泅于艺谈何易——从“吃头路”到石书画

浩文
1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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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人生涯向书店、画廊业转型，从“吃头路”（打工）到下海，一步接一步，节奏愈来愈快。1985年2月正式辞去报馆工作，一头栽进画廊业，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回望来路，每一步虽不同，却始终与知识、创业、兴趣和好奇心相连。职场性质各异，而主线未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常往来新加坡与福州，曾涉足武夷山、南平、琼海、北京等地的小型房地产接触或洽商。但真正让我心之所系的，依然是艺术。画廊创办之初能否生存，心中无数，曾试图借助外力拓宽画廊空间，但一筹莫展，只能在陌生的艺海中浮沉。然则，泅于艺，谈何易！

如何步上画廊生涯

离职前，报业自主防线已不复存在。星洲与南洋合并为“一言堂”，离开是非之地已成定局。那年我43岁，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终于交汇。下海是必然，何处下海是偶然。1984年发生的两件事，为我指明未来方向。一是有人破天荒在乌节路文华大酒店举办一场大型寿山石展，报章宣传铺天盖地，令人神往。另一是我携家人首次回福州探亲，对家乡出产的寿山石和田黄倍感神秘和惊喜。

我三岁丧母，被送回福州城门外村庄，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1951年才回到新加坡，那段深埋心底的血脉与乡缘，34年后终于苏醒，引导我宿命般走入艺术与画廊之路，开启五味杂陈的后半生。初衷其实很单纯：引进家乡的艺术品，既是一种回馈，又能扩大生活圈子，广结善缘，何乐而不为？至于盈利，并无概念，更多是凭一己的性情和兴趣，能生存便是胜利。既然必须逃离报馆，不如索性投身那深不可测，无边无尽的海域吧！我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励，一往无前，不留后路。

创业离不开福州缘

画廊的创立，缺的是天时地利，有的只是个人傻劲和决心。那时全球经济不景，妻舅在乌节路幸运大厦有间空置小店，租户欠租离去。他愿出资十万元，各占一半，我们那份是借款。画廊取名“兴艺”，一为纪念邢家（Heng）姐弟之情，Heng与“兴”发音相近。二受香港华润公司属下工艺品公司“艺林”（artland）启发，便注册为Hengartland。中文名“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部分灵感来自最早接触的福州“东方书画社”。

记得1984年底，我和妻乘三轮车初访福州市区，在五四广场偶见“东方书画社”旧楼招牌，被深深吸引。果然是一处文化宝地，略显凌乱，一个瘦个子中年人正埋首整理着什么，我趋前自我介绍，他抬头微笑道：“正忙于搬店，新址在五一路大街，欢迎下次光临。”我在店内浏览一下，墙上挂着书画，架子上堆放宣纸等文房用品，柜子里稀稀落落摆放着印章等小东西。其中最吸睛的是张云虎的微雕，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密密刻几百字的唐诗，我买下来，算是此番来福州的信物，从此与书画社经理梁桂元结缘（图1）。后来曾邀他到新加坡、砂拉越等地办展，一直保持联系。直至几年前他因患胰腺癌，生命垂危，我到医院探望，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缘起缘灭，唏嘘不已。

明确定位寻出路

创业初期，货源主要来自香港、广州、福州。从香港“艺林”购入瓷板画、景泰蓝、文房四宝等，从广州买到一般水墨画、石湾陶瓷人物，福州“东方书画社”提供名家书画、寿山石雕、画册。开业当天，报馆旧同事和同学纷纷前来祝贺。然因经验不足，定位不明，货品芜杂，名画又无销路，生意毫无起色（图2）。更糟的是，十万元本金很快就耗尽，现金流告急。屋漏偏逢连夜雨，经济低迷，门市惨淡，我只得到东陵手工艺中心外的空地摆摊，每天租金20元，入不敷出，难以为继。遇到天不作美，七手八脚收拾货品，塞进破烂货车，仓皇收兵，狼狈不堪。半路大雨滂沱，前景阴晦。去日苦多，却也磨炼了意志。

1985年底，苦撑一年，画廊尝试转型。租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二楼展厅，首次举办“迎新艺术精品展”推介名家书画、寿山石雕、印章，并联合福州东方书画社、福建省对外艺术公司、香港中国书画用品公司，出版以“迎来艺术的春天”为题的展览图录，封面题字是我离职前的上司，《联合晚报》总编辑陈正先生撰写的。（图3）

