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着（破）箱子上下求索
- 沈绮颖
- 1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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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绮颖
译：林康
“失去引发渴望。如此情境下，把故事视为某种补偿，甚至视同平反，也何尝不可。这或许是我们唯一能有的慰藉。”
—— 赛迪亚 • 哈特曼，《两幕戏中的维纳斯》
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英国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六个屏幕展示了黑白档案图像：一张著名的越战照片，困境中的一位妇女，挣扎着要把四个年幼的孩子带过深可及胸的河流；一个女孩托着下巴，神情哀伤地别过脸去不看一艘破损的小船；美国大兵放火焚烧亚答屋的平房；美国大兵把象征死亡的黑桃A纸牌，恶戏地摆放在被他们杀害的越南人尸体上的特写照。同一屏幕展示了另外一组彩色图像：从不同角度拍摄一位东亚妇女站在英国乡间的湖中，身旁是一艘被遗弃的小船——和先前越南船民女孩那张照片颇为相似。中间的屏幕上是一架飞机在热带植被上空喷洒落叶剂的单色调的照片，可能是发生在越南的情景。
展厅墙上的文字以“诗章”（cantos）命名，如歌如诗，以此诠释艺术家约翰 • 阿科姆弗拉（John Akomfrah）的作品，凸显他“以严谨的批判视角审视英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时刻的长期动机”。阿科姆弗拉的作品“捕捉了被殖民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 横跨非（洲）亚（洲）”，同时展现当下全球生态危机中来自殖民战争的根源，如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滴滴涕，在越战使用化学武器。墙上的文字也指出阿科姆弗拉如何“给叙事重新定位”，“通过在英国离散群体的视角来处理叙事，将个人记忆与因政治危机而流离失所者的集体意识交织糅合在一起，突出殖民主义长期遗留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看见像阿科姆弗拉这样一位对英国处理殖民及离散群体等问题富有批判态度的有色族群先锋艺术家，在英国馆做个展，并亲耳聆听英国馆开幕式上宾客们发表的犀利演讲，为有色族群发声，我深感此时刻的里程碑意义。
然而此展览中，马来亚是缺失的。
即便在这种对殖民历史——英国，以及比利时和美国等其他帝国势力——进行百科全书式审视的当下，马来亚依旧被无视，被屏蔽。现场的展览，通过影像与文字，指出英国在肯尼亚“茅茅起义”“印巴分治”以及尼日利亚“独立运动”中的暴虐行径，体现在今天英国国内离散群体的面孔和身体上，然而，这样的时刻，却把马来亚排除在外，这是奇特甚至似乎是荒谬的。
无论如何，马来亚是二战后英国在海外发动的战争中，历时最久的一个。在这场长达12年（1948-1960年）的战争中，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地——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镇压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叛乱。这场战争，在战争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其影响持续至今。学者们指出，英国在马来亚采用的平乱策略，包括使用落叶剂、强制农村人口迁徙、大规模的逮捕与流放，划定“黑区”和“白区”，已被写入西方军事手册，并对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甚至加沙都产生了影响。阿科姆弗拉的标志性装置展忽略了马来亚，假设若无其他原因，只能反映在英国的公共记忆和全球去殖民战争的讨论中，那场战争都是被彻底遗忘的。在前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于此战争的相关记忆则犹如两个国家所建造的纪念碑所定的调，那只是一次成功扫荡共产党叛乱的国家功勋，其他的鲜有涉及。
过去十年，马来亚这场被遗忘的战争，一直是我研究与艺术创作的中心。在此过程中，我创作了多部作品，其中最新的是在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HKW）的群展；以《宽恕我们过犯》（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为主题，于2024年9月14日至12月8日展出。（图1）我的多媒体表演作品《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One Day We’ll Understand），也被接受成为实践艺术类别博士学位的一个研究课题，以艺术研究与创作为方法，重新唤起对马来亚战争的记忆和纪念。我尝试恢复在官方档案中被隐藏和噤声的人物与叙事的形象与声音，干预官方的历史书写和介入战争相关的公众记忆，同时提出不一样的，某种过渡性知识型态的历史研究方式。这个艺术作品，采用摄影与电影装置、书本制作和表演等各种手法与方式，可视为马来亚战争多种模式的存档与反存档。我也利用更具揣测性和类似“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的方法，尝试超越档案，在想象与未来的空间唤起记忆。通过对殖民档案的顺读与逆读，我深入其间并设法超越文本的束缚。
我藉由梳理家族历史，探讨关于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宏大问题，将个体投射到地缘政治的层面。在“紧急状态”期间，我的祖父沈焕声（Shen Huansheng），一位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教育家和报纸编辑，和三至四万名马来亚左翼一起，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到中国。这场大规模的驱逐运动——即使是学界也鲜有研究——导致被驱逐者/受害人多舛的命运。
我的祖父是第一批被驱逐的人，他于1949年中期被送往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的最后数月，这意味着他注定无法生还。根据地方档案的记载，他于1949年7月被国民党士兵处决，离中国共产党胜利仅有数周。后来，祖父在广东祖籍的村里被奉为共产党烈士，村里为他树立了三米高的方尖碑。而他留在马来亚的妻子、母亲和五个子女，却从此不再提及此人。他们的沉默——连同隐含的创伤——在我们家里延续了六十年，和冷战时期经历死亡或失踪的许多家庭无异。（图 2）
