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鸽与和平鸽

文：侯仁敦（Philip Holden）

译：林康

编者按：

非虚构作品（如传记或论文）只能提供事实，而虚构作品（如小说）则能深入探索并揭示真理。本系列四个短篇由“新叙事”（New Naratif）与“质疑”（SUSPECT）两个媒体委托创作（其他三个作品分别是：Hope of a Better Age，Truth Be Told和Setia Dan Bakti），为我们展现了不同视角下的林清祥的世界，他为之奋斗的新加坡愿景，以及为他所激发起来的希望。通过这些小说叙事，我们可以反思，林清祥的被强行逐出政治舞台，究竟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过去已成定局，未来仍待我们开拓。通过了解过去，我们或许有望可实现他的梦想，构建一个更为温暖的新加坡：人权得到维护，生命因其固有的尊严而非经济效益获得尊重，人们彼此爱护而不是互相防范。

——覃炳鑫（摘自他为发表四个林清祥相关短篇小说而撰写的《前言》）

见新客户那天，艾琳有些紧张。她是个心理治疗师，还在实习阶段。她有间清冷的办公室，没多少摆设，窗户直对着灰色砖块砌就的一个小院子。鸽子飞在伦敦阴沉的天空，俯冲时翅膀拍打着窗玻璃。她耸了耸肩。崭新的海军蓝外套，穿在身上，沉甸甸盔甲一般。她注视自己双手，修剪齐整的指甲展露在外，把仍经常被她咬损指甲的那只小指藏在底下。客户蹒跚着脚步踱进来时，她一时间竟不晓得该说些什么。于是尽力平复心情。等待原以为早被自己完全压抑而如今却作势重启的乡腔野调在口里消散。等待着那把心理治疗师的腔调重新回来。

“林先生。”

他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靠外沿浅坐在椅子边缘，透过厚厚的圆形镜框打量着她。佝偻着身子，仿佛随时准备好一受到惊吓就要逃走。

“我叫郑艾琳。我这儿不好找吧？”

他摇摇头。说话语速缓慢，带着明显口音。平铺而变化不大的腔调，她在心里默记，几乎不带什么表情。他说乘地铁坐到塔维斯托克广场，然后下车步行。一旦看见街道，顺着门牌号，很容易就找到了。

“林先生，说说您为什么会来找到我们。”

他沉默了片刻。短暂与她对视后，低头盯着自己双脚。她瞥了墙上的时钟一眼，红色秒针划过一道弧线，缓缓移动着。一圈，两圈。呼吸。放松。你在这里是给客户看的诊，不是给自己。不必急于用言语来填补寂静。

他抬起头。

“你这么年轻。”

她脸颊发烫。从话里听出什么言外之意，有如被黄蜂蛰了一下，刺痛但不留痕迹。别抓挠。别让这困扰你。回到他的情绪上去，他那言辞后面的想法。

“您没有多大信心，”她说，“您认为我入世不深，不容易理解您的内心。”

他愣了一下。然后，终于开了口。

*

结束了接续一整天的漫长疗程后，艾琳回她兰卡斯特门的公寓。她一边上楼梯，一边在脑海里回顾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锅炉坏了，暖气片石头般冰冷。她点燃炉灶，把手放在灶上的水壶旁取暖。

端了杯茶，她坐下开始记笔记。多数客户的故事都简单。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造成了忧郁或焦虑。一个年轻人，每日一走进办公室就感到恐惧，像胸口挨一拳般强烈。一个中年妇女发现，即便一再告诫自己保持冷静，每回和母亲说话时仍忍不住发怒。一个老人家孤单难受，却纠结地认定自己就是结交不到新朋友。

