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的另类·闲话日本佛教

20多年前，我有位读博士时的日本同门师兄，平常与我们没什么两样，还有一位中国妻子。有次偶然看到他穿着袈裟做法事的照片，颇为奇怪，一问才知道他一直是出家人。原来他有自己家传的寺院，因此也是这家寺院的继承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如常人一样结婚生活。

很多人知道日本僧侣可以娶妻、吃肉，但这个传统其实是长期宗教生态演进的结果。宗教的跨文化传播，往往会有两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原教旨主义的旧传统保持；另外一个维度则是为了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环境所做的种种适应，也就是在地化。日本的佛教，就是长期适应当地文化的进化产物。

日本佛教主要受汉传佛教影响                                                      

首先应该知道，日本佛教主要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这是因为，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佛教重心其实已经向中土倾斜。此时佛教在印度本土早已渐渐衰弱，而中国的佛教则依然蒸蒸日上。据史载，大约公元6世纪中叶，由现在朝鲜半岛的百济，佛教的经典、僧众与佛像等传入了东瀛。此后至著名的圣德太子摄政之时（592-621），他大力推动向隋唐学习政治文化制度，由此制定了法律、历法，还顺应当时中土的宗教趋势而笃信三宝。相传圣德太子创建了著名的奈良法隆寺与大阪四天王寺。我们去日本关西旅游时，这些都是著名的宗教与文化景点。

圣德太子去世后不久，日本发生大化改新运动，开始全面模仿盛唐的文化制度，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此时入唐使中，就包括不少僧人。非常容易理解，即使在当时的中国，僧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也远高于平民。这是因为旧时代教育的普及率低，而宗教师则有受教育的职业要求。至大化元年（645），日本天皇不但颁布了振兴佛教的诏书，还建立了了僧官、僧籍与国分寺制度。僧人，就被纳入到了中央管理体系之中。此后的半世纪，随着鉴真和尚（688-763）的东渡与日本律宗的创立，日本僧人的出家制度也更加完善。此时的日本佛教，一方面深受中国佛教影响，但也开始出现了极为分明的宗派特点。唐代佛教有极强的密教化趋势，这也影响到了日本佛教。时至今日，日本的各个宗派都极具密乘的特点，而中国本土的佛教，则由于唐宋之间的断层期，反而失掉了过去的这种特色。

日本佛教的在地化及“带妻制”的开启

八至九世纪是唐朝密教的全盛期，此时日本平安朝也出现了两位具有奠基性的大师，即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774-835），与天台宗创始人最澄（767-822）。此二人早年都在奈良的东大寺受戒，于804年入唐求法。前者在长安接受灌顶，回国创立了真言宗；后者则在回国后创立了天台宗。此二宗，已经与中国的密宗与天台宗有了很大的不同，显示了日本佛教差异化的开始。

等到12-16世纪的镰仓与室町时期，日本佛教的本土化进一步加快。尤其是净土宗开始崛起，更奠定了此后日本发展的重要基调。日本净土宗深受中国的影响，并将善导大师（613-681）尊为日本净土宗之祖师，但日本净土宗的奠基人却是法然（1133-1212）。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日本佛教出现了不断分裂剧变的趋势。法然的弟子亲鸾（1173-1262）非常离经叛道，不但创立了自诩为“真正的净土宗”—— 净土真宗，还在制度上打破了佛教僧人最大的禁忌，娶了此时日本的实权派藤原兼实（1149-1207）之女玉日为妻，由此开启了真宗的“带妻制”。亲鸾一生中娶了两任妻子，生了很多子女。此后此宗派的僧人就不但可以娶妻，而且真宗各派也开始了座主（教主）的继承制。开始时这个作法颇受批判，但等到1872年，由于明治政府明确颁布《肉食妻带的解禁令》。僧侣不但可以公开随意吃肉娶妻，还规定僧人与一般人一样取名（中国僧人出家要另取法号），子孙也可以继承庙产。此后，日本僧人吃肉娶妻也就慢慢成为了常态。

亲鸾在思想上也非常激进，他颠覆了传统中国与日本净土宗，其实也是佛教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自己修行为主”（自力）。此派主张完全要信仰阿弥陀佛的“他力”救助，并且还有“恶人正机”之说，也即五逆十恶之人，只要心存弥陀净土即可解脱。这种理论极端地认为：平常越是坏，获解脱反而越易。因此中国的传统净土宗对净土真宗的理论可谓深恶痛绝，认为它是附佛外道。

