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殖运动时期的语言

1955年，学生在华中校门前静坐，要求殖民地政府让学校无条件复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为英国在东南亚最重要殖民地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一道被另一个帝国主义日本入侵。新马人民看到宗主国的大英帝国被日本打得狼狈不堪，平时高高在上的白人终于露出“纸老虎”的本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告投降，9 月 12 日日本侵略军撤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结束在新马长达 3 年 8 个月的血腥统治。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特别是大部分国家均为殖民地的东南亚人民，战后纷纷觉醒，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一股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席卷东南亚，新马人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在新马人民掀起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亦称西方民主国家阵营），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在美苏两大强权之间形成一场历日旷久、争夺政治经济体制、军事以及意识形态霸权的角力。

在“冷战”时期，虽说美苏两强最终没发生直接的战争，不过它们积极介入东南亚地区的事务，包括扶植代理人，发动心理战和认知作战，进行秘密行动、政治渗透与军事介入等等，种种作为导致东南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

反殖斗争的群众动员和凝聚共识需要新话语

新加坡作为自由港和大英帝国的前哨基地，比其他东南亚地区或国家更早接触到反殖浪潮和民族主义思想。庞大的华人人口和众多的华校生，在新中国诞生的鼓舞之下，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相对于其他东南亚殖民地，英国较为宽松的治理，为反殖运动提供了斗争场域和人力资源。

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不能仅仅依赖口号与愿景，国家和民族身份的重构需要新的历史叙事；反殖斗争的群众动员和团结人心，亟需新的话语体系。新的叙事和新的观念需要借助新的词汇来表达，方能将其转发成为动员群众、凝聚共识的工具，进而形成统一的思想，建立新的政治文化，表达反殖的决心和抱负。新词语不仅建构新的观念，更是新思想的载体。运用与传播新词语，实质上就是掌握传播思想的武器，构建起对抗殖民主义的抗衡话语。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基于发展商业和建设的需要，引进大量的各族移民，逐渐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元民族社会。早期殖民地政府对各族语文教育采取宽松的态度，各语文源流教育都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华文教育更是一枝独秀。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48 年新加坡华校一共有 319 所，学生人数高达 71,251 人，占了新加坡学生总数的 60%。人数众多的华校生成为战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主力，华语因此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场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华语是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主要语言

1950 至 60 年代，华语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主要语言，也是对未来国家的建设和独立前景表达希望的语言。反殖斗争需要鼓舞人心的话语，也需要作为理论叙事的词语。这类词语赋予反殖运动正义的光环，也强化反殖者集体的认同。反殖独立运动引进、催生许多充满战斗精神和新思维的词语，诸如“默迪卡”、“健康文艺”、“黄色文化”、“社会主义”、“公民权”、“殖民地主义”、“独立自主”、“民族教育”、“左翼工会”、“群众运动”、“宪制斗争”、“议会外群众斗争”等。这些新词语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政治斗争的载体，深刻塑造了新加坡反殖运动的话语体系和社会动员方式。

在这些词语当中，“进步份子”、“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群众运动”等属于引进的词汇；其他比如“公民权”、“健康文艺”、“黄色文化”、“宪制斗争”、“议会外群众斗争”等，则是在新加坡反殖运动中催生的词汇。其中最具有意义和代表性的，是“默迪卡”这个词，它以跨语种和跨族群的性质，成为新加坡各族人民在独立运动中最常用的词语。

“默迪卡”一词源自梵语的“maharddhika”，意思是富有、有权利。后来被印尼语借用，拼为 “Merdeka”，指称获得自由身的奴隶。在印尼人民独立运动中，“merdeka”被广泛使用，词义再度引申为自由或独立，亦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其后外溢到新马，成为新加坡反殖独立运动中最能鼓舞人心、最具有感染力的词语。

华语语境下的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的兴起，是西方 19 世纪批判资本主义和倡导社会平等思潮的产物，它代表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动，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主张。反对殖民主义、建立新社会，必须有新的精神和新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提倡平民利益、资源平均分配、社会福利等价值，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平等。这种主张无疑对当年渴望独立建国的平民老百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对当年的华校生来说，反殖运动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运动。正因为如此，新加坡的各个政治党派，无论是“左”是“右”，都以标榜社会主义为时尚。

“社会主义”是由西方引进的舶来词，具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和诠释。作为当年反殖主力的华校生，大多数从华语语境来理解“社会主义”，这当中难免会渗入中国的政治主张，间或夹带一些墨子的“兼爱”或者儒家“大同”的思想。难怪当年一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英文教育者，毫无掩饰地要以“非共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切割。

