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坦荡荡，不亢不卑 ——林清如印象记
- 林任君
- 2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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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美在于梦，若能重回一趟青春路，我会继续追求心中那个梦。”
这些充满上世纪五十年代文青味道的句子，是我敬重的前辈友人、刚于10月2日与世长辞的林清如先生，10年前赠给我的《我的黑白青春》样书扉页上的亲笔留言。这部自传他总共送我三个签名版本，除了中英文书之外，还有这本出版前的样书，请我提意见。那时我还在职场，没时间细读，只能选择个别篇章，跳跃速读，但立刻感觉到这是一本与我熟悉的“主流史观”有很多出入的著作，显然很重要。我没能力也不敢提什么意见，只能鼓励他，肯定这本书的价值。
后来我发现他在送给其他人的书上也写下同样的留言。这些句子其实取自书中的一段序言，前面几句是：“然而，人生终究有遗憾。我的遗憾，青春梦，圆不了。”
清如确实是有遗憾的。在青春正富的时候，热火朝天追求理想之际，却被剥夺了自由。“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在梁文福写这首《细水长流》的1980年代，年轻人是可以自由追梦的，但时光倒流到1950年代，有些梦却不被允许。林清如和他那一代的很多人因为不能自由追求他们的“青春梦”，留下了遗憾。
《我的黑白青春》记载了清如前半生的不寻常经历，尤其是年方20就因为参与学运和工运而被逮捕并拘留了长达九年的前后经过，以及关押在不同监狱和拘留所的遭遇和生活，记录得很详细，让读者如身历其境。
他是在1957年被捕的。那是个反殖民主义浪潮如火如荼、工运和学运风起云涌的峥嵘时代，像当年许许多多有理想的热血青年那样，清如义无反顾地投入这股时代洪流，而且是冲到了风口浪尖，成为风云人物。从他的自传看来，他和伙伴们的理想（“青春梦”）不外就是争取独立，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要求平等对待华文教育，等等。
然而，那是个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马来亚共产党正与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马来亚处于“紧急状态”，更大的背景是国际冷战正酣，美国和苏联这两大意识形态水火不容的阵营严重对峙，剑拔弩张，不断争夺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新加坡的独立斗争与马来亚脱离不了关系，自然也摆脱不了种种内外交织、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的冲击与干扰。
老实说，在看到《我的黑白青春》之前，我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是深受“主流叙事”影响的。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建国总理李光耀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由于他将《李光耀回忆录》交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出版，《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的一些同事也就参与了编译工作，身为早报总编辑，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任务是阅读英文草稿，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翻译成中文后审阅和修改译稿。这在《李光耀回忆录》的鸣谢页中一一点名道谢时提到了。
因此，他的这本回忆录我通读了两遍，英文一遍，中文一遍。这部记载新加坡建国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决策过程的巨著内容丰富，充满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很多是我闻所未闻的，对我来说非常新鲜有趣，因此我读来兴趣盎然，很享受整个“审阅”过程。
也因为如此，在阅读李光耀这些“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之际，我也不知不觉受到他的论述影响，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和论断，尤其在1950年代新加坡政治最动荡时期各股势力的较劲博弈，台前的明争和幕后的暗斗，包括人民行动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左派（在马共指使下）夺权”的内幕等等。
在这之前我也曾零零星星看过一些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叙事，但它们多是“第三者”的说法，没有对我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建国总理的回忆录则是庞大的叙事，由当事人娓娓道来，一气呵成，前后呼应，顺理成章，很有说服力，何况他是一位我深深敬重、在工作中时有接触因而相当熟悉的国家领袖，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直到20年后读了清如在《我的黑白青春》中对那些交叠的历史事件的完整叙述，尤其是一些细节的详尽交代，我才赫然惊觉，两位当事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释，竟是如此的大相径庭，不禁心生疑窦：究竟要相信谁？
清如的表述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对于“主流论述”将他们这些自认为通过和平与宪制手段进行反殖斗争的左翼势力，与展开武装斗争的马共硬扯在一起，感到忿忿不平。
例如，书中有一段（第135页）这么写：“有个事实无需争辩，那就是英国人、林有福和李光耀的共同意旨是尽早把他们认为是‘亲共’的左翼势力彻底扑灭。”
而他在狱中被严刑拷打，就是要逼他招供与马共子虚乌有的关系。