日本佛教的宗派性与暴力崇尚

日本的佛教相对而言不但宗派性强，特别容易分裂，也相当崇尚暴力。像从传统的净土宗，分裂出了净土真宗（此宗后来也派系林立）。传统的中国天台宗中，生出了日本的日莲宗。日莲（1222-1282）创立的宗派与中国天台宗一样弘扬《法华经》，但他往前走了一大步，认为这部经中最重要的就是其经题，平常也就主要是唱名“南无妙法莲华经”。日莲宗有很多派系，其中有一派又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就自命为“日莲正宗”。他们强调对写有“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御本尊的崇拜。宣称要证佛果，这是唯一途径，可以说是相当激进了。再后来，日莲正宗下面又有一个教团叫创价学会，在战后非常有影响，还组织了一个日本第三大党——公明党。但这个派系，最终也与其本宗——日莲正宗闹翻，独立了出来。我们新加坡现在的创价学会，声势也非常大，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日本佛教宗派之间经常发生规模极大的宗派战争，这方面最近一些年的研究特别多，引起了国际宗教学界的广泛关注。像目前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净土真宗历史上就经常与其他宗派作战。1465年，真宗本愿寺派与天台宗发生了激烈冲突；1532年，真宗又与日莲宗发生了战争，没有办法下迁到了石山别院；到了1570-1580年，真宗第十一代法主显如（1543-1592）又与织田信长（1534-1582）发生了著名的“石山合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仅其中1576年的天王寺之战，双方参战军队就高达五六万，而真宗一派阵亡了二千七百多人。此外在15-16世纪，日本日莲宗内部也曾出现过重大的内乱战争，动辄有数万人参战。这些日本的佛教战争，其参战者包括了特定宗派的僧人与俗家信徒，伤亡动辄成千上万。

中国古代其实也有武僧的传统（比较有名的像少林的武僧），但总体而言完全无法与日本相比。日本佛教不但在历史上有大规模的僧兵与向外动武的传统，再加上护国忠君思想的加持，在近代就很容易走上了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道路。        

走上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道路

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净土真宗、日莲宗、曹洞禅、黄蘖禅等宗派的僧界领袖，都曾直接动员自己的信徒来积极为日本帝国的对外领土扩张献身。他们不但成为了日本向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内地、台湾地区与东南亚殖民的宗教先锋，还直接成立大量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教团组织，从宗教教义的层面来美化战争，为“大东亚圣战”作合理化。这些僧人以随军法师与侨团法师的身份来直接参与到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侵略之中，从而成为“皇国佛教”的布教师，有些僧人还直接参与到了替日本帝国收集境外情报与政治游说的工作之中。其中比较著名的像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寺本婉雅（1872-1940，他也是位藏学家），就曾三度潜入西藏与蒙古，撰写了关于这些地域的地理行程、居民分布、山川地貌、矿藏水源、驻军与堡垒等信息，为日本政府的未来军事扩张提供准备。

到了1942年日军开始南下，旋即攻陷马尼拉、新加坡、仰光等，在半年之内就扫荡了整个东南亚。在此过程之中，日军大量屠杀当地的华人华侨、掠夺巨额民间财富。此时日莲宗及其他宗派却都鼓吹太平洋战争的开战，其中日莲宗的宗派报纸如此宣告：“看啊！解放东亚民族解放的圣火已在亚细亚的一角燃烧。横亘数世纪英美的桎梏，今已被吾大和民族之神锋所捣毁，亚细亚十亿民众受英美紧扣之枷锁已为吾神兵之刃斩断。”并号召其信徒“与挺身圣战之战士一样，不沉醉于胜利，应再接再厉，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与如铁石般的团结，各自坚守其岗位。”

此时日本的各个佛教寺院，曾大量捐献佛像与佛具，以铸造“一发即中破邪显正的子弹”。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日本的各个佛教宗派，为帝国军队捐赠了规模巨大的军事资金，还直接捐献了用于轰炸与杀伤他国平民的军用飞机。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日本佛教的护国主义传统，使日本佛教与皇国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日本佛教战后的反省与发展

好在日本战后受到了民主化洗礼，日本佛教的很多宗派开始反省忏悔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现在日本的佛教僧侣，除了世俗化之外，还有学术化的重要倾向。日本不但国立大学中有大量佛教学专业与著名学者，还有很多佛教专科大学，并培养出了数量庞大的顶尖佛教学者。

由于檀家制度，与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更为深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婚丧嫁娶，都与佛教息息相关。很多僧人，也过着极为世俗的生活，但同时也成为了周边社群的仪式专家与精神领袖。日本的艺术、生活也广受佛教渗透与影响。

可以说，和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失掉了不少神圣性。但在另一层面上，又存有若干极为突出的长处，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佛教世界中的另类。

作者为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