展览是求变的起点，却未能扭转颓势。日子并不好过，平日还得靠复印文件补贴水电费。我开始认真思索画廊的方向，得出几点体会：1.明确画廊的定位，突出重点，发展独特性；2. 不论处境如何，不忘初心；3. “艺海茫茫苦作舟”，迎难而上；4. 忠于职守，待人以诚；5. 追求画廊、画家、藏家三者共赢。方向既定，无惧坎坷，屈指40载“八千里路云和月”，不敢稍有懈怠。

筹备“神童”阿西画展

逆境之中，迎来一抹曙光，1986年，经国大中文系陈荣照教授引荐，与桂林“神童画家”阿西的父亲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决定同年12月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为他举办个展。阿西原名谭文西，是改革开放之后，福州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李骆公在桂林培养的“神童”之一，五岁开始专注画猫，生动传神，童趣盎然（图4）。那年他13岁，画作上了邮票，颇有名气。幸得本地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给力，同意协办。

然而，要在新加坡举办外国人的画展，困难重重。首先是签证与出行安排。那时签证分为三类：探亲、旅游和工作。探亲签证是一张白卡，需由亲人寄往中国。工作签证手续繁琐，不易批下。我们只得变通，申请旅游签证，获批后，文件由移民厅直接寄往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这对从未出过国的画家父子而言，宛如“瞎子摸象”，不知所措。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我先买好往返机票，赴北京与他们会合。

北京机场惊险一幕

我们约好在北京亮马河新加坡大使馆碰面，取出签证，一同赴新。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机场，办理离境手续。柜台人员绷着脸，不屑地瞟了阿西父子一眼，总算把行李挂了号，要发出机票了。忽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大声嚷道：“签证过期了，进不了新加坡！”

晴天霹雳！阿西父亲的脸由青转白，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查了一下签证，有效期是两星期，刚好今天到期，却未过期。我告诉柜台人员，签证还是有效，但对方充耳不闻，坚持己见，为权威受到冒犯而震怒，下令把行李牌“摘”了，宣判阿西父子“死刑”，不让走了。此事关系重大。展览从请柬、场地、布展、宣传都已准备就绪，就等小画家出席开幕式和现场示范。少年阿西不知天高地厚，父亲陷于绝望，几近崩溃。我再三求见机场官员，却无人理会。焦急之际，忽见一位身材瘦削、面容和善的制服男子经过，忙上前说明情况。谢天谢地，他是个通情达理的官员，核查签证后立即下令放行。行李重新挂号，登机牌拿到手，终于化险为夷。真个是：小人得志无宁日。

第一次画展反响大

画展如期顺利举行，盛况空前（图5），展出阿西6岁至11岁的写意水墨作品数百幅，题材有单猫、双猫、三猫、群猫等，背景和形态各异，猫态可爱，生动有趣，轰动一时。这是一次大型画展，由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主持开幕式，场面热闹，气氛高涨。现场示范，记者采访，报章报道，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反响强烈。报馆还安排内部交流和示范，人头攒动，济济一堂。父母和孩子们有机会近距离欣赏阿西现场作画，惊叹连连，兴致极高。此次画展与其说是商业活动，不如视为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中国“神童”猫趣的强大魅力和新加坡观众的深度融入，进一步激发了本地学子对美术的热情。

主办当局以大众化的价格，售出数量可观的作品，既照顾到画廊和画家的合理利益，也让爱好者分享收藏的喜悦，对艺术的普及起了积极作用。画展不仅平衡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更实现了艺术家、画廊与公众“三赢”局面，提升了画廊的知名度。从筹划到收官，整个过程凝聚了各方的努力与心血，堪称画廊进程的重要一章。展览活动已然成为画廊的主要发展方向——1985与1986年各举办一场，1987年则增至三场，势头可期。

向综合性艺术展挺进

1987年第一场展览，是年中参与在仁定巷报业中心展览厅举办的艺术联展。我们的展棚推出名贵寿山石章、巧雕、书画、砚台等文房用品，其中三幅吴冠中水墨画，是福州东方书画社经理梁桂元从民间搜罗而来，十分难得。吴冠中，江苏宜兴人，早年从事油画创作，上世纪80年代初转攻水墨，擅长通过灵动的线条和笔触表现江南水乡景致，清新脱俗，别开生面。当时吴冠中的名气不大，一幅六平尺的作品新币8000元也无人问津（图6）。寿山巧雕方面，大师级林亨云的“北极熊”和林炳生的“吹群羊”，巧夺天工，令人惊叹，因价位偏高，也引不起人们购买的欲望。但是，展览毕竟是一个窗口，让公众打开视野，体验高端艺术的真、善、美，即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收藏家，我们也不特别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报馆在相当一段时间，对画廊业还是挺支持的，不仅在大厦内的展览厅举办公开艺术品展览会，提供展棚供画廊参加，收费低廉，而且在报纸刊登画展广告也只收半价，包括我们在内的多家画廊，都从中受益。

