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未来

新加坡方言童谣选集

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行之久远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比较“文明”和“文化”的差异,认为文化是与生俱来的，是内在的，是一个群体的表现。文明是外在的，可以学习，可以遗弃。他的提法意味着文化是天生的，不可以随便抛弃。这说法可与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提出 “文明冲突理论”摆在一起，互为参照。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既非缘于意识形态也非关经济，而是以文明为主导的冲突，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钱穆先生则认为有文化的民族才能行之久远，抵抗外敌的入侵。所以他在抗日年代，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借以唤起人民的民族自信和抗日情绪。

钱穆先生的想法是崇高的。我们的国人，遇到外敌入侵，有没有同样的情操？两国交战，受苦的是平民百姓，你看战争带来的灾害，房子被炸得颓垣败瓦，人民流离失所，生命没有保障，朝不保夕，要怎样才能避免战争，行之久远？

文化自信是怎样培养的？例如，我们的年青人常有错误心理，认为他们的华文，一定没有中、港、台的学生好。我在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有新加坡学生要求分班授课，因为本地学生认为他们在考试时无法胜过中、港、台来的学生，会比较吃亏。这是怕输的心理。这种心态我甚为理解。拿公共奖学金派到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深造的新加坡学生，也都说自己很辛苦，因为他们是跟全中国最顶尖的学生在竞争。这个我也明白，因为能够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学生。我不能够替中国的大学说话，因为我不了解他们考试的情况。但是，在新加坡就不同，我们的学生在中学便培养独立的思考，在大学里，我们的考试不再考背书，而是看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无可否认，中、港、台的学生华文表达能力会比较强，但考试要求分析时，他们不一定比我们新加坡的学生好。所以每年毕业试拿到一级荣誉的，都不一定是中、港、台的学生。这是文化自信的问题。要对自身的文化感到自豪，才会产生自信，这是新加坡年青人需要培养的。

从方言政策到讲华语运动

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是成功的。讲华语运动于1979年由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发起。当时由于新加坡早期的移民来自各个地区，不同背景的华人无论在语言或文化习俗上都有所差异。而且，方言帮派是当时各个行业的特色。在方言帮派林立的背景下，讲华语运动于1979年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发起，当时的宗旨为：简化华族新加坡人的语言环境；促进华族社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营造利于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当时总理鼓励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文华语，以及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所以，讲华语运动，有时代的需要。

讲华语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1年，运动推行初期，主要以广大的华族社群为诉求对象。第二阶段为1982年起，运动初见成效，开始从多方面，鼓励各行各业的新加坡华人多讲华语，并通过华语体验华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讲华语运动于是在1994年迈入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转向重点关注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文华语。时至今日，讲华语运动不断与时并进，除了鼓励国人把华语融入日常生活中，也致力于保持新加坡华语的活力和独特之处。

讲华语运动是成功的，最少对普及华语而言，目的是达到了。犹记二十多年前初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当时的饭堂是听不到有人说华语的，如果你说华语，别人会用另类眼光看你。但今天，饭堂已经到处听到华语的声音，至于所说华语是否深入，便见仁见智了。

但讲华语运动的成功，也扼杀了方言的发展。为了推广讲华语运动，我们限制了电台及电视台播放方言歌曲与节目。虽然有线电视还有方言节目，但一般的老一辈，不一定愿意付费去欣赏方言节目。现代的年青人已经很少懂得方言了。我们因为出版《新加坡方言童谣选集》而做过调查，选集附录了方言童谣光碟，我们发觉录制童谣的小朋友大多数是祖父母教导他们方言童谣的，他们的发音已经不标准，到祖父母这一代不在时，便没有人可以传承下去了。

许多本地电台均提出要跟会馆合作，提供方言节目。但都只听到楼梯响，未见有实际行动。我不贪心，我们不需要方言电台，本地也没有这个市场，我只希望一些电台每天有一、两小时的方言节目，可以让老一辈有些寄托，让年青一代有机会熟悉方言的环境。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已经不在多时，世易时移，他的想法也会改变。时至今日，方言政策是否可以放宽？我们不应该在需要照顾小孩时才想到老一辈，在大选时需要老一辈支持才讲方言。另一个问题是，年幼的孩子如何跟老一辈沟通？每个家庭吃饭时用不同语言交谈（新加坡的学生告诉我，三代同堂吃饭，可以有四、五种语言），这便是新加坡特色吗？会馆举办方言班，受惠的人有限。年青一代已经没有老一辈用方言去中国经商拉关系的优点，籍贯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遥远。文化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不理会别人怎样想，认为应该去做便做，不用去等，因为一等便是十年八年，时机过去再等下去便无了期。

文化多元是新加坡的唯一选择

新加坡是移民社会，我们要尊重其他民族，所以多元文化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多元文化在学理上有多种模式。总的来说，两种主要的模式是：The Melting Pot Theory（熔炉理论）或 The Salad Bowl Theory（沙拉碗理论）。熔炉理论即指多种民族或思想等融合混杂的状态。沙拉碗理论，用本地用语，即是Rojak（马来族的沙拉）。