指导老师哈里告诉她，这类案例，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人就像洋葱，需要一点耐心和一些眼泪，一层层剥开来，才能抵达内心。她这些客户，宛如困在某个瞬间，永恒般地被定住：在触动的事件发生时，突如其来的情绪刹那间把他们淹没。脱困的诀窍，是帮助他们意识到并抓住那些耀眼的念头，那些联系事件与串连情绪的念头，那些已经习以为常，乃至于不再为人所察觉的念头。要剥开这层层叠叠，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念头。年轻人深信，自己是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妇女感受到母亲批判的眼神，即使一语不发仍旧如此伤人。老先生知晓，他压根儿就是个不讨人喜的家伙。把这些念头一一剖开。仔细加以审视。探究这些到底是不是确实、完全的真相？

哈里告诉她，人就是这样取得进步的。理智控制情感。我们要将匿藏的思想揪出来，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客户的信任固然好，这样客户会感到悠然自在，但你很快就需要约束他们。无论多么桀骜不驯的人，都要让他们学会自我约束。

她微笑地啜了口茶。那么，对待林先生，她肯定不必担心自己在第一个疗程中只管让他说话，让他诉说感受的方法。她大可在下个疗程才采用不一样的方式，做思维记录。她决定把他相关的病例笔记留待后用。这些笔记应该是临床的，哈里告诉她。实况的记录。不过，她发现自己竟也记得他们交谈的片段，那些超越行为、情绪和思维，忽地迸发出来的鸡零狗碎。

巨浪拍打下来，把我留在岸边。

岛屿从来无法离开彼此。

我身边围满了鸽子，却还是梦见和平鸽。

她在纸上记下这些话，然后又把它们划掉。

*

第二个疗程，她原以为林先生不会再来了。然而，她走进候诊室时，他已经坐在房里。他带了一袋苹果，要送她，她轻声说，不行，我们不能收礼物。

等他在椅子上坐好后，她问他过去一周过得怎么样，他告诉她没起什么变化。他躺在和妻子共用的双人床上，轻易就睡着了，但过两三个小时就醒转。他的孩子们一整晚都睡得香。妻子也是。只他，醒来后再没有睡意。各种思绪在脑海中闹腾。

他回想起过去发生的那些事，那些他开始与她分享的故事。他可能采取不一样的行动吗？同意飞来这里，离开新加坡，写信请辞党内职务，这些举措是否意味着他背叛了朋友？然后，是夜晚街道上的嘈杂声，即使身处平静的伦敦南部郊区一样不得安宁。石板路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汽车轮胎碾压在潮湿沥青路面发出的嘶嘶声。有一回，警笛在远处响起，然后迅速驰近。他忍不住冒冷汗，确信那是抓他来了。尽管房里闷不通风，你还是坚持紧紧关窗。你躺在床上，聆听外面的声响，等待着有人来敲门。

“睡不着，你会做些什么？”

他会起床。厅里有张小书桌和一把不太舒服的椅子，他可以坐下来看书。那些从苏豪区光华书店买来的书和杂志。这有时行得通。两三个小时后，他可以躺回床上去，打个盹，但很快就会被透过窗帘缝隙漏进来的光线弄醒，新的一天拍打在他脸上。

早晨是最难熬的，他告诉她。起床，和妻子一起送孩子们上学。他自己准备去上班。他感到非常疲惫，仿佛世上的空气都被吸走了，换成浓稠的糖浆，妨碍他任何动作。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午餐时间，这时乌云会突然散去。双鬓和肩膀上的重压骤地消褪。他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吃着三明治，抛撒面包屑，看鸽子在地面啄食，然后腾空飞走。像一壶沸腾的水般化作水汽飞走。有时会想起小儿子沉睡中的一双手臂，柔软而暖和，环抱着他的腿。有时他会为此露出笑容。其他时候他会哭泣，黑暗于是降临。

“我们在这儿逗留片刻，”她说。“你现在人在公园里。”

他点点头，俯视地板。喘气。

“你坐在公园里，在长凳子上。”

“冷，”他说。“我独自一人。然后我想起儿子。他朝我伸出双手。”

“他跟你说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她，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他叫爸爸。”

