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黄枝连教授——名另类南洋华裔知识分子
- 卓南生
- 1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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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尾蛇头，流年不利，一连接到几位老友逝世的噩耗。其中，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除夕当天获悉黄枝连教授的病逝。
因为，尽管黄教授十余年前移居美国之后就未曾见过面，但因频繁接到他发自纽约（有时是香港）的邮件，对其近况与动向多少还是了解的。我最后接到他的邮件是2024年11月28日，离他心脏病发作的12月22日不到一个月。翻开黄兄最后发来的邮件，正如他每封邮件在结尾处一样，都会引述毛泽东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反映了他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的朝气不减当年。也正因为如此，在获悉噩耗时（尽管离他逝世已过数周），我还半信半疑，特地向港、澳、日的共同朋友确认。接着，我接到如下的回音：枝连兄真的走了！
前南洋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林顺忠学长写道：“黄太曾在上月来讯告知，枝连他在两个小时内痛苦（心脏病复发），算是痛快往生。”
精力充沛 神采飞扬
港、澳、日几位中国朋友的反应是：“啊！这么突然！永远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长者。音容宛在，令人惋惜！”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香港大埔地铁站的咖啡店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当时依然神采飞扬，令人难忘。”
“典型的马（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知识分子！”
说枝连兄“充满活力和热情”，说起话来
“神采飞扬”，认识他的朋友大概都不会反对，但说他是“典型的马华知识分子”，却似乎不是那么贴切。
枝连兄比我大三岁，1939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的巴生港口。在巴生兴华中学与吉隆坡中学毕业后获某保守机构的奖学金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修读历史学，再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修读硕士课程，主修东亚近代史，1965年返回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单从这段简历来看，枝连兄与同年代大多数华校生在学生时代卷入学运、参与反殖、争取新马独立运动或曾就读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经历是有所不同的。也许可以这么说，早年枝连兄似乎远离政治（或至少是不热衷于政治），他之所以名噪一时，被视为革新派知识分子，是拜赐于他留美归来，在1968年至1971年任教于南洋大学期间大量发表的言论，与其处女作《从东方到西方：印欧一月行》（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0年初版）。
《从东方到西方》一炮而红
翻开该书，内容简介如下：
本书作者现任南洋大学历史系讲师，目前集中精力于马来亚社会史的研究。
本书是他于一九七 年正月赴英国出席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时，顺道旅行泰国、西欧各国与印度时的旅行杂记。书中除了发表作者在西欧、印度等国家与地区旅行的观感之外，还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作了深刻、精辟的剖析。
作者在评述西方人士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看法时，拿中国的情况同西方作了一些比较与分析，并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变化：从前，西方人士爱讲“西方对东方的‘冲击’如何如何，东方的反应又如何如何”，现在，情况倒了过来——事物向其对立的方向转化——西方人士转变了口气，爱讲“东方对西方的‘冲击’如何如何”了。
由于作者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游记写作，而是力图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并结合具体的事实分析了许多东方与西方的社会问题，因此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东方与西方的了解。
上述这些内容，再结合其具体目录，如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或许称不上“清新”与“革新”，但在冷战气氛笼罩新马的上世纪60年代，如此立场鲜明，倾向于“东风压倒西风”的“枝连文风”确是别具一格，颇受华文教育者，特别是年轻学生的欢迎，并成为当时少有的畅销书。