好事多磨开新局

为了弥补现金流的缺口，展览的脚步不能停顿。1987年12月中旬，兴艺与福州工艺品生产与供应公司合作，联办“福州特种艺术精品展览”，中方提供产品、包装、运输、底价，画廊负责收货、安排展览、赴新人员的签证、住宿、交通、定价、展后结算等事务。这次合作也险些泡汤，问题还是出在签证上面。此次中方派出6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寿山石学者方宗。我们把申请签证的资料及时呈给新加坡移民厅。签证发下来后，文件须从新加坡传到北京后再转去福州，经历一段长途“旅行”，后来才知道文件其实是“搁浅”在福建驻北京办事处。由于展期逼近，赴新日期在即，他们兵分两路，5人先抵广州候机，一人抱着两大盒福州年糕，上北京取签证。到了福建驻京办，因电梯故障，保管签证的人员正下楼外出，几乎擦肩而过，幸好保安人员及时提醒，他才上前拦阻，险些失之交臂。年糕换签证，一时传为佳话。拿到签证后，马上乘国内航班赶赴广州，第二天同飞新加坡。心情之紧张、过程之曲折，至今仍历历在目。

此次展览果然打开了新局面。一颗罕见的“银裹金”田黄，吸引无数眼光。雕刻家利用田黄石的银色外皮，巧妙地雕镂九条祥龙，盘旋于金黄底部之上，气势非凡（图7）。整件作品重达230克（约四两），俗谚“－两田黄一两金”，足见其珍贵！可惜本地藏家未出手，最终由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购得，珍品最终落户宝岛。另一件寿山峨嵋石《大群马》，高达1.7米，体积硕大，无法搬上二楼展厅，只得陈列在中华总商会入口处，气势雄伟，却无人问津，也无法退货。最终由画廊自购，暂存付费仓库。后来经友人介绍，被一位马来西亚同学买下，安置在芙蓉家中客厅。我们深怕运输、卸货和搬运过程有闪失，一路护送，直到马群平安到达，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欢声笑语中踏上归途，往返600公里，一次难忘的“护马”征程。

展品中还有出自名家的大型漆画屏风《三峡风光》、脱胎漆器、建白瓷、精美石章和圆雕，琳琅满目，现场篆刻表演令观众流连忘返。一批文革题材的白瓷作品，意外成为展览的“新宠”。当初中方视文革产品为毒草，拒绝出口。几经交涉，最后以现金买断，不另开单，才得以运出。其他货品则以代售方式展销，大大缓解了资金的压力。我们一如往常，薄利多销，实现“三赢”。此种“代售”方式，也由此成为我们今后合作办展的主要方式。展览期间，产品以优惠价格售出，为减轻参展者退货的压力，我们又动用部分利润，收购少量余货。存货增加了，利润减少了，却赢得了口碑——这正是画廊立身之本。

一次有意义的突破

半个月后，1987年12月底，我们在中华总商会二楼展厅又举办一场“福州东方书画社藏画及寿山石章展览”（图8）。东方书画社是我们在福州最早结缘的合作单位，经理桂元画家出身，眼光独到，既能组织名家书画，也能提供各类货源。不同的是，他的货品必须以买断方式交易。1987年上半年，他们赴香港举办寿山石展，领队是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一行人住在弥敦道三流旅社，以快熟面充饥，生活十分清苦。展览成绩不佳，许多展品滞留在港，有待处理，颇为棘手。

名画名石

我专程赴港参观，买下一件自己钟爱的寿山石雕“五子弥勤”，珍藏至今。过后我向梁经理建议，把展品转运至新加坡，以代销的方式，与先前积压的书画一并展出。此事颇费周章，后经福建省省文化厅批准，仍由副厅长本人带队，才顺利办成，时间虽仓促，但我们还是干劲十足，迎接挑战。除石雕和印章之外，展览还汇集了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钱松、陆俨少、吴冠中、黄胄、关良、郑乃、叶浅予、唐云、程十发、朱屺瞻、石齐、宋文治、谢稚柳、陈佩秋、李苦禅等名家作品，阵容空前。

当时艺术品市场依然不景气，展览效益一般。我们以心比心，善待对方，建立互信。展后他们决定余货交由我们代销，体现了对我们的信任。诚心和傻劲终于换来回报，更多单位和个人愿意与我们合作。画廊的展览次数，也从最初三年的5场，飙升至1988-1994后七年的43场。从第一个十年（1985-1994）迈向第二个、第三个十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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