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文艺曾经的高光时刻
- 杨善才
- 2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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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杨善才
整理: 林仁余
四工团联合音乐观摩晚会
2019年我出版一本“纪念特刊合订本”，收集1959年至1965年的3本工会周年特刊1，以及3本工会的文娱晚会特辑2，都与“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有关。
《四工团联合举办音乐观摩晚会特辑》是其中一本，1962年9月24日及25日，四个工团联合搞演出，工人们呈献歌唱节目，踏上维多利亚剧院舞台，当时可说是破天荒。
四工团是缝业职工联合会、业职工联合会、鞋业职工联合会，以及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这台晚会有大合唱、男 / 女声小组合唱、独唱、重唱、对唱，还有华乐和口琴演奏。歌曲有本地创作《我们爱马来亚》《胶林我的母亲》《谁要是悲伤》等，外国歌曲有《小河淌水》《青春舞曲》《归来吧》《太阳出来喜洋洋》等，歌唱队就有近百人，还有乐队及后台人员，规模不小，演出反响也不错，相当成功。
演出概念是书报印刷业职工会开始的。当时我是宣教组负责人，信心十足能把大家拉在一起。我们工会搞过戏剧演出，我想可以搞个音乐晚会，可是单靠自己却实力单薄。我们的歌咏队练习时会唱一些歌曲，大家熟悉的歌，其他工团或校友会也在唱。歌咏队成员也会去“ 业”活动。“鞋业”也有歌唱班，歌唱指导和我们也熟悉。“缝业”跟我们算是姐妹团体，歌咏队成员经常拉过来拉过去。他们在音乐方面都比较有条件。
因为有这些联系，我找了个机会跟大家谈，说出想法，想不到一谈就成，组织一个联合演出筹委会，主席团由四个工团代表组成，我（杨维华）代表书报印务业，赵金火是缝业，周金锭和高华昌是业，郭造时是鞋业。
四个工团向各自会员宣传卖票，大家抢着买票。当时的信念是，难道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登上大舞台，我们工人阶级一样行！演出标榜着工人走上大舞台，得到很多人支持，反应热烈，工人朋友很兴奋。工团不是艺术团体，会员们整天忙工作，却不等于无法学习歌唱。这次演出除了合唱，没想到还发掘出几个有独唱能力的，证明艺术花朵在工人群体里也可以绽放。
排练先在各自会所进行，后期才集中练习。我们还邀请了四位音乐人担任顾问：熙念思（莫泽熙）、马人（吴鼎风）、冯俊水和卢斯章。
晚会特辑中宣传组总结报告提到，筹备工作遇上一些困难，大家时间不够分配，“四月间及八月间这段期间内，由于进行筹备庆祝工人伟大的节日五一劳动节，及进行全民反假合并的斗争而将整个工作松懈下来……直到九月初才进入正轨。”有机会上台表演的话大家都想上，五一劳动节在惹兰勿刹体育馆举行的千人大合唱，大家热情参与。
书报印务业职工会走在前列
上舞台搞正式公演，我们工会宣教组应该是最早的。1960年的《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庆祝五周年纪念特刊》，会务报告介绍了当时的活动：“宣教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宣扬教育，鼓励工友学习文化，提高工友对局势的认识，使工友能够认识到充实知识和辨别是非的重要性，使他们自觉地认识自己在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宣教所要负起的责任。……本会的宣教活动向来颇为活跃，我们的活动范围皆以适合工友们的需求而设，计有语文班、讲书班、巫文班、识字班、图书股等文教活动。康乐股活动方面有话剧组、舞蹈组、歌咏组、乒乓组、华乐组等，于今年度皆在有经验的人士负责指导；参加的学员也非常踊跃。我们宣教委员会己决定在十一月五、六两晚假文化馆举行游艺观摩会，并籍此庆祝宣教五周年纪念。把一年来耕耘的成绩配合新政府的反黄政策,，把工友排练出来的健康话剧第一次正式搬上舞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演出。”
1960年11月的“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属下宣教委员会庆祝五周年游艺观摩晚会”，是我们第一次公演，在福康宁山的文化馆（后来改称戏剧中心）。节目有两出话剧《雨夜》和《天亮前》（又名《赌徒之害》），还有舞蹈及音乐表演。《雨夜》是征雁的剧作，两个戏分别由陈天雁和刘维萍导演。两位导演都不是我们工会成员，是特别邀请来排戏的。陈天雁非常有才华，古文古诗词修养很高。他最早在学生团体“艺术研究会”活动，在中正戏剧会导演过《桃花扇》。他白天在码头搬运从半岛运出的黄梨，只是上午工作，下午和晚上都空闲。他给我们工会导演过两个戏。“二二”大逮捕之前他和刘维萍去了中国，文革时期又到香港。
作家陈凡（陈源发）观看演出后，在报上发表评论（后来收录进他的书《文艺雕虫集》）。他写道：“在这个晚会中节目有歌咏、舞蹈、华乐、小提琴二重奏、女声独唱，以及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来谈谈的两个独幕剧《雨夜》和《天亮前》。这两个剧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的生活。这次的演出据说全部演员都是工人担任，这倒是别具意义的一次演出。尽管这次的演出效果，有一些尚待克服的缺点，但这个演出本身是值得表扬的。因为这样的演出，将鼓励工人搞文艺的信心与热忱。”