打破“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模式
冷静思考，枝连兄抵达新加坡任教的1968年，南大已数度历经军警的洗礼，云南园一片沉寂。校园内因“报告书”引发的动乱与“整顿”告一段落。报界继1971年“黑色行动”事件、南洋商报高管人士（社长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等）被捕之后正在筹划改组与洗牌。在这沉闷空气中，黄氏《从东方到西方》的横空问世，及其先后带领选修《东南亚华人史》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田野工作，并指导他们编撰约30份调查报告，与老一辈学者“从书本到书本”的历史研究与教学范式相比较，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加之在1972年，他应邀为新加坡《星洲日报》客串撰写社论，更以其清新、活泼的文笔与鲜明的立场而引人注目。
当时，笔者还在日本留学，也为《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撰写大量的东京通讯并空邮订阅《星洲日报》，对黄的言论十分关注，也被他的胆识和活泼文风所吸引。加之当时的他还兼任官委的几个委员会当咨询委员。原以为官方对这留美海归知识人的言行会网开一面，另眼相看，岂料他在1972年某月突然接到当局限时离境的逐客令，漏夜驱车离开新加坡，返回马来西亚老家，后再辗转到香港浸会学院任教。1973年，在时任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戴国辉研究员等推动，时任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事务局长鹤见良行等的关心与协助下，黄兄到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任外国人客座研究员。
当时，我虽从老戴与鹤见先生那里获悉黄的到访，但刚结束《朝日新闻》的研修课程与忙于回国就职的准备，未曾见面。
我和黄氏的接触与交往，是在1973年8月我入职《星洲日报》以后的事。当时常与报界前辈、“文化版”编辑吴之光先生（笔名方修，马华文学史权威）一起吃夜宵，天南地北听吴老高谈报界文坛往事、趣事与秘闻。其间也多次提起当年经常在“文化版”发表长篇大论的黄枝连，与“黄枝连现象”及其事件的始末。作为新科社论委员，对于这名曾为报馆客座撰写社论的传奇知识人，印象深刻。经吴先生介绍，每当我去东京经过香港时，都会拜访黄氏夫妇。
“超前”分析 踩了“红线”
黄氏为人坦率、热情，一见如故，没有丝毫的隔阂。询以因何“出事”，他坦然相告可能是与他在吉隆坡马来亚南大校友会演讲的内容有关。
有关他在校友会发表的长篇言论，新马几家华文报都有详细刊载或连载，内容我都有仔细阅读过。如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丝毫称不上“敏感”，其中心内容是，随着1971年7月中美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到中国访问，中美、中日关系预料将告缓和，亚洲冷战也将进入尾声，接下来中国与亚细安各国的建交也将提到日程上。从后来国际事务的发展来看，黄兄对国际形势、大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分析是对的，但他预测东南亚的冷战也即将结束，则似乎过于乐观与“超前”，也不符合对本区域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与亚细安各国的布局与安排。
当然，黄兄被视为踩了当局的“红线”，也许不单是他作为“未来学者”对上述时局过于超前的判断，而且是他抵新三年多以来在课堂、报章上发表诸多过于“革新”乃至“出格”言论的结果。
结合黄兄的“事件”，再联想起1973年我加盟《星洲日报》，时任总编辑黄思对我说的一番话，不难理解当时新加坡言论界的禁区与困境。
记得黄总编辑一见面，开门见山便说道：“我们请你回来接任郭史翼主笔的工作，是因为郭先生出身于《大公报》，屡经申请，迄今尚未拿到新加坡公民权。他常感不安与作噩梦并要求辞职。你刚从国外回来，不熟悉本地事务，就专职撰写国际事务的社论与时评吧！至于名堂则改称为社论委员为宜。如有政治风险，由我承担！”
对于长者的安排与建议，那年刚刚三十出头的我欣然接受，从此开启我16年专职撰写国际时评的社论委员的工作。
立足亚洲 注视欧洲共同体
也许是因为同样都曾在南洋大学待过（尽管身份与时间段不同，我在60年代初当过学生，他在60年代后半期当过讲师），也都关心国际时局并曾替或正在为报馆撰写社论的缘故，加之他对日本、朝鲜半岛等亚太地区问题甚感兴趣，我们见面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记得第一次见面（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他知道我将到英国大英图书馆查阅中国早期报纸原件，以便撰写提交给日本立教大学的博士论文时，便建议我在埋头书堆与旧报刊的同时，不妨同时留意欧洲共同体的现状与发展。毕竟，在美苏主宰世界格局之外，欧洲共同体与亚洲区域（包括东北亚的中、日、朝鲜半岛与亚细安），是两大重要版块。如能摸透欧洲共同体的特性与其内部矛盾，对于我们撰写国际时评的人来说，大有裨益。经枝连兄的这一提醒，我在留英期间，除了研究报史并在Sussex University学习国际关系之外，也十分留意欧洲共市的动向。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认识，在抵达英伦之后，我还特地到《朝日新闻》伦敦办事处拜访同行，请教他们有关欧洲共同体问题与应关注的重点。我与时任《朝日新闻》的几名驻伦敦特派员常有交往，并从他们那里借来了不少相关书籍，包括岩波书店出版的《欧洲共同体》的入门书等。为了了解与观察欧洲乃至美欧关系的合作与矛盾，我也常留意BBC与《泰晤士报》（The Times）、《卫报》（Guardian）等对相关问题的策划报道与分析。也许是这个缘故，我自认为1979年留英返回星洲后撰写的国际问题社论、《放眼世界》《天下事》专栏与每年对世界大事件宏观的总结，其格局与视野和我早年在写时评时过于倚重日本岛国专家及其传媒提供的资讯与分析角度，有些明显的相异。在这一点上，还得感谢枝连兄在我留英之前的点拨。