“殖民”、“殖民地”和由此衍生的“殖民主义”，大约是在十九世纪 90 年代出现在晚清的中文世界，属于“拿来主义”，直接采用日本汉字词，分别对应英文的 “colonize”、“colony” 与 “colonialism”。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这些词语并不具有批判的意味。晚清学人一般把离散世界各地华人的移民行为视为“殖民”，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西方语源的角度来理解，“殖民主义”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的实践。殖民国家通常利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实现领土扩张，并对领地进行资源剥削，实行文化同化，改变殖民地的社会结构，种种作为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与冲突。深受殖民统治之害的新马人民，对“殖民主义”应该会有深刻的体会。

健康文艺vs黄色文化

“健康文艺”到底何所指？一般上我们会这么理解：它通常指那些内容积极向上、富有教育意义，并且符合道德规范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文学、音乐等。

在当年浓厚反殖氛围的语境下，“健康文艺”却具有不一样的内涵。这里借用新加坡著名文史学家方修的话来说明。他对“文艺”作这样的界定：“文艺也称文学，本意是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以文字（语言）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兼及一些研究这类艺术的理论批评文字。……间也涉及绘画、雕刻等造型艺术以及音乐歌咏之类，所以‘文艺’这两个字，又可以视为‘文学和艺术’的简称”（〈序〉《文艺界五年》）。

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导言〉，方修总结本地新文学要有三大要素：一）贯彻反侵略反封建反殖的基本精神；二）受新兴阶层的思想所领导；三）以人民大众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在当年左派意识形态笼罩之下的新加坡，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足为奇。不过，按照这种说法，“健康文艺”岂不是可以随意在“人民文艺”、“大众文艺”、“左翼文艺”，甚至“革命文艺”这几个词语之间切换而不悖。

提到“健康文艺”，不可不触及另一个反殖时期的词语“黄色文化”。对于什么叫做“黄色文化”，1959 年被视为左派的人民行动党刚刚上台执政，新加坡广播电台马上举办一个“消灭黄色文化，建设新文化”的空中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政府代表李炯才、教育界代表刘惠霞、新闻界代表陈羊羽、文艺界代表杨守默。他们这么解释“黄色文化”：“凡能导致一个人步上堕落途径，败坏道德，不论其形式上为音乐、图画、戏剧、小说、电影等，倾向于低级趣味者，都是属于黄色文化”。当时的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加以补充：“过去殖民地主义者和政客，利用黄色文化为政治工具来麻醉青年，迷乱青年的善良本性，所以黄色文化的定义，除了上述者之外，应加上一个新意义，即：政治的工具”。李炯才的发言，将反黄的矛头，从单纯针对色情文化对社会的毒害，直指殖民当局蓄意利用黄色文化麻痹民众思想、戕害青年一代的本质。

1959 年掀起的“反黄运动”是新加坡第二波的“反黄运动”，它是 1953 年“反黄运动”的回响。第一次“反黄运动”由民间发动，学生组织、工会、文化团体扮演主要的角色；反观第二波的“反黄运动”则是由具有执行力的自治政府介入的反黄行动。

宪制斗争抑或议会外群众斗争

“宪制斗争”与“议会外群众斗争”是当年最具争议性的政治词语。这两个词语代表两种不同的斗争策略，是导致当年反殖运动内部斗争和分裂的因素之一。所谓“宪制斗争”指的是在反殖斗争中，遵循西方民主政治那套游戏规则，参与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排斥利用暴力或“武装斗争”的手段，以合法与和平的方式取得权力。“议会外群众斗争”的策略显得较为激进，主张“杯葛”议会选举，以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工人罢工、商业罢市等行动来推动反殖运动的议程。除了这两种不同的斗争策略，也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综合两方的意见，采取以“议会斗争为主，群众斗争为辅”的策略来达致目的。

新加坡的反殖斗争和独立运动在国际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背景之下，内部也形成“左”“右”两个水火不容、互相倾轧的阵营。这种冷战和“内战”的双重结构，是新马两地独立运动的共同特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部“左”“右”两阵营的对立，也反映在语言上的抗衡。一些针锋相对的词汇比如“大汉沙文主义”、“颠覆份子”、“极端主义”、“颠覆活动”、“反国家份子”、“非共社会主义”等也应运而生。

这些在反殖时期形成的词汇，无论是左是右，无非意在建构特定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当年这些词汇在强烈的政治操作下，或被作为抗衡的语言，或是当作镇压的工具，不仅造成话语系统的二元对立，更导致社会情感认同的分裂。这是当年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也是社会二元对立的情景。

许多反殖时期产生的词汇因事过境迁而活力不再，这些承载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的词汇，是我们认识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依据。重温这些词汇，也让我们重新认识那段特殊的历史。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