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将南大推入“政治漩涡”？

林语堂夫妇与陈六使合影

新加坡南洋大学（简称南大，1955-1980）的创始人陈六使于1953年登高一呼，新马华社万众响应为创办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做出贡献。南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大时代历史背景下创立的，这就免不了会受到东西方冷战思维的影响。

英殖民地政府认为南大的创立有些政治因素，如英国殖民部解密档案CO1022的记录里，1953年2月18日时任新加坡总督尼浩（Nicoll）发给英国殖民部大臣的电报说，创建南大的计划有很强的华人民族主义的政治因素。他于5月19日和英国殖民部官员讨论南大问题时再指出，创办南大的缘起部分是政治原因，但重要的因素是“面子”问题。南大在新加坡建校，英殖民地政府对南大密切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政府也对南大感兴趣，这就与冷战的大时代背景有关。CO1022解密档案中，有一份关于南大在新加坡创立的密件，文件注明1954年4月26日于伦敦，虽然没说明来自何处，不过根据其内容应该是来自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该密件宣称，这机构似乎没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或台北国民党政府的控制，虽然一些美国华裔人士可能会被该学校聘用，但一些相信是对共产主义友好的人也已显示对这大学感兴趣。该文件说，美国国务院认为，防止该大学被敌对势力介入，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以友好的协助；南大的创办应该被视为受欢迎的，英国应探索其反共的潜能；美国与英国应合作防止不受欢迎分子颠覆该大学。上述资料说明，南大在创建之初即受到各方政治力量的关注和面对重重的压力。

在南大即将开学之际，林语堂于1954年10月2日由美国飞到新加坡出任南大第一任校长。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与南大执委会因办学理念的分歧闹得不欢而散，最终与他聘请的人员集体辞职，领取了由陈六使私人支付的遣散费离开新加坡。林语堂风波是南大建校工作中遭受到的一大挫折，但更不幸的就是，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马上在1955年5月2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Life）上发表一篇以“一个自由的堡垒如何被红色分子摧毁”（How a citadel for freedom was destroyed by the reds）为题的文章，以当年东西方冷战时期美国意识形态的思维，将他的辞职风波政治化，说成是一场“政治斗争”，拟将南大推入“政治漩涡”。

托人求校长一职

南大筹办期间，南大执行委员会在物色校长人选时，考虑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著名科学家林可胜（林文庆之子）与著名学者胡适。根据1956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林语堂知悉南大要聘请校长时，即主动要想出任校长一职。他在纽约通过与南大执委连瀛洲有亲戚关系的女士，恳请连瀛洲向南大执委会示意提名。

1954年1月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连瀛洲到纽约与林语堂洽商出任南大校长之事。“多方拜托，打通路线而由南大执委会正式提出聘请的”。林语堂于5月3日接受聘请。他于1954年10月2日到任时，就安排家人担任南大的重要行政职务，拟掌控大学的行政大权，女儿林乙太任校长秘书，女婿黎明任行政秘书，侄儿国荣担任会计行政。南大的校园建筑工程早在林语堂到来之前已开始，但他带来的一名建筑师对毕业于伦敦大学的黄庆祥所设计的校舍建筑指指点点，例如：认为通往文理学院与图书馆的大路不合用需废弃、图书馆不好需改建。林语堂甚至还通过连瀛洲传话给陈六使：“如果校舍建筑问题，不由他们主意，他们就不干。”上述两件事显示，林语堂拟掌控南大的主要话语权。有关校园建筑的问题是林语堂与陈六使产生争论的开始。

林语堂与陈六使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是，因办学理念不同而产生了意见的分歧，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陈六使要尽快将一间平民大学办成，好让新马与东南亚地区的华校中学毕业生能进入大学深造，为当地华校培养足够的教师人才。林语堂与陈六使的想法不同，林语堂根本不了解新马华人社会创办南大的社会状况，以高姿态地宣布要办一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要聘请一流的教授和购置一流的设备。他的想法脱离了当地的现实情况。英殖民地政府早就宣布不会给南大在财政上的援助，只凭华社的财力要办一间世界一流的贵族大学，那是不可能的。林语堂按照他的一流大学想法向陈六使提交了两份预算案：一份是开办费预算案，共5,611,131.89元；另一份是1955年1月到8月的经常费用预算案，共488,635.68元。南大新加坡委员会于1955年2月17日开会讨论了这两份预算案，委员会认为预算的薪金与费用太高，南大不易负担，决定设立开支小组研究这些预算案。另外，委员会也讨论了林语堂在较早前提出的建议，要筹两千万元基金交由董教代表组成的一个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保管，会议认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南大的财政，因此没有必要另设基金保管委员会。

上述委员会的决定立即引起林语堂的不满，他感到自己不能主导大学的话语权，遂找著名律师马绍尔采取法律行动与南大执委会对簿公堂，但马绍尔同情南大，于是充当调解人安排了林语堂与陈六使于2月19日进行谈判。陈六使与林语堂谈了几小时未能打破僵局，过后双方代表继续协商但仍未能达到协议。经过四十多天的洽谈，最终双方同意解除聘约，南大主席陈六使与林语堂在4月4日签署了解聘协议。林语堂与他聘请的十余人在4月6日正式集体辞职，陈六使私人支付了共305,203元的遣散费让他们离去。

