,才能真正建立共融环境。

 

作者为童书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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