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KIV阅观新象》及《归心思笺》·访问沈安德教授

沈舒按：

沈安德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及翻译科技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翻译理论、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中英翻译史，近年的研究重点包括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著有Conceptualising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2023年）及Translating China as Cross-Identity Performance（2018年）。1999至2001年，沈博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主编《点滴》（2001年）、《KIV阅观新象》（2002年）及《归心思笺》（2002年）三个英译华文文学选集。本访问稿经沈教授审阅定稿。

日期：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3时30分至5时15分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沈安德教授办公室

沈：沈安德教授

舒：沈舒

舒：今天很高兴与沈教授谈谈三个新加坡英译华文文学选集：《点滴》、《KIV阅观新象》及《归心思笺》。首先，请沈教授忆述学习中文的经历。

沈：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九八二年，我是波士顿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Department 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本科一年级学生，主修英文及法文。波士顿大学有一项规定，每位本科生需要修读所属学院以外的三门课，共九学分。因此，我需要修读一些社会科学院的科目，以及科学院的科目。我对历史有兴趣，而历史系刚好属于社会科学院，于是上学期我修读了历史系的日本历史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都学习美国史，也学习一点欧洲史，但对亚洲历史全无认识，因此我决定修读日本历史。这个日本史课程由 Prof. Merle Goldman 教授。她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史及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尤其深刻。我喜欢她上课时，采用互动的教学方式，因此下学期我再修读她的中国历史科。修读期间，我发觉对中国的兴趣更甚于日本，于是学期结束时，对Prof. Goldman说我对中国有兴趣，希望学习中文，并且研究中国，不过她摇摇头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你要肯定自己对中国研究有兴趣才好，否则将来只会后悔。”二年级时，历史系因教学人手不足，没有开中文课，因此我没有机会学中国语文，但修读了一门中国政治科。三年级时，我因为主修法文，决定用一年时间到法国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作交换生。我记得在迎新时，负责人问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有什么特别要求，譬如学习法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我问他们有没有中文科，她说有，我就开始在法国学习起中文来。我记得课本是来自中国的，但以法文来教授中文，而教师是来自台湾的交换生，兼职教中文。这就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经过。一年后，我返回波士顿大学，人文学院终于成立中文系，我可以继续进修中文。

一九八六年，我本科毕业后，申请研究院时，最初考虑修读英文系，但我的指导教授 Gerald Fitzgerald 对我说：“你主修法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英文系不会考虑你的申请。”他建议我修读比较文学。因此，我申请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组，因为余国藩教授在那里任教，我亦取得奖学金，修读一年制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对余教授表示，希望继续进修中国文学，但考虑到我的中文水平，应该到华人地区生活一段日子，掌握好中文。他同意我的想法，先学好中文，再回来跟他做研究。于是，我到了台湾大学的 “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y，一般称为 ”史丹佛中心”）学习中文。大概半年后，我发电报给余教授表示想多逗留一年，他回电报给我，表示没问题，又叫我掌握好中文才回来找他。我在台湾生活了两年，学习中文，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前后用了九年时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History, Mystery, My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Baija Gongan” and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包公小说与福尔摩斯小说的异同。一九九八年毕业后，我获台湾师范大学翻译课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奖学金，专研华特 •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最后我写了一篇论文“Walter Benjamin’s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d His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 和组织了一次题为“Walter Benjamin and Translation”的工作坊，研究班雅明与翻译的关系。后来，我重新整理这篇论文，改题为“Revisiting Walter Benjamin’s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light of his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 发表，并于二○一一年获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颁发 Vinay and Darbelnet Prize。

舒：请分享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始末。

沈：一九九九年我完成博士后的工作，九月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聘为讲师，负责设计系内的翻译课程。他们聘用我，就是想扩展中文系的翻译课程，由最初一两门翻译课增加至五门课，供中文系本科生三加一学制中第四年荣誉学士班学生修读。

图：沈安德教授受访时摄

舒：请谈谈出版《点滴》（二○○一年）的缘起。1

沈：我设计的本科生翻译课程，由第一年至第三年以授课为主，另有功课发给他们温习，到第四年则以专题研习为主，学生需要主动掌握学习进度，最终完成专题题目。第一届专题研习计划只有八位学生，而《点滴》就是这项计划的成果。《点滴》绝大部分的出版工作如联络作者索取版权、联络出版社和代理商、申请资助支付出版费用、输入和校对文稿、封面设计等都是由学生处理，我只负责英文审阅和制定出版日程。