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先因校舍的建筑引起争端，再因预算案相持不下而决裂，最后领了遣散费离开新加坡，但双方的纠纷并没到此了结。他将大学董教之间的意见分歧政治化。在离开新加坡后，他即以冷战思维在5月2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将他的辞职说成是被共产党人逼的，因为北京控制不了他而要他离开。林语堂的文章显示他充满冷战时期美国认知的思维。由于他不切实际地要办第一流大学之理想破灭，便有意将南大推入“政治漩涡”为自己提供一个下台阶。根据国民党人办的《中兴日报》4月5日的报导称，林语堂说他接受解聘的原因是，因为与他接洽的南大首席代表李俊承在4月1日告诉他，南大主席陈六使说“南大没有钱了”。陈六使的这句话让林语堂感到他无法完成他的第一流大学美梦而离开。这与他在《生活杂志》所写的辞职原因是天渊之别。陈六使于5月26日针对林语堂的文章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林语堂“完全是因为他个人有着政治的企图”。

拟将政治带入南大

根据相关史料，林语堂未到新加坡出任校长前就拟将南大卷入政治漩涡。据纽约合众新闻通讯社的报导，林语堂由美国到新加坡之前，纽约的教育记者和书评家于1954年8月11日为他设了午餐饯别宴会。他在宴会上演说时声称，“渠将在星加坡主持之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在对抗共产主义斗争中之自由思想前哨。”针对合众通讯社的报导，连瀛洲于8月12日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年初他受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之托到美国与林语堂洽商出任南大校长时，林语堂同意南大办学的宗旨，并声明接任后南大校内不许任何政治活动，同时也强调南大将纯粹为研究学术之教育机构。

新加坡报章将纽约合众社的报导刊登后，林语堂随即于14日在纽约发电报给陈六使说，“报章所载之谈话，内容甚多乃属错误与不正确者。”纽约合众社的报导是否错误与不正确，可在后来林语堂发表于《生活杂志》的文章里找到答案。他在文章里认为，出任南大校长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使命，因为南大能对自由世界做出无可估量的服务，以阻挡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渗透。

三十多年后，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根据上述文章的内容，在她著的《林语堂传》书中写了“南大校长”一章重复林语堂的论述。曾参与南大筹建工作及在林语堂离开南大后担任了四年南大秘书长的潘受（潘国渠），就“南洋大学校长”一文的内容，于1992年7月接受《联合早报》记者的访问给以评论。《联合早报》于1992年7月6日到10日刊登了“给历史一个正确的交代”的访谈录，反驳该文章对“林语堂与南大纠纷的歪论”。潘受在访谈中指出，“文中一再强调的‘政治漩涡’完完全全是林语堂一手泡制出来的。”

关于林语堂的政治立场，在好些文献里可看到。名作家韩素音在她的自传《吾宅双门》中说，林语堂于1953年在台湾参与蒋介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共同盟。韩素音写道，林语堂到新加坡后拟邀请她担任南大英国文学教授，她应约到林语堂住家，“然后我们谈到了林博士将要写的关于东南亚的书，南洋大学将成为反共堡垒……林语堂已经宣布这将是他的宗旨。”英国殖民部FCO141/14581解密档案中，1955年1月6日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布鲁姆士（Brooms）给政治部主任布莱兹（Blades）的一份报告写道，林语堂被一些人认为是台湾政府的代理人，可能也是美国的代理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的一名高级特工史密斯（Joseph Burkholder Smith），在他的著作《一名冷战战士的描述》（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写道林语堂。他说，林语堂是蒋介石的支持者，在林语堂离开美国前往新加坡前夕，由于他当时忙于越南事务没尝试与林语堂交流，但被告知要与英国人共同“监督”南大的情况。因此，他后来在一次宴会上他告诉林语堂如遇到大困难时应告诉他。过后不久，一天下午，林语堂给他电话，问他能否在下班后留在办公室单独见面。林语堂到他办公室时，其他人已离开美国新闻处办公室。当时林语堂告诉史密斯，他的车停在与美国新闻处有一段距离的美芝路莱福士酒店的停车场。林语堂说，他这样做是要对这次会面采取谨慎防范的措施，因为他已经有了大麻烦，甚至可能是危险。史密斯说，林语堂告诉他，陈六使和南大执委会完全不让林语堂有决策的权力，林语堂担心的是，南大执委会与他对于南大创校的目的和管理的看法截然不同。身为大学校长为何私下找美国特工密谈，这真是耐人寻味。

林语堂拟将冷战思维的美国认知意识带入南大，在冷战的大环境里必会有相对阵营的势力介入，将南大推入“政治漩涡”。当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在1964年6月27日，马来西亚政府的内政部长便发表了一份《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的白皮书。

作者为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