有正面的反响，给了大家很大的鼓励，信心足，认识到工人搞公演是可行的。
陈凡也谈了对两个戏的意见：“《天亮前》的主题应该是反对开除旧工，起用新工，不是赌与酒之害。剧作者原是想通过对福生失业后的各种遭遇的描写，来达到表现主题的效果，但据我看来他是失败的。我以为把福生写成因失业的痛苦而去赌博，去喝酒，又因喝醉酒而杀死人（对象只是因一时的意气而引起的），受到法律的制裁，当作被迫害的主要对象来描写，无法说明问题的本质。同样是描写工人的不幸遭遇，《雨夜》所表现的，便要真实而且深刻得多了。作者以剧中人物大哥大海因为代表工人向资方要求加薪被开除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去收买胶丝而被捕为主，加以二哥不忍眼看自己的妹妹被流氓调戏，与流氓发生冲突，终于被暗算的事件，交织起来，写出了原是对法律保障人民满怀信心的人们，在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之后，终于对法律的信心产生怀疑与动摇。”（《文艺雕虫集》，新生代出版社，1969年1月）
工会宣教组：工人文艺领头羊
“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前身是“书业职工联合会”，创立于1955年，会员多为书局职工。那时代只有“职工总会”是注册工会，书业职工会隶属于它。后来由于印刷业职工踊跃加入，1958年正式易名，独立注册，成为当时32家工会之一，会员包括书局、报馆、印务、制簿及文具等行业职工。
我1954年进入世界书局工作，1955年加入工会，有5年时间担任宣教组主任。在工会活动时我用的名字是杨维华。
1959年的《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庆祝四周年纪念特刊》中这么介绍宣教组：“宣教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工会推动会务的发展，发扬工人互助友爱的精神，团结工友从散漫情况中组织起来，集合在工联会的旗帜下，从而进一步负起教育工友，有计划地展开进行各种文化学习，来提高工友的认识和文化水平。”
我参加工会的舞蹈和歌咏，最早应该是1956年，慢慢培养起兴趣。在工会里搞文化教育，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发挥自己所长，一切为集体，不是表现我个人。身为主任要执行一些计划，我得向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经过大家讨论，可行的话就实行。例如要成立图书馆，找商家报效书本，就以工会名义发信，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局、南洋图书等大书店捐来不少书。有了书，找人编目管理。很多会员下班后来看书借书，图书馆就这样做起来。壁报也一样，找一些能写的学员，书写他们的生活或工作，在会所壁报栏刊登。有些作者后来继续写作，写剧本写诗写小说的都有。宣教工作就如此逐渐做起来。
文娱活动方面，1959年从育英中学请了一位教舞蹈的朋友来指导，林兴导后来也来教舞，星期天来给我们排练。他那时在中国公学教书，还没进电台工作。我自己也参加舞蹈活动，第一个跳的舞蹈是《兄妹开荒》。接着艺术研究会（艺研会）的陈亚春加入指导行列，他后来在我们工会兼职，也在光洋校友会教舞蹈。好些南中、华中、圣尼格拉的学生，毕业后到我们工会活动，教舞排戏。我们没付指导费，大家都是义务奉献，活动多在晚上下班后。歌咏方面请了莫泽熙、冯俊水和卢斯章。参与的学员未必都是我们工会会员，这是一个平台，有兴趣者都可以加入。起先只在内部搞唱歌跳舞，我想工会培养各种艺术人才，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表现，应该搞个公开演出，宣教组可以负起这任务。欣慰的是，我在宣教组的那几年搞了三个演出（“五周年”、“四工团”、“椰林夜歌”），演出者都是工会会员，是真正的工人演出。
我们的宣教工作做得出色，背后得到很多艺术团体和个人的协助。爱同校友会、工商校友会等和我们有联系，不时请他们过来指导。我们的歌咏队和爱同校友会也有合作，他们有华乐队，需要配乐就找他们。我们也会协助别人，那时大家都互相帮助。
听说要搞公演，其他团体都愿意协助，我们不必担心舞台技术等问题，只要专心做好节目。演出经费是卖票所得，门票肯定可以卖完，其他工会很支持。演员及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连车马费也没有。“木器”工友帮忙制作道具布景；“康乐音乐研究会”帮忙灯光，他们有一套灯光设备，经常去支援工团的演出；爱同校友会和“赤道艺术研究会”协助化妆；画家许锡勇帮忙做舞台设计。
多元化学习：工人文艺动力源
《四周年纪念特辑》里记录了当时的活动，留下宝贵资料。
宣教委员会属下有文教股、康乐股及图书股。图书股负责管理会所的图书馆。
文教股属下有不同学习班：（一）文化学习班——每星期四晚上，着重青年修养及社会科学理论的介绍。（二）语文班——每星期三晚上，采用华文学校适用的《初中语文》课本，以及其他补充教材，学习中文注音符号等。（三）读书班——每星期一和五晚上，学员多为制簿厂及印务女工，课文采用《少年文选》、《算术》及《注音符号》。（四）成人教育班——每星期三及六晚上，学员多是驳业工会的会友，是“书报业”和“驳业”为响应扫除文盲的号召而举办。（五）马来语文班——共有三班，A班采用的课本是《SINAR BARU第二册》，B班和C班用的是《SINAR BARU第一册》。我们还自编课本及辅助教材，写蜡版出油印本。我至今还收藏着一些当时的油印教材。