我和枝连兄频繁交往，应该是在80年代初期以后的事。当时为了补交研究生院时期尚未提呈的博士论文和确认一些报纸原件的史料，我常往返星洲与东京，也在香港停留并会见诸多老友（包括枝连兄）。每当枝连兄得知我会在香港过境与逗留时，都会热情地为我安排时事讲座、座谈，并介绍文化界，特别是报界的朋友认识。
应该这么说，我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常为香港华文报《信报》《明报》《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乃至《中国评论月刊》等撰写专稿或特约稿，其中有不少是由枝连兄直接或间接推荐或介绍的。
同样的，在80年代后半期乃至90年代以后，也就是我重返东京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首任海外特派员及之后转至东京大学和京都龙谷大学任教期间，枝连兄也曾数度应邀到日本访学（其中也包括我为他协助安排的项目）。
由于见面多了，话题也更多了，有时难免有所争议，并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争吵归争吵，过后仍然和好如初，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不断追问的“头脑体操”
枝连兄是一名“智库型”的学者，爱发议论与指点天下事（非贬义）。他就曾著有《指点天下：探索21世纪的文选》（香港汇讯出版社2000年）等系列书籍。他在交谈时常会抛出一些尖锐问题，在听到对方的“答案”之后，则会不断追问“为什么”和要对方预测其发展的可能性。这也许和他在美国接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训练有关。我则倾向于东方人文科学传统平铺直叙，摆事实讲道理，从而追踪问题的根源、明辨是非，再找解决方案或途径。
两相碰撞，有时殊途同归，皆大欢喜，有时则闹得不欢而散。不过，确切地说，与枝连兄争吵，是难得的“头脑的体操”（有时是“暴风雨式”的）。但在面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时，我明知他会提出一些在我看来是有所“偏差”或“偏激”乃至“天马行空”（借用他本人一度爱用的“原话”）的看法，但仍喜欢听听他的意见。果然，话匣子一打开，他会滔滔不绝地搬出一堆大道理，井然有序，我虽不尽赞同，但很享受和他争议的乐趣与过程，并从中找到我自认为“有用”“得益”的方案。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坦直对话、各抒己见的枝连兄是一个可以交心交谈与争辩的好对手。
记得1990年日本社会党在时任委员长土井多贺子（1928-2014）领导下赢得众议院400多议席中的136个席位，比选举前激增51个议席。这虽无法动摇自民党保持275席的安定多数票，但各界对社会党紧随参议院大选大跃进后，众议院大选持续卷起的“土井旋风”抱有极高的期待。不少媒体（包括西方舆论界）都在预测或热炒“日本首名女首相即将诞生”的话题，枝连兄也倾向于此说。我则从日本的政治风土、金钱政治、日本社会党松散的组织及其成员混杂与无作为等因素，全面否定土井多贺子女首相诞生的可能性。这个话题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来日本政坛“总保守化”的发展，说明了我的判断基本无误。往后每谈及此，枝连兄都表示错综复杂的日本政治如没有像我们那样长期观察与体会，真不易看懂。
枝连兄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他对中美两国的历史及东亚问题研究颇有心得，著有《美国203年》《亚洲的华夏秩序》《东亚的礼仪世界》等著作。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以“跨越学科，跨越文化，跨越时空”的时空大取向，对中国和亚太地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大计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有关文章和专著。
“中国人共同体”与“中华经济圈”
在《美国203年：对“美国体系”的历史学与未来学的分析》（香港中流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枝连兄提出了“中国人共同体”的概念，被认为是后来“中华经济圈”或“大中华经济圈”概念最原始的版本，或者说是最早注意这话题的知识人之一。
平心而论，对于枝连兄这一富有创意的研究心得及后来他热衷于研究的“华夏秩序”与“朝贡体制”问题，我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总有抵触感，甚至是排斥感。最大的原因是我长期住在日本，长期接触日本大众传媒与日本“中国通”无时无刻不以此话题或关键词作为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或“中华思想”“中华帝国”卷土重来依据之所在的缘故。坦白地说，不少日本学者或媒体人之所以喜欢谈此话题，其心照不宣的潜台词，就在夸大“朝贡体制”时代“中华帝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进而将中国视为日本今昔“天无二日”的死对手，并将今日与中国政治无关的海外华人定位为其“潜在对手”的帮手。