舒：《点滴》的主题“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危机感”是由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王润华教授所提供的，请问沈教授如何理解这个主题？

沈：一九九○年代后期、二○○○年代初期，每一位在新加坡生活而且说华语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危机感，主要原因是当时新加坡政府重英轻中的政策，即英文是第一语言，而中文只是第二语言，希望将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城市，扮演国际贸易的中介人角色。对于相对弱势的中文社群来说，他们自然觉得有危机感。另外，一九八○年关闭南洋大学事件，或者严格来说是将南洋大学合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产生华族文化危机感一个极之重要的源头。我每次与当地华人讨论华族文化时，他们必定提及关闭南洋大学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影响。

舒：如何选定《点滴》收录的十二位作家，即朱德春、郭永秀、华之风、梁文福、梁钺、林高、南子、黄孟文、伍木、希尼尔、英培安和张辉，以及他们的文章？

沈：我对学生说：你们负责专题计划，首先选择作者和他的文章，然后在课堂上报告这些作品，经讨论后才着手翻译，务求入选的文章符合一定水平，太困难的和太容易的作品都不合适。因此，《点滴》收录的作品，都是学生有兴趣翻译的文章，而收录的作家是学生决定的，非由我决定的。其中，不少作品来自《联合早报》文艺副刊，因为都是他们容易接触到的文章，亦有部分选录自单行本，譬如何嘉敏同学翻译英培安的作品，既有《联合早报》的文章，也有单行本的文章。这些学生主修中文，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有相当的认识，也熟悉当地的作家。当然，他们选择的作品都是围绕“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危机感”这个主题的。《点滴》的封面图片都是学生设计和拍摄的，旨在表达为新加坡逐渐消失的中华文化传统打点滴的意思，希望让它“复活”过来。

后来，我编《KIV阅观新象》及《归心思笺》时，二书收录的作家和作品也都是学生主导的。

舒：请谈谈《点滴》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有哪些特点。

沈：这本选集除了在内容上表达“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危机感”这个主题外，还在形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譬如中英双语对页印刷的版面设计。

舒：请问编纂《点滴》有什么困难？

沈：在这项出版计划中，我担任类似顾问的角色，具体的工作都由学生负责。最困难之处就是要求学生按计划日程完成工作。第一届的情况尚好，但第二届较难控制，因为后期我已离开了新加坡。另外，我负责修订学生翻译的英文稿件，部分文章的水平未如理想，工作量很大。我们收录的作者中，不少双语能力都很强，其中有作者对我们的英译提出严厉批评，亦有作者要求看过我们的英译才同意出版，因此部分《点滴》的文章为符合作者要求需要重新翻译。尽管如此，我们选译的作品最终全数收录在《点滴》一书中。

舒：沈教授认为《点滴》的出版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意义何在?

沈：《点滴》虽然是第一本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危机感”为主题的文学选集，但当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相当可惜。《点滴》出版后，我们在坐落 Orchard Road 的 Select Books（由Dan Feng Tan营运）举办过一场新书发布会，当日参加的人数不多，学生都感到很失望。

出版《点滴》的用意，是希望英语读者通过这些翻译作品认识新加坡华文文学，可惜英语媒体没有什么反响，我们未能达成这项目标。

舒：请谈谈《KIV阅观新象》，2 以及《归心思笺》的出版缘起。3

沈：《点滴》顺利出版后，学生都很兴奋，因此报读第二届专题计划的学生增至十七名，需要分开两组，而《KIV阅观新象》和《归心思笺》就是这两组学生努力的成果。二○○一年，我要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书，来不及见到此二书出版，就离开新加坡了。

我在新加坡任教期间，认识了不少当地的作家，包括英培安、柯思仁、林松辉、梁文福、黄浩威、王昌伟等。毕竟，西方学者对新加坡华文作家的关注不多，更不要说翻译他们的作品，因此他们都很乐意与我讨论他们的作品，以至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话题。对我来说，这些联系与交流增加了我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认识，获益良多。