康乐股属下有歌咏队（每星期二晚上练习）、舞蹈组（星期六晚上）、戏剧组（星期日晚上）、乒乓组（星期日下午）。
文教股相当重要，许多会员教育水平不高，所以着重加强他们的语文及认识。识字班学员多是女工，受教育不多，好些人小学没读完就出来工作，有些没机会进学校。识字班不论学员年纪，只要想学都接受，从幼稚园水平的识字教起。学员年龄从10多岁到20多岁，做制簿厂（学校的单线或方格簿子，复制印刷和装订），做信封的，做印务馆的，这些工作都不太需要文化，像制簿，根本不需要识字。我们自编课本，让她们慢慢识字及提高文化。学员中男工也有，印务厂走机器的都是男的。我们还举办各类活动，妇女节、劳动节、冼星海节、聂耳节、中秋节、端午节等，提高大家的认识。学习班也提供一些思想学习，如鲁迅作品分析等。
宣教就负担这些任务。工会里各组分工合作，总务组处理劳资关系，负责签订劳资合同或搞罢工等等。如有罢工，宣教组当然也组织支援。
我们工会原附属于职工总会，最早借用职工总会在惹兰勿刹的会所，那是一个天台，好几个小工会在那里活动。从职工总会搬出后，在大坡冈州会馆隔壁一个楼上四楼租地方，用了一年，屋子要拆，又搬到驳业工友联合会在丝丝街的会所，他们的工友多是劳工，没搞什么活动，只用一个小地方办公，整层楼都给我们用。印务馆、书店、制簿、做信封的，这些行业算是跟文字文化有关联。后来报章员工也加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民报等，增加了很多人。再后来搬到香港街，有了自己的会所。
搬到香港街，活动更蓬勃了。那是一座五层楼的店屋，我们租用整个五楼。会所是长形的，除了一个角落是办公室，其他空间都给宣教组用，有时一晚两个班，前面语文班，后面识字班。大家下班就来，各种活动，时间不够用。大伙儿责任心很重，一定会出席。遇上其他工会周年纪念庆祝或游艺会，我们会去客串表演。文艺团体如艺术剧场、康乐音乐研究会、赤道艺术研究会的演出，我们集体买票去观赏。当然还有那时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活动，组织野餐。有时候还在罗敏申路南洋商报的天台举行活动，那天台很大，我们搞晚会、乒乓比赛、歌咏、舞蹈。那时劳资关系好，报馆允许我们使用。
一个星期七天，我们用了八天，礼拜天是白天到晚上一整天，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吃饭就在附近同济医院前露天市场，吃什么都有。当时的确很用心地搞文艺活动。
工会话剧演出热火朝天
原本计划好1962年1月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宋李桑的五幕剧《椰林夜歌》，“六周年特辑”里打了广告，可是后来政府不发演出准证，胎死腹中。《椰林夜歌》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工会活动的故事，原是宋雅的小说《赶上时间》，他和陈天雁合作改编成舞台剧。《椰林夜歌》其实已排练完成，在会所里内部演出过，却没机会登上剧院舞台。
1959年至1963年是我们工会搞文艺活动最热闹的时期，虽然只是短短几年，工友们热火朝天，热情参与，努力没白费。一些老朋友说起这事，还很怀念那段生活。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些工人的文艺工作者，陈凡在评论中说效果不是很理想，这当然，我们没受过正式训练，工人们以业余身份参与，这已是非常难得。那时其他工团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劳资纠纷问题上，不过好些也有合唱班或戏剧班，不时在会所搞内部演出。这一段工人积极搞文艺的历史，如今完全湮没，后人都不知道。
研究本地华语话剧运动的学者连奇，在研究论文《新加坡现实主义华语话剧的思潮演变（1945-1990）》中，罗列出历年的话剧演出，其中1959年至1965年都有工联会的戏剧演出。
1959年：建筑工联会的《走向胜利》；木器工联会的《打渔杀家》《雨夜》；咖啡店工联会的《力量》。
1960年：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八根火柴》，以及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的《天亮之前》和《雨夜》；建筑工联会的《怒火在苦难中燃烧》。
1961年：泛星工联会的《这日子》；木器工联会的《一记耳光》和《破旧的别墅》；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椰林夜歌》；木器工联会的《新的一代》；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进步》和《圣诞节前夜》；纺织工联会的《明天》；泛星工联会的《怒火在苦难中燃烧》和《大选前夕》；电讯工联会的《罪根》（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
1962年：建筑工联会的《建屋工地上》和《高高在上的人》（在羽球馆演出）；木器工联会的《阮小七》，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风雨三条石》。