“你能停一下吗？在那个时刻里逗留一下。”

他叹了口气，然后点头。

“很冷。然后我感觉到儿子手臂的暖和。”

“那生发出来什么感受？”

他再次沉默。嘴唇开始颤动，但没发出声音。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这时应该后退。像留声机那样，哈里告诉过她。小心将唱针轻轻放入凹槽，以免刮伤。然后再同样小心地将它抬起。

“我感到恶心。”他试图把话说出口，几乎像从一本无形字典中抠出字读出来一样。“害怕。厌恶。”

“你脑海闪过什么想法？”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让你失望了。这个世界不对劲。可我改变不了。”

“最深层的想法是什么？”

“我让你失望了。”

“再说一遍。”

“我让你失望了。”

“我让你失望了。”

她抬起唱针。问他过去发生的事带给他什么情绪。他们停下，喘了口气。然后她让他回想另一个他最感到难受的时刻。首先是当时情境。再来是感受。最后，是深埋心底的想法。

疗程结束时，她给了他一份“思维记录表”，粉红色油印标题的一张对开纸。家庭作业。她告诉他，只需填写前三个栏目。忧郁来袭时的境况。情绪。然后是埋藏在心底的想法。

她把纸递给他时，仿佛在他脸上看见一丝微笑。

*

寒冬渐深。十一月下旬，气温骤然降减。人行道和公路都结了冰。在兰卡斯特门，艾琳拖曳着双脚，踉跄地向地铁站走去：她在霍尔本站下车，迎来第一片雪花。给北方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告诉她，那边情况更糟，电话里，话音夹杂着静电的噼啪声。放下电话，她朝壁炉台瞥了一眼。台上有她父母的结婚照。

战争期间，她父亲困在伦敦。他原本想回去马来亚，尽一份力，从混乱中建立一个新世界。然后他邂逅了母亲。这个身材娇小，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乔迪女孩，经常出现在左翼书社的聚会上。战后，他因此没踏上归途，而是跟随她去了北方。他被困住了。他学会了融入。他告诉她，他甚至连说话的方式都变了。

他们都想让他们的独生女，一个苍白而严肃的女孩，能保有父亲的某些东西。不仅仅是她那能做双语对译转码的名字：艾琳-Eileen-Ai Ling-爱玲。每个周六，艾琳的同学们都能逛街玩乐，她却只能长时间和赵太太守在一起。写不完的华文字，写到手酸。还要听写。有一天，她突然拒绝去上课。这简直不像她：她平时总那么乖顺。她哭出声来：他们哄她，拿东西贿赂她都没用，她不肯就是不肯。

这事过了很久，她现在后悔自己的任性。试图重拾这门语言，到伦敦后她去报读了夜校。不料却老记不住：话到嘴边了，一张嘴就飞走。

现在的伦敦，严寒会持续到一月份。新年的足球比赛取消了：斯坦福桥和白鹿巷的球场，地面简直就是西伯利亚的永冻土层。在汉普斯特德荒原，有三人穿透冰窟掉进池塘淹死。首相卡拉汉远赴加勒比海作日光浴。危机？什么危机？他回程时在希思罗机场这么说。先是火车司机罢工，再来是卡车司机，接着是垃圾清洁工。垃圾堆积。救护车没人开动。在北方，甚至掘墓人也放下了铲子不开工。

一片混乱中，艾琳却享受着事业顺遂的甜蜜。哈里警告她，忧郁症最怕是冬天。光线少了，户外活动也少了。然而，她每周不缺客户。那个年轻人买了走雪路的一双新靴子。他没摔跤。从“我没一样能做成功”，变成了“只要有心我就能做到”。那个中年妇女不再揣测母亲的心思。我数到十，她告诉艾琳。我知道妈妈不是针对的我。在严寒的冬天，那个老人家说，邻居们没有遗弃我。我不是不讨喜，只是害羞。但凡我不那么防范别人，就能感受到别人对我的关怀。