因此，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拘留的。
但“没想到迟至1998年，李光耀还指名道姓攻击我。他说‘1957年5月间丹戎巴葛补选，人民行动党不靠共产党人帮忙而获胜，林清如不但没有吸收失败的教训，反而尝试接管人民行动党’。”（第136页。1998年是《李光耀回忆录》出版的年份。）对这个指责，他是坚决否认的。
我结识清如，是在十多年前他领导怡和轩俱乐部的时候，自那时起便不时与他接触，多数是在怡和轩举办的时事研讨会或其他文化场合，偶尔也受他之邀主持一下论坛。熟络之后，还不时接受他的邀请到怡和轩“喝粥”，交往逾久就益发觉得他是个诚诚恳恳坦坦荡荡的人，而且平易近人，完全感觉不到想象中那种曾经“叱咤风云”的些许痕迹。
对眼前这么一位朴实真诚的前辈，我也是没有理由不相信的。
近日重翻他的书，看到序言中这一段，更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个人的陈年琐事，不一定能与历史沾上边。在书里，我没有过多的慷慨和激昂，更无意天南地北搬弄大道理。我只追求真实，一知半解的事，不敢信口说雌黄；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我直言不讳。虽然我曾历经惊涛骇浪，与大伙儿以教徒似的热忱为正义奉献青春，但我不曾掉进自怨自怜的怪圈，我不贩卖悲情。”
抚书忆人，让我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李光耀回忆录》和《我的黑白青春》这两本书对我国一段重要历史的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叙事，让我深有感触，对“凡事看两面”、“兼听则明”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一向认为，也希望，对于这段历史的是非黑白（以及中间的那一大片灰），应该由掌握可靠资料的严谨学者去做客观的评述解读，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工程。
但在目前这可能还是不容易的，最近在某大机构举办的研讨会后的晚宴中，与几位参加研讨的本土年轻学者同桌，在谈到研究本地课题所遇到的困难时，他们都感叹向各政府部门索阅解密档案资料关卡重重，甚至难如登天，即使一些不算敏感的资料也是如此。
尽管对自己遭受无理囚禁难以释怀，清如早已不咎既往了，他在谈到和李光耀的关系时这么说（第249页）：“我们老早就认识，他曾是我的辩护律师，当年我受虐待时他帮过我，我心存感激。但是他当上总理后，继续把我关了这么久，剥夺了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岁月，再多的言辞也难抚平我心中的怨气。我们握手问好，但昔日的‘战友情结’老早消逝。”
他们之间的“握手问好”，我倒是亲眼目睹的。
2009年9月，清如接受李光耀的邀请，出席《海峡时报》出版的“Men in White –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arty”（《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这本书的首发仪式。我有幸出席，观察到他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不亢不卑，也大方地和李光耀握了手。
《联合早报》在报道中访问了清如，说“当年站在对立面的林清如认为这本书算是属于主流的论述，虽然让人大开眼界，不少故事也第一次曝光，不过他相信还有更多故事是没有曝光的”。
接着，记者直接引述了他的这段话：“这本书只是冰山一角，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当气候改变时，更多人会愿意写下他们的故事，让历史还原真相。”
五年后，也就是2014年，清如终于写下了自己的故事，算是还原了历史的部分真相。
除了坚持自己当年坐的是冤狱这个必要的“执着”之外，清如早已抛下历史包袱。他的整体心态是豁达开朗的，尽管觉得自己受到执政党不公不义的对待，但对于这几十年来国家社会的成就和进步却采取了理性开明的态度，就事论事，是非分明，不怨不怼，该赞的时候绝不吝啬。
这种胸襟和气度令人感佩，让人愿意亲近，也是我很乐意接受他的邀请到怡和轩“喝粥”的原因。当然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脱离了政治的清如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煮粥论天下”，利用粥局与大家海阔天空，而且时常点名要我发言。当年的学运领袖毕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思辨能力很强，观察入微，反应敏锐，常会发出尖锐问题，令人猝不及防。他格局大，有大将之风，尊重不同的意见，也能大方接受针锋相对的反驳。在他主持下，几道可口家常菜凑合起来的粥局，往往升华为理性智性的飨宴，让人心满意足，宾至如归。
有一次的辩论异常激烈，他故意出题“刁难”我，但在我据理力争时却又投来尊重称许的眼神。从我和他在过后的短信来往中，不难想象那场激辩迸发的火花，也多少可以感受到那种相互敬重的情怀：
我：“我很享受昨天饭后的‘拷问’环节，我当然明白兄台是在‘考验’我，给我上课，让我磨练一下。”
他：“谢谢你赏脸出席。前两年我病得不轻，原以为无缘再见。我应该衷心感激你，在我出主怡和轩期间，你领导下的早报多方配合，多少做了些有意义的事。现在老了思维行动各方面都慢了，什么事都做不了，也只能陪客吃饭，胡言乱语贻笑大方，昨天我是扮演 devil’s advocate，不敬之处请见谅。你的一切观点自有你一生的经历阅历为基础，我始终尊敬。”
清如的温情和魅力在信中充分流露。重阅旧信，心中有一股暖流，睹信思人，无限缅怀！
斯人已矣！清如在1950年代领导学运叱咤风云，在2010年代又领导怡和轩俱乐部，重振旗鼓，让这个曾经辉煌的团体脱胎换骨，重新刷亮这块老招牌，并创办了《怡和世纪》这份有口皆碑的高水平杂志，做出重大的文化贡献。
清如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一生，他应该是没有遗憾了。
但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吗？
作者为《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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