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与陈加昌先生咖啡谈
- 李气虹
- 10小时前
- 讀畢需時 5 分鐘
2023年6月21日，新加坡前战地记者、资深报人陈加昌先生逝世，享寿九十二。这一天的一年前，2022年6月23日下午，笔者约陈先生在中央图书馆喝咖啡，就他在2012年动笔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或其台湾版《超越岛国思维》（台北：天下文化，2016年）书中，关于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1973年首次访问台湾后、新台关系的一些历史背景和疑点进行访谈，畅谈近三小时。现结合个人对书中疑点和当天访谈内容撰写这篇小文，纪念陈老逝世一周年。
是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陈加昌在书中第268、269页提到1954年获《中兴日报》社长陈国础保送到台北中华民国革命实践研究院（后一度改名“国家发展研究院”）受训的一段经历。革实院是1949年7月中国国民党时任总裁蒋中正（蒋介石）因应国共内战局势逆转国民党处境极为不利，决心加强党政军干部训练而下令筹设的，其教育宗旨为“恢复革命精神、唤醒民族灵魂、提高政治警觉、加强战斗意志”。
陈加昌写道，“结业当天，（院长）蒋介石及全体院生合照留念，是我第一次看到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国人拥戴的‘蒋委员长’”，“此时，政府在蒋介石复行视事再领导下，党政军民一条心，痛定思痛，在孤岛励精图治，终于将中华民国从狂风暴雨中坚定扶立起来。回顾往事，其间成就是没有半点侥幸的。我有机会在台北见到蒋介石，不久前他还被世人夸赞为‘民族救星’，现在有机会跟蒋总统讲话拍照留念，是光荣的事”。
他指出1954年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本地华裔的身份是华侨，上述引文提到的“国人”、“政府”，自然指向当年的中华民国和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因此自己有机会跟总统蒋介石合照“是光荣的事”。
又例如在第398、403、407页中，他提到李光耀从留学英国到走入政坛初期，以“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第109、113、114页也提到1950年代政治环境下，新马政客爱用国民党来做假议题……，笔端常见不平。
读到这些，心中产生第一个问题：陈先生是否中国国民党党员？哪一年入党？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加入国民党的？党龄有多长？之所以会有这些疑问，也是因为2000年国民党首次在台湾失去中央执政权后，当时代理党主席的连战曾呼吁党员“回娘家”办理重新登记。记得该党当年1月31日之后公布的党员人数有98万人。
陈加昌笑着回答：“是报社帮我申请入党并缴交党费，我没有主动申请入党，也没有主动退党，只是多年没有缴交党费，也不知道还算不算是国民党党员？”
陈加昌1950年加入新加坡《中兴日报》，不久受聘为吉隆坡《中国报》、怡保《建国日报》特约驻新加坡兼任记者；两年后又兼任槟城《光华日报》驻新加坡记者。在马来亚紧急法令时期，这三家报纸的编辑方针都是反共的。（《我》书第209页）
蒋介石说过：新加坡要什么（台湾）就给什么？
《我》书第434页还提到，李光耀1973年5月第一次访问台湾，第二天（16日）见了蒋宋美龄，宋美龄晚上向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报告跟李会晤的情况。蒋介石吩咐夫人：“告诉经儿（蒋经国，时任行政院长），新加坡要什么，做得到的就给什么。”
这段话仿佛作者是站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听到的。我好奇问陈老，他是听谁说的？他说：“是从很接近蒋公的人那里。他后来被派来担任驻新加坡代表，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查了《我》书第259、260页，这位“很接近蒋公的人”就是胡（1914-2002），原籍浙江永嘉，早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炮科、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美国装甲兵学校、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参加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曾担任陆军装甲兵司令、总统府侍卫长（1960）、国防部第三参谋次长室次长、陆军第二军团中将司令官（1967）、中华民国驻巴拉圭大使。
胡1980年出任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代表；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蒋经国次子蒋孝武被传与此案有关，被父亲派来新加坡任副代表。陈加昌曾问蒋孝武，胡有他担任助手会否觉得不自在；蒋回答：“不会，胡将军一路来是在官邸，看着我们长大，是我们的叔辈，是一家人，一切都很自然。”
蒋介石让宋美龄转告蒋经国“新加坡要什么就给什么”，其实前后还有一段历史背景需要交代。
1960年代，支持中共政权取得联合国中国席位的国家，逐渐逼近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国家数量；1967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提交了帮助新加坡建立空军部队计划，却暗示要求新加坡给予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但新方表明不会让步。1969年“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设立时，双方达成协议：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地位。
《李光耀回忆录》写道，中共宣称代表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唯一的政府，新加坡不想卷入两岸政治漩涡。1971年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在“驱逐蒋介石代表”的表决中弃权。我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立场不变，视两岸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双方自行解决。
1972年初，台湾空军应新加坡政府邀请，挑选了九名优秀飞行员由刘书文上校率领，在“星联计划”下到狮城协助训练我国空军飞员。1974年，槟城出生、曾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受教育的中华民国海军上校邱永安，也应我国国防部长吴庆瑞邀请，加入新加坡海军担任中校参谋长，邱随后曾任新加坡上校海军司令长达十年（1975-1985）。
1974年12月李光耀在第二次访台期间，正式请求蒋经国提供训练场地协助训练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了之前蒋介石那句话，双方在1975年4月正式签订“星光计划”，开始了新加坡在台练兵的历史。
老报人回忆录留下珍贵的历史线索
记得2012年10月初次见到陈老，81岁的他透露正在撰写《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并抓住每天精神最饱满的三个小时，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因此，书中对一些人和事的忆述，不免思路跳跃、结构松散，也有重复之处，必须边读边做笔记，将前后文划出的重点连贯起来，始得较完整印象。即便如此，相关资讯之间仍有缝隙，需要进一步厘清。
2022年6月23日下午的咖啡访谈，陈老对笔者事先提供他过目的问题，给了部分答案。陈老毕竟已是91岁老人，记忆力大不如前，忆述过程中有时会牵扯到其他不太相关的往事，加上他声量虚弱，部分录音无法听清。
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对了解新加坡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国”立场，还是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线索，留待学者日后进一步研究探索。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