只有林先生，现在她招呼他叫乔治，似乎没什么疗效。他每周都带了放着思维记录表的皮挎包过来。他每周都说，当乌云笼罩经久不散时，他就陷入哀伤不能自拔。他按照她的指示记下这些。首先是发生的时刻，然后是情绪，接着是那瞬间的想法。她把这些以紫色线条和文字标注了。一切还算顺利。

但随后出了些状况。想法带出回忆。一次集会上的演讲，他的话语点燃了激情，使他成为超越自己的事物的一部分。最初进监狱那些年，他等待着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一个国家的自由，然后监狱大门打开，来了释放，来了聚集的群众。群众把他和同志们扛在肩上。他仍然记得沉重花环围绕在脖子上发出的花香，白色的和平鸽腾空飞入天际。接着是第二次拘押，半夜里抓的人，相同的监狱，某些相同的狱卒，但换了取代殖民秩序的新的政权。单独监禁。然后是乐观主义，和他同样被逮捕下狱的同志们大团结。

纠缠他多年的，噬心的绝望。他被迫写的，换来释放的两封信。第一封写给总理，他的前同志，现在下令关押他的人。第二封写给他政党的主席，宣布退出政治。登机飞往英国。党的回信来了。别以为你退出的只是政治。你退出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你心甘情愿成了卑下的工具。

*

她告诉哈里，其他都是肤浅的客户。历史没给他们带来什么负担。但对乔治来说，那记忆深不见底，再层层叠叠的文字也捞不回来。

哈里用一块绣有字母的手帕，试图将身前桌面的某一点微粒尘埃拭去。

让他停下，哈里叫她。记住人要能自我掌控的原则。把漫无头绪的感情整理成型，不必说，肯定不容易。不过实践很重要，事情会随实践变得简单。就像做爱：第二次容易多了。

“可是……”

“没有可是。你不能放纵他，艾琳。”

她低头在笔记本上胡乱涂写，来掩饰自己的困惑和累积起来的愤怒。

“对了。想起顺便问一下。那‘认知辩驳’，”他问。“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涨红脸，感觉额头开始冒汗。情绪是惶恐。瞬间想法是，“可让你抓到痛脚了”。

“这事不好进行，”她说。

“郑小姐，证实一个心理治疗师的实力如何，全看你怎么应付最难搞的客户。在最后一个考验项倒下的治疗师，我见过太多了。”

哈里继续擦拭着白色桌面上那一点想象中的微粒尘埃。

*

所谓“认知辩驳”，是这么回事。你经由研究思维记录表，识别出那些埋藏在底下的瞬间想法。你把这些想法带出来，摊在了白天明亮的阳光下。你利用记录表的前三栏项目——事发情境、感受、瞬间想法——来施展抓捕。来到这个阶段，客户要满足和此前截然两样的要求，要讲逻辑。他们必须和自己的瞬间想法进行争辩，设法证明瞬间想法最多只占有真理的一个小部分。那个年轻人，我们看到，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总是失败；只要尝试，他通常会成功。这很难，但我能做到。中年妇女开始明白，母亲的怒火不是针对的她。我不是她发怒的原因。老年人终于明白，被人拒绝不是必然的。如果我表露善意，总有人会做出回应。

然而，认知辩驳有个诀窍。埋藏在底下的瞬间想法是顽固的。你把它带到表面，但还没有断开它所有根须。此刻敲打，过后再把它掩盖起来，它就会在黑暗中重新生长。所以要引诱它再多出来一点。想象一下，你告诉客户，想象你来到法庭。今天审理的，是证明瞬间想法并不真实的案子。法庭允许辩方先行发言。尽可能列出所有你能想到的理由，说明瞬间想法为什么是合理的。只有当你穷尽了这些理由之后，我们才会转向控方，列出所有这个想法可能不完全真实的理由。然后，我们进行审判。