祖父幽灵般飘入我重新想象的档案，在我的作品《这箱子有些破烂》（The Suitcase Is A Little Bit Rotten，2023年）中展现。这是在柏林世界文化宫（HKW）展出的一组安装在椭圆形底座上的十片玻璃板，星座般排列。（图3）他双手插腰，脖子上挂着相机，仿佛是站在一群马来人后面的观察者；他坐在原木上，视察大象在木材场工作；他站在甲板上，俯瞰香港码头。在与殖民档案的影像打了十年交道后，我想通过这些图像的缝隙和创伤进行重新想象。我试图向殖民档案投射“叛逆的目光”（disobedient gaze），干扰其历史传递——借助想象及其潜能的解放摆脱过去的禁锢。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重新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的“魔术幻灯片”（Magic Lantern slides）——这些幻灯片曾用于科学、殖民或基督教会宣教的讲座和放映会——以唤起一个融合宇宙与历史中的东南亚的想象景观。我将它们重制为时空悬浮的玻璃板，再将祖父“传送”到继承了他名字的我的幼子的同一时空。通过档案的某种时间旅行，他们二人如今置身于一个重新想象的东南亚。一个孩子，除了名字，还能从我们的过去继承到什么？我们能否事先将充满暴力与创伤的殖民档案加以改造，再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历史和时间是否会循环往复？
影片《隐匿山林》（The Mountain That Hid）中出现的殖民时代火车隧道，就像一个虫洞，引领我们展开穿越多重时间维度的旅程。一个屏幕播放了我在拍摄那个隧道时与一群自拍的中国大陆女性徒步旅行者的意外邂逅，她们的评论和交谈不可思议地触及了我作品的主题。与此平行的屏幕，影片呈现了我位于中国南方广东山区祖屋的内部氛围的场景，祖父于 1949 年被送回那里，不久后在附近被处决。画面里还有微风中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像肺部纤维般起伏，一头猪在圈里呼吸急促。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历史书的结尾。时间是直线展开还是循环往复？揣测性框架和历史尚未解决（或不可解决？）的感觉将这两件作品联系起来，使我想到并选择将它们放在一起展出。它们共同体现了我在传承这些艰难而有争议的历史之前，寻找一种翻译或转化它们的方法。这两件作品穿越了几代人的跨国历史，形成了一个时空图景（chronotope），并打开一个探讨记忆与时间、生与死、命运与选择、似曾相识与命中注定等问题的通道。
这些作品是在本项目早期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更为侧重考据与纪实。在《残余与安魂曲》（Remnants and Requiem）（图4 和 图5）中，我通过拍摄可引发共鸣的风景照片，以及由遗留文物的静物照片和左翼老兵仍记得或已遗忘的革命歌曲组成的反档案，调查马来亚战争留在土地、物件和遗留者（或流亡者）身上的痕迹。（图6）在随后的作品《介入》（Interventions）中，我研究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的有关马来亚战争的全部照片。随后，我创作了一部新作品，重新诠释了这些馆藏的照片，并提出了什么构成了档案、谁被放在首位或被排除在外，以及所有这些如何支配公众对战争的记忆等问题。我在相机内进行档案照片正面与背面的拼贴，揭示了殖民档案中的索引，并创作了新的构图，提出了不同的、或许是抵抗性的解读。（图7）
所有线索，无论纪实或揣测，最终都汇聚在我从研究项目发展起来的一场戏剧表演。（图8）在一个小时的时长的独白里，我扮演的是自己，叙事在我多重身份之间切换：艺术家、研究者、孙女/女儿/侄女，以及母亲。演出将我对时间和历史印记的思考，以及跨代记忆和传承的工作方式带到了舞台上。
这个从早期讲座表演发展起来的多媒体表演，以我的视觉作品的投影为核心——舞台上有多个安装在滑轮上的屏幕，整个地板也都是投影的表面，搭配着打击乐手王欣怡（Cheryl Ong）创作的音景。 以某种二重奏的形式，故事展开但不提供结论。灯箱的框架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题，还有大面积的纸张，这些纸张作为投影表面，暗示了我的档案工作以及无穷尽的探索。 闭幕的场景，我在舞台上置身于一片白纸的海洋之中。起初，它们是一个投影面，我查阅和创作的所有档案片段以近乎算法的顺序快速闪过。随后，白纸清空，成为一幅纯净、明亮的画布，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手持记号笔，在地板上匍匐爬行，写下“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 ”之后的一连串看似无穷无尽的分句：
“土地和身体都留下痕迹
放逐不被需要的人群所造成的伤害
殖民时期的做法仍在延续
有些罪行永远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记忆是难以捉摸的，历史是受控制的过去塑造了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承认
在她的余生中，这种心碎与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战争的个人代价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往事的片段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世事并非非黑即白
有些存在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言说
选择，总伴随着后果
事情终将发生……”
灯光熄灭。
过去十年，围绕着马来亚战争记忆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它与冷战或更早期的许多其他冲突一样，现在已超出司法和政治解释的范畴。 在此情况下，艺术可能是某种恢复或修复的关键途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途径。正如 Hartman 所建议的，当损失过于巨大、档案缺失过于严重时，故事可能是一种修复形式。即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致力于丰富历史记录，对抗档案，并使围绕马来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官方史学变得复杂，我们也只能努力将残留的碎片组合起来，或在档案的空白处幻化出一些片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耽溺于殖民表述并试图重新定义它们的兴趣逐渐减少。用“主人的工具来拆除主人的房子”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但最终或许是徒劳的。作为一位艺术家和一名母亲，我现在关注的是未来与传承的问题，这需要采取其他形式的转置和转化，借此找到能穿越过去——或甚至走出当下——的道路。（图9）
本文受委托创作，首次发表于2025年3月，作为柏林世界文化宫（HKW）在线出版项目的一部分。
作者为新加坡多媒体艺术家/摄影师
译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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