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和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泰斗吴学文先生对谈的《中日关系出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中华经济圈’与华侨论”一节中，曾阐明我的看法：
卓：在“中国热”的时代，“中华经济圈”的字眼也常出现在日本的报刊上。有关“中华经济圈”的提出与是否可能实践，这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东南亚的华人是东南亚各国多元民族组成的一分子，我们没有把父辈的祖国当自己国家看待。日本专家、学者或者欧美的“华侨论”，目的在制造这样的印象：你们虽然成为了当地的公民，但和中国依然藕断丝连……给各国的种族分子提供了一个排华、反华的借口……
接着，我着重指出：
我的朋友黄枝连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本书《美国203年》中第一次提出有关“中华经济圈”的概念。但他提出时是把它叫作“中国人共同体”，它局限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末，四小龙发展起来了，有些旅美人士和香港学者谈“中华经济圈”时，却把新加坡拉到中华经济共同体中来，这就难免引起大家的争议。
针对我和一些朋友上述的看法，枝连兄是注意到的。他曾多次私下向我表示，正是因为如此，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牵头成立“香港21世纪学会”并连续组织多届的国际研讨会时，都避开“中华经济圈”的字眼，而是审慎地采用“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国际研讨会”的名堂，这是十分明智的。
但说也奇怪，也许是因为日媒大肆渲染“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威力的缘故，1990年至1998年出任第四任冲绳县知事的大田昌秀（1925-2017年）曾对此构想产生兴趣。
引发琉球革新知事的关注
大田知事革新派政治家，也是琉球大学的著名教授与作家。他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曾在1968年至1970年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从事媒体与政治的相关研究。著有《冲绳的言论》《何为冲绳人》《这就是冲绳战》等反战、反美军基地的著作。他曾扬言，“我活着的意义，是不能再让冲绳沦为战场。”
1990年，大田教授出任知事，首先得面对的是如何摆脱琉球过于依靠军事基地与观光收入的经济难题。由于琉球在历史上与中国，特别是华南有紧密的经济关系，他很想了解今日各方热议的华南经济圈的构想，与冲绳参与其事的可能性。由于我在学生时代与大田老师就认识并保持联系和交往，大田知事打电话过来和我交换有关此课题的看法并准备出外考察一番。
我个人的意见是，冲绳虽然不可能直接成为“华南经济圈”的成员，但与该经济圈保持联系和某种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建议他出国考察时不妨到香港一趟，并见见老友黄枝连教授，他对此课题较为熟悉，也许能提供更多有益的资讯与建议。
随后，学者型知事大田特地飞往香港浸会大学拜访黄教授，并在其研究室细听其有关“华南经济圈”的构想与分析。不仅如此，在这之后几届黄枝连会长组织的“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国际研讨会，大田知事虽不能亲自莅临，但常派其秘书发表论文或列席，足见他对“智库型”学者黄枝连教授的研究与心得的重视。
进入21世纪以后，我较多与中国知识界交流，其间也积极参与2008年复会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我曾安排他做客“北大新闻学茶座”，我相信他的到会必然会引发青年学子热烈互动，乃至“头脑的体操”。他也很乐意接受邀请并安排好日程。可惜由于他随子女移民美国初期得坐满“移民牢狱”的期限（原话），无法出境成行。
在这之后，我和枝连兄的交往多靠书信。准确地说，我由于惰性，较少写信。枝连兄则一如既往，以其轻松活泼的文字，几乎每个月都会广发或抄送他回复各地朋友的信件，畅论时局或准备出版专著的构想。字里行间，不难察觉到移民美国后的枝连兄每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返回他熟悉的香港与新马，探访老友的短暂时光。他人在西方，但还在想念东方！也许是因为如此，我们几位黄兄的老朋友，都有枝连兄精力充沛过人，青春永驻的感觉与形象。枝连兄离世的噩耗，之所以令人感到突兀与落寞，也许与这落差有关。
枝连兄的一生，虽不是马华知识分子的典型，但也反映与记录了一名南洋华裔读书人走过的道路与时代的缩影。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
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
学院荣誉教授兼博导，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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