面对乔治，首先一个障碍，是词语的如何定义。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庭？”他问她。

因为不耐烦，怒气在她内心充斥。她将两根食指相互按压，这是她为应付这种情况而预先学会的姿势。直面当下发生的事。让怒气冒泡、增大，然后破裂、消散。仔细观察现场。他长胖了。他肩膀僵硬。即使有过数次疗程的相处，他依旧经常保持警惕。

“任何一种法庭。”

他再次沉默。她等着。他的手在动，仿佛试图将文字雕琢出来。

“假设是一个不允许辩护，被告没有发言权的秘密法庭呢？或者说一个废除了陪审制度国家里的，没有陪审员的法庭呢？”

“就说是个理想的法庭吧。这只是个比喻。”

正义，他告诉她，正义可不能只是个比喻。哪怕不见得你一定能在这世上找到它。

*

春天依旧迟迟不来。她的父母谈论着北方一些社区仍然被大雪隔绝。罢工的人们回去工作了，但空气中能感觉到有某些改变。选举临近。她走去地铁站，路过围墙上保守党的广告，展示着失业者排起的长队。“工党不行。”电视上，撒切尔夫人猛烈抨击现行秩序。“我们已经变成一个软弱的国家。如同鱼缸里的孔雀鱼。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共同的社会并不存在。竞争才能推动我们前进。”

艾琳每个周末给父母打电话，耽溺在丰富的童言童语里头。我们会把票投给撒切尔，父亲说。她问他：你们以前给我讲的关于1945年的那些故事呢？那个关于人人享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愿景呢？你们当时是如何投票将丘吉尔先生赶走的，当时政府中一位工党的新议员还在议会上说，“我们现在是主人了。”不是吗？他告诉她，那是个梦想。现在这个才是他们的现实。世界是这样运转的。

*

在下来的疗程，他们搁置了法庭比喻，不料却遇到另一个难题。乔治可以丝毫不费力，轻松列出所有证明隐藏想法合理性的理由。然而，却找不到太多反对的论据。充当辩方时，她仍然称之为辩方——尽管现在不，不当着他面，不大声说出来——他总能侃侃而谈，自信流利地发言。一旦切换到控方时，就陷入了沉默。

他们再次浏览了思维记录表。从中挖掘出来一个想法。这世界不对劲。

找支持这个想法的理由一点不难。第二次被捕，最初单独监禁那几周，新加坡欧南监狱。一张铺着草席的铁床，一个铁杯，一个便壶，还有一扇白色厚重的门。闷热和一股尿骚味。后来，把他们转移到樟宜监狱，情况有所好转，接着变得更糟。外面的自由人来访，带着善良却无用的姿态：圣诞节还带来火鸡和布丁。他终于拒绝见他们。然后他面临抉择：要不写信——更精准地说，是签署一封已经为你写好的信——要不发疯。

漫漫长长十年在伦敦流亡，尝试上课但没读成，药物、治疗，急切找工作。忧郁，始终伴随，即使你别过脸不去面对。悬崖就在身旁，那是你随时可能坠入的虚空。

艾琳让他倾诉，直到沉默降临。她等待话语在他心中沉淀发酵，等待涌上来的回味。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说的吗？关于非黑即白的想法？耽溺在负面想象的灾难化思维？”

他又缄默了。

“你刚说的那些，有没有可能存在这些成分？”

他停顿了一下。再次皱起额头，露出困惑的表情。他挪动着手。非黑即白，我没那么想，他这样告诉她。囚禁我的那些人才那么想。这才是灾难所在。眼看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然后被牢牢卡住关上。我们循着不确知的方式变了。

*

下一个督导课，当看见哈里心情似乎不错时，她问他忧郁在某些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对一个非正义社会的自然反应。是对一个走向错误的残酷世界，唯一可能做出的反应。