两种理论模式都兴起于美国的移民社会，但两种模式都有人反对，有它的缺点。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反映的是熔炉理论，我们看中国佛教便理解。佛教在汉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2年）时候由印度传入中国，其先吸收中国文化，以图壮大自己，如用道术来解释佛教，以玄学来解释佛理。魏晋以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大量增加，人们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原意有进一步的了解，矛盾和冲突逐渐产生。隋唐（581-907年）是一个过渡时代。一方面儒佛的对垒日见严重，韩愈（768-824年）的〈谏迎佛骨表〉可谓文字冲突的一个高潮。但另一方面，政治的力量又使儒佛的沟通加深，唐代政府举办的“三教论难”促进了儒佛道三教的互相了解。在隋唐时期，佛教已有趋向中国化的现象，如当时在中国出现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可说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到宋代（960-1279年），儒家虽然反对佛教，并试图在思想上取代佛教，但儒家却不断吸收佛教之所长，甚至有“调和” 的言论, 最终使佛教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流。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的《从传统到现代》说儒佛由最初的矛盾冲突，而后竟互相爱慕，最终诞下麟儿，就是宋明（明代，1368-1644年）理学。他并指出：中国文化与外界文化由对垒冲突而互相交流、融合，是一大喜剧，是中国文化之一度文艺复兴。这是中国用儒家文化来同化佛教，所以中国的佛教，已经不是印度的佛教。

为什么天主教或基督教无法在中国生根？这与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方式有关。最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等尽量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并努力调和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利玛窦成为“明末中西交通史中的核心人物”。尤其是他的《万国全图》，向中土人士介绍世界五大洲和各国风物，虽然当时有些人认为“其论荒渺莫考”，但他确实改变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柳诒徵说他：“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从目前《天主教东传文献记录汇编》中所保存的耶苏会会士汉文译著中去看，利玛窦等人确实是做到“汇通中西”的目标。在耶苏会会士努力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下，明末的中国并没有像唐以后中国吸收佛教文化那样的吸收西方基督教文明，更谈不上由此而推动中国文化产生重大的变异，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来的罗马教廷对传教方法的反对，就更不用说了。这也许跟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无法持续有关系。黎锦熙曾经以吃饭来比喻中国文化消化印度佛教的情况：“这餐饭整整吃了千年。” 这突显了儒家文化交流和吸收过程的艰巨和漫长。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口“酱缸” ，任何外来文化到了中国都要被 “酱”住，都要走样。新加坡有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熔炉不成，我们只好像 Rojak那样各自为政，每人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新加坡的华族团体要努力上进，自力更新。因为不断革新才会进步，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可能年青人会满足现状，希望保持现状不要改变。但他们不知道时代是在变的，他们不能原地踏步，否则便会落后，被时代所淘汰。所以学生在面试时，我都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自己？这是要他们去面对时代的变迁。到时他们便知道时代是不断在变的，虽然他们不愿意，但已经不能回头了。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提出每年要有200名华文精英来传承华族文化，当时很多人反对，认为200人太少。今天已经没有人提华文精英了，人们都在谈 “保底不封顶” ，华文精英去了哪里？GCE华文拿A的，都不敢主修中文系，认为自己的程度不够，这是读华文的人信心不够还是其他原因？我们真的要检讨我们的华文教育制度？

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何去何从？

新加坡是幸福的家园。世界各地正面临天灾人祸，山火洪水，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还可以在此谈未来的文化走向，证明我们年青一代是幸福的。

未来是年青人的世界，让年青一代制定他们要走的路。唯有让他们自己负责，这样他们才无怨无悔。就好像我从来不给我的学生答案，我只教他们思考的方法，只要言之成理，他们要写什么都可以。走在文化的前头是孤独的。记得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年）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矣。”孔子是一千多年前的人，每个人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这个世界便无标准可言。这本来是很有道理的看法。但当权者认为他批评孔子，是儒家叛徒，把他捉了下狱。最后他在狱中自刎，死前的一句话是：“七十老翁复何求？”

但人是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希望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怀旧。我们在歌颂历史上的“新纪元”（New Epoch）；“新时代”（New Era）。同时，我们又推崇历史的延续性（Continuity），和历史的传统性（Tradition）。不管是写历史的人或是读历史的人，都不自觉的有这样的迷思和矛盾。无论如何，变更还是需要的，关键在我们如何取得平衡点。忠言逆耳，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反对的声音。未来要怎样走，由年青人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不可能跳出来表示不满，他辛辛苦苦建立的新加坡，已经看不到了，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未来要怎样走怎样做，自己看着办，但要对得起天地良心，要对得起下一代！

作者为汶莱大学亚洲研究所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