舒：沈教授在《KIV阅观新象》〈前言〉论及身份认同的问题，以及“Sinese”的问题，原因何在？

沈：正如《点滴》一样，我要求学生选择有兴趣翻译的文章，但与《点滴》不同的是，这次我没有设定主题。当学生提交文章后，我发觉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与“Sinese”（Singaporean Chinese，即新加坡式华语）有关，其中所涉及的身份认同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因此我在〈前言〉中以“Sinese”这个新词来概括这个现象。我相信，大家对‘Singlish’（Singaporean English，即新加坡式英语）不会感到陌生，但对“Sinese”的讨论比较少，尤其是华语如何受到英语、马拉语、淡米尔语、福建话等影响，我希望藉着《KIV阅观新象》这本书引起一些关注。

舒： 沈教授在《归心思笺》〈前言〉中说：“在文学作品中，涉及作家离乡背井，以远距离观察、评论祖国的作品，相当常见。而爱上异乡，倾向回顾与批评祖国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沈教授认为《归心思笺》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将新加坡与作者居住过的城市或国家作比较的原因何在？

沈：在《归心思笺》收录的作家中，有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新加坡定居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比较中国大陆与新加坡两地的观察和体验，既有赞赏也有批评，正常不过。我作为外来者，发觉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藉此了解新移民如何融入新加坡社会的课题。

舒：新加坡学者张森林博士在〈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说：“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身为法裔美国人的James St.Andre (沈安德) 就不认为被他族／他国同化有什么不妥：‘美国与新加坡一样，是个移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文化的交流摇摆于同化与追根溯源之间。因此identity常被挂在嘴上。虽然我的祖先是法国人，但是我的家人被美国同化，甚至到了大家都不说法语、不煮法国菜、不庆祝法国节日或到法国旅游的地步。’沈安德认为，身为一个美国人，他认识许多不通晓华语的华人，因此他不认为‘华语—中华文化—华人身份认同’这三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他说：‘原因之一是我不相信‘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我也不认为种族与文化认同之间有着一对一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西方学者视文化同化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必然的趋势，相信中国学者甚至是犹太学者对于这种与他们普遍认知中的‘认同’概念大相径庭的看法是很难苟同的。”4 请问沈教授对张森林博士诠释“文化同化”的观念有何反应？

沈：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华人非常重视他们的语言，甚至认为语言认同就等于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对他们来说，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三者有内在的联系，而且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对语言认同的威胁，就等于对文化认同及身份认同的威胁。因此，失去语言，就等于失去文化、失去身份。不过，我认为这是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建构出来的世界观，事实上并非必然如此的。从更宽广的层面来说，我认为“文化”和“社会”的观念都是建构出来的，而非独立自足的存在。我与张森林博士对语言、文化和身份不同的理解，正好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世界观与中国文化的世界观的不同。

舒：二十年后回顾这项翻译计划，沈教授认为这三本选集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局限？沈：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很满意当年设计的专题研习计划，以及出版了三本选集，尤其是收录的作家和文章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翻译水平不俗，并呈现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某些主题和特点。至于局限方面，这三本选集未能吸引英语读者，因为他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危机感”、“Sinese”等主题兴趣不大。今天回顾这项计划，假如要吸引英语读者认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话，我们需要选更多不同的文章才能完成任务。

舒： 谢谢沈安德教授与我们分享了《点滴》、《KIV阅观新象》及《归心思笺》三本英译华文文学选集的出版始末，以及其中牵涉的文化议题。谢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1 沈安德编《点滴》。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二○○一年。

2 沈安德编《KIV阅观新象》。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二○○二年。《KIV阅观新象》收录了二十位作家的作品，包括非心、柯思仁、梁文福、吴伟材、沈帼英、吴庆康、韩咏红、流苏、黄嘉豪、黄叔麟、彭飞、尤金、白荷、希尼尔、南子、心珍、沈鹰、胡月宝、蓝雨和谢裕民。

3 沈安德编《归心思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二○○二年。《归心思笺》收录了十三位作家的作品，包括李慧玲、王昌伟、凌雁、吴伟材、吴庆康、林秋霞、陈志锐、黄浩威、殷宋玮、莫河、林高、柯思仁、慧如和蔡深江。

4 伍木〈绪论〉，收入风沙雁、伍木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二○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