他透过老花镜看她。多么奇怪的想法。这世界肯定没有走向错误。我们每天都在进步。科学照亮了更多黑暗的角落。发展在迅速地推进。当然，发展路上难免有障碍。总会有非理性的时刻。但理性终究会占据上风。

她点点头。

他靠近前。

“是那个跟你对抗的客户吗？那个不情愿改变的家伙？”

她再次点点头。

“郑小姐，艰难案例是造就心理治疗师的关键。你对他太放纵了。要强硬起来。”

她张嘴想说什么，但被他打断。

“你下周的疗程我会过来。我希望看到认知辩驳的顺畅运作。”

*

幸运的是，她这周就见乔治，早于哈里坚持过来的下周疗程。她曾短暂想过要求乔治帮她过关。别像往常那样对抗，在辩驳中忽然静止。这样我们才不会从此走向过去。

他们的疗程按照过去几周形成的模式进行。查阅思维记录表。找出那个藏匿的瞬间想法。她坚持要他进行认知辩驳，可辩方太强，控方无法成功立案。她加大力度施压，他因此变得疲惫易怒。在这种时刻，她学会了转弯，去处理他的其他问题。

“告诉我，”她说，“什么是你最快乐的时刻？”

门打开了。他们于是进入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疗程结束时，她像往常一样做总结，然后不经意地提起下一个疗程她的指导老师会过来参加。乔治不必在意：哈里是来检查她的工作，不是检查他。

她平静地说，但说话时仿佛有什么阻挠她正常发声。他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你害怕，”乔治说，“因为你认为他不怎么看重你。”

*

下来这个疗程，事关重大。她早早起床，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她复习自己的学习笔记，却总是分心玩起一个她自创的游戏，尝试将笔记本上的句子用她生涩的华文翻译出来。

I see pigeons all around me, but I dream of doves.

我看到周围都是鸽子，可我还是梦见鸽子。

在华文里——至少在她水平有限的华文里——pigeons（大鸽）与 doves（和平鸽）没有两样，都是同一个词。

When he came out of the prison, he released a dove.

他一出狱就放鸽子。

这可不行。“放鸽子”，要说的本是“放飞和平鸽”，但这说法在华文里却有爽约的意思。

英文也同样疯狂，没好到哪里去。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also let them down（你把人晾在那儿，就是让人干等呗。）想想：stand someone up 和 let them down；然后从“晾”，到“干”。

时间不早，该走了。雨下得好大，但她还是早到了诊所。乔治像往常一样准时，从斜挎包里掏出填写好的思维记录表。今天角落里多了把椅子：哈里，带了写字板。她踌躇了一下。

“开始吧。别理会我。”

她转身面向客户时，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她缓缓呼吸，再次将手指揉在一起。试图忘记有人正盯着自己。

疗程第一部分宛如跳舞。艾琳引导，乔治跟随。他们舞步都娴熟。过去一周过得如何？像英国绅士那样，从天气聊起。深入一点。徘徊，然后认定某个时刻。开始思维记录。首先是事发情境。

星期四，乔治说。事情是那天发生的。我正在读报，看见他的脸。我过去的同志，关押我的那个人。他到这里来正式访问。

“你看见照片时什么感觉？”

“疲倦。沮丧。”

她等他，等他梳理情绪。

“愤怒。绝望。”

她从眼角，在直视的范围以外，觑见哈里动了动。身子前倾了一下。

“愤怒，”她复述。“绝望。带我向那时刻更深入些。你现在在哪里？”

“一所售报亭，”他告诉她。“在温布尔登。收银员出去抽烟时，他会让你在那儿翻阅报纸。所以我选了一份。门口传来香烟味。地板还湿着；刚拖了地。我要是移动脚步，鞋子会吱吱叫。报纸折叠和展开都难。我不想老待在这里；想在店员回来前翻完。这时我看见他的照片了。他现在老了。脸颊浮肿。眼袋。”