1963年：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的《风雨牛车水》（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建筑工联会的《罪根》。
1964年：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觉醒》；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被摧残的青春》《迫迁》。
1965年，五一工委会的《时代不同了》；厂商工联会的《跟着大夥儿走》和《大马饭店》；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好朋友》；书报印务业工联会的《被摧残了的青春》（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
1965：工人文艺时代的落幕
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我被逮捕，因为在工会搞宣教太活跃，那时候真的是不怕死。工会宣教组之后还继续有活动，只是规模较小，1965年7月搞了最后一个演出，地点在维多利亚剧院。
“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一九六五文娱晚会”演出特辑里，“剧务的话”提到：“剧务股在开始着手筹备节目的时候，首先就面临几个既棘手又头痛的问题：第一，人手不足；第二，选择些什么节目；第三，时间短促。近几年来，本邦文娱活动的参加成员，越来越稀少，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本会也不能例外，而举行一个演出，是需要一批相当多的人员才能完成的。尤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娱演出，更非有众多人手不可；寻找演员及后台无名英雄等，的确是个相当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们在三月间才开始着手准备一切工作。…… 一切都要等到筹委会成立后才着手筹备。…… 而且在我们着手进行排练期间，即在接近演出前的两个月内，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来临，工会的改选，电影招待会的举行以及一些工会负责人在五一前夕与我们分离，丧失了自由等，都和我们的演出唇齿相关，都或大或小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确是在与时间赛跑啊！我们是极尽一切的努力在完成工作的，但恐怕还是差强人意。”
演出如期举行，节目有大合唱、独唱、小组唱，歌曲有《五哥放羊》《阿细山歌》《和平友谊之歌》《月光光》《挤奶场上的姑娘们》《海岛之春》《茶林曲》《放马山歌》等；民乐合奏《金蛇狂舞》《刘三姐序曲》等；舞蹈《花伞舞》《印度舞》；戏曲《拾棉花》《李连生卖杂货》；诗剧《两亩地》；话剧《被摧残了的青春》。
1965年可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几十年过去，烟消云散，参与者多已老去。
一直收藏着这几本特辑，它们是宝贵的史料。2019年翻印出版《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纪念特刊合订本》，为了纪念那时代工人们搞文艺的热忱。合订本后来全卖完，没有存书。
话外篇
那时代出版特辑， 友团或商家会以登贺词广告的形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因为我们是书报业工会，有意思的是，这几本特辑的贺词广告留下好些书店和印书馆的名字，它们曾分布新加坡不同角落，如今都已不在。那也是书店行业的高光时刻。集录它们的名字，作为纪念：
上海大众书局、生活印书馆、世界书局、新文化社、华联书店、东方书摊、教育供应社、中华书局、上海书局、光明书局、人民书局、商务印书馆、椰风文化社、学生书店、中学书店、人人书店、胜利文具社、大联书店、星华文具社、南洋图书、海鹏书店、南大书店、黑猫图书、新华书店、绿洲书店、新加坡教育出版社、远东文化、青年书局、中南书店、生活印书馆、星马书局、建生书社、时代文具社、学习书店、新新文化、狮岛书报社等等。
作者为本地文化工作者
1《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庆祝四周年纪念特刊》1959年
《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庆祝五周年纪念特刊》1960年
《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庆祝六周年纪念特刊》1961年
2 《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属下宣教委员会庆祝五周年游艺观摩晚会特辑》1960年
《缝业、业、鞋业、书报印务业四工团联合举办：音乐观摩晚会特辑》1962年
《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一九六五文娱晚会特辑》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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