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资料库杂谈
- 莊永康
- 2月5日
- 讀畢需時 5 分鐘
《从石叻坡到新加坡》是推广华语理事会今年3月间发布的“新加坡华语资料库”书名。该资料库收录了1131个本地华语词语，实体书是精装的1和2册，配以书盒，非卖品，专门送给全国各学校与文教机构作参考用。公众可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实体书，也可以通过网页阅读电子版。
8月23日的周末晚上，笔者到国家图书馆十六楼观景阁，参与了新智文教读书会举办的本书导读。经过了有奖问答环节，得本书首席研究员及主编陈志锐亲自颁赠了巨著一套，与有荣焉。不过这两册书厚1600多页，全重五公斤，扛回家须赶搭地铁追冷气巴士（以上本地词语），也可说费了一番周折。
是否用本地词语各有自由
陈志锐在本书刊首说，“这个资料库具有众多意义。首先，它能够帮助大家理解新加坡华语的文化特色，从而减少沟通上的障碍……甚至也可以帮助新移民更快、更容易地融入新加坡社会。”这使人联想到，源自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字，飘洋过海到新加坡来落地生根，衍生出本身的独特词语之后，成为标准化的一套“新加坡华语”词汇来教学与使用，历史是漫长的。
长话短说，正如导读会上一位文友指出，新加坡人感觉到自己必须保有一套自用的本地词语，因为早在中文电脑面世之初，中国大陆的字库并没收入被认为不规范的南洋字，如峇峇（土生华人）的“峇”字，炒粿条的“粿”字，榴槤的“ 槤”字等。其实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用拼音输入汉字，打baba出现的是“爸爸”、“巴巴”，打chaoguotiao出现“炒果条”，打liulian出现的是“榴莲”。
本人自1994年供职《联合早报》以来，便在电脑上使用汉语拼音输入中文字，略有心得。我觉得对于比较生僻的本地字词，不妨先备好自用的字库。“峇峇”可以自造拼音词组keke（“峇”的古字发音为kè）。至于“炒粿条” 和 “榴槤”等词组，我是从报上的电子版上剪贴下来的。目前新加坡的民众可以上网从华语资料库下载这些词。
新加坡人写文章和创作要不要使用本地词语，见仁见智。我发觉本地某些媒体为图方便，近年开始“取缔”了“ 厘岛”的写法，用上“巴厘岛”甚至“巴里岛”这样的字眼。可能我们已经忘记，新加坡曾有位国会议员叫潘厘。
另一方面，则是坚持在剧本和演出中必须用上本地惯用的方言词，才显得原装和地道。1986年，本地剧作家郭宝参照前辈刘仁心的剧本《咖啡店的春天》，创作了一个以传统咖啡店存亡为背景的舞台剧。那时，官方推广标准华语的准则颇严，但剧作家大力争取剧名必须叫《呸店》（念Kopi Tiam），且剧中加插一些方言。结果“艺术”胜利，官方放行。记得当时我在《海峡时报》双语版工作，用英文打Kopi Tiam或coffee shop都不是问题，但中文是手写后请打字员打出来的。多亏当年两位打字小姐神通广大，造字有方，否则，我们要等到2025年，“ 呸店”（第1册页168）三字才收入华语字库，登大雅之堂。
从义务工作到政府拨出资源
纵观“新加坡华语”字词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直译自英文，如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建屋发展局；另一类由本地生活产生，如陈志锐列举的“乐龄”、“五脚基”、“娘惹”、“新谣”、“特选学校”、“怕输”。有些词语则是从中国的原意转借而来，如“大字报”（第2册页230）原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革时墙上张贴出来的批斗文字，本地引申为放高利贷者张贴的追债文告。
说起来“华乐”（第1册页668）背后有个风行国际的趣事。因为新加坡在六十年代出现的“华乐”（华族音乐）一词，是指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发展起来，把民族器乐交响化、乐队化的“民乐”。而类似形式的乐队和音乐，在香港称为“中乐”，在台湾则沿民国时代称为“国乐”：四地连起来就是“中、华、民、国”乐。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反映了人们对此事物的迥异观点。
由于个人经历，对书中一些词语产生了特别的感触。比如“南大精神”（第2册页340），令我想起先辈如陈六使一代不畏艰辛倾家兴学的情操；“初级学院”（第2册页600），涌上脑际的则是数学家兼教育家林钦蕴幽默睿智的学者风范。令我稍感遗憾的是，新加坡曾在1979至1992年间设立的一种教育机制 ——“启蒙班”，并未列入资料库。启蒙班不是幼稚园也不是豆豆班，那是当年新加坡酝酿统一以英语教学的时节，由华社倡议在学前阶段便开始“保根育苗”的一种机制，并也得到政府接纳。据我观察，启蒙班存在的十三年，华人学子对母语保持了高度的热忱，英文也不遑多让。陈博士便曾有诗作，怀念他当年就读、现已走进历史的启蒙班。
新加坡华文译名的标准化，离不开前人所创设的社会机制：1976年，新加坡文化部召集多位新加坡文教界人士，成立了“华文译名统一委员会”；而直到1990年7月18日，华文报集团新闻研究部倡议成立一个“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成员都是义务工作的，除开会讨论外，平时主要通过打电话和发传真或电子邮件(Email)互相联系。目前由前总理李显龙于2019年倡议，成立专案小组，并拨出政府资源来完成的“新加坡华语资料库”，应该是一种进步了。
翻译要求信、雅、达，新加坡一些华文译名可说神来之笔。比如把原指“红毛桥”的Ang Mo Kio称为“宏茂桥”；把俚俗的“港脚”美化为“盛港”；把原本“输”气十足的“书城”反败为胜称作“百胜楼”，都是佳作。若在重视知识产权的西方，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样的佳译都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
如果我没记错，前文化部宣传处翻译组主任李成业曾表示，建屋局的“组屋”（第1册页488）和外地称为“东盟”的东南亚区域组织“亚细安”（第1册页602），都是他的得意之作。私底下，本人也对本书不忘收入Singapore Discovery Centre的中译“知新馆”（第1册页422），并记录了名称的释题，颇感欣慰。“知新”既有成语“温故知新”之意，也表示“知道与发现新加坡”。不错，这一语双关所得的译名，正出自区区在下的小脑袋。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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