“你身体感觉什么异样吗？”她问他。

“紧绷，”他说。“肩膀紧绷。头痛。一阵阵抽痛。像在监狱的那些时候一样。”

她温柔地，引导他，让他说出想法。她眼角觑见哈里像一尾鱼那样扭动。她太阳穴隐隐作痛。他们总在这样的时刻脱轨。

我讨厌这个。

这世界不对劲。

这世界对我不公平。

第三个想法是新的。它针对个人，不泛指社会。这是送给她的礼物。他仍然为辩方辩护，但不比平时那么确定。轮到控方时，她确信他向她眨了眨眼，很快，用哈里看不见的那只眼睛。

他们一起针对这些瞬间想法进行了争辩，像刀切黄油一样轻松。他们将想法简化。然后做出最终表述：世界不总是公平的，但我能寻找到出路。

哈里灿烂笑开。他看够了。人类意志的胜利。他找了个借口离开。

她转身向着乔治。

“谢谢你。”

*

当乔治告诉她要回去新加坡时，艾琳内心有某种什么东西被拉紧然后断开的感觉。哈里把她找去，告诉她，她的能力让他留下深刻印象，即使面对最难应付的客户她也游刃有余。她积累的客户疗程时数已经足够，可以参加考试了。不料她说，不。她决定放弃学业。哈里吃惊不已。现在放弃？都来到最后阶段了。这时放弃太没道理。他劝她回家冷静下来，再仔细考虑斟酌，不要出于一时冲动做决定。

最后几个疗程，她和乔治不再理会什么思维记录表。相反，他们编织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还记得些什么？有什么是最让他感到开心的？期盼未来会迎来什么？

投票前最后几天，她明知结果会如何却仍逆向抱着希望，然而在选举之夜，钟摆的指针还是决定性地向右摆去。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住进了唐宁街。世界改变了。

在他们的最后一个疗程，她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自己仍未痊愈。但他们兴许已经离开悬崖边更远了些。足够远，远得可以等待下一波巨浪将他带回内陆，回到岛屿的腹地。

她给哈里留了便条。她的决定没有改变。我想和别人作伴，而不是监督他们。我想寻觅但凭思想无法掌控的那些东西。

他约她到他办公室见面。

她放了他鸽子。

*

艾琳有一个秘密。哈里既然不在了，我不怕告诉你。疗程之外，在伦敦，她见过乔治一次。早春的摄政公园里，番红花盛开时节。他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女人一起坐在长椅子上。他的妻子，想必是他妻子？艾琳从远处观望，小心不让他们发现。在他们身前，那片稀薄阳光照射下的草地，一个小男孩在上面嬉戏，身穿一件厚厚的粗呢外套使他活像一颗圆球。夫妻俩照看着孩子。小男孩向前走近艾琳，但他不认识也没看向她，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小男孩注视着在小路边矮草地上跳跃、啄食、咕咕叫着的灰鸽子。他朝鸽子跑去，然后开步飞奔。挥舞着手臂。鸟儿稍微移开了些，挪到足够远的距离继续啄食。男孩再次冲向前，加快速度，双腿抖动，几乎失去平衡般。她笑了，想起乔治对她说的，紧紧环抱着他大腿的柔软小手臂的重量。这一回，男孩成功了。鸽子飞了起来，一只，接着一只，以至于空中满是挥动着的翅膀。孩子停下，对自己做成的这光景感到惊讶。

这时，一个年轻人走到艾琳跟前，一身廉价的新风衣，把咬损的指甲藏在袖口里。他用一种和艾琳十足相似的声音问路，北方人元音短促的腔调还没完全消逝。他参加贝地福德学院的入学面试快迟到了。她给他指了路。

那个年轻人是我。这也是我的故事。

小说作者简介：侯仁敦（Philip Holden），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多年，集学者、教师和小说家于一身。著有短篇小说集《老天有眼》；是新加坡英文文学选集《书写新加坡》（2009）的联合编辑之一。

译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