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 也是社会史——读《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
翻阅杨妍的《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越读心里越叹服，作者究竟花了多少心力，才能完成这部23万多字的巨著。她引用材料之广泛，叙述分析之严谨，多维视角之力求客观、文章布局之条理分明，以及行文之简朴流畅，都使我不计浅薄也要为本书写篇介绍。
杨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文系研究员兼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多个学术奖和金牌荣誉。
虽然本书说的只是新加坡中医的故事，其实，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祖先当年下南洋，为求生存、为求发展，所经历的一场又一场的艰苦奋斗史。在文章里，她引用了许多政府文件和民间文献，有根有据地，娓娓说明了各个年代的医师所遭遇的压力和阻力，以及他们如何不断挣脱束缚、力求上进、自力更生，一步一脚印地，终于步上一条相对宽广的道路。作为一个外行人的读者，我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其实也在字里行间，为先辈流下的血汗、付出的努力、牺牲和代价，溢出了不少敬意和感激之情。
新加坡中医从1867年开始迄今的150年时光里，走过的便是一条铺满荆棘的不归路。
本书著述的特点，还应包括“笔者有意发掘并使用了许多民间的一手资料，……民间组织的档案、刊物、医师的口述资料以及报章的宣传报道等。”
我同意作者在结论一章说的一段话：“本书……呈现了一个当中医遇上英殖民和海外华人占多数的现代国家的医学发展的社会史”，一页辛酸史。
崎岖难行险滩多
话说1867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同年，同济医院成立，标志本地中医组织的开端。殖民地政府的医疗体系只含西医，对中医只能任其发展不加管制，因为西医资源匮乏，华人居民需要中医治病。
1905年，殖民地政府颁布《医药注册法令》，明确规定中医不能使用西药和西医手段，只能用中药医治病人。这项条文推行至今。不过，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愿以土地和免税优惠推进慈善中医的发展，以缓和西医系统面临的需求压力。
这时期新加坡的中医界励精图治，积极培养中医人才和提振中医学发展，如举办医考、出版医刊和成立医会，可是，中国这时却传来要废止中医药的消息。
1929年3月，上海中医界发起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反对当局意图废止中医药的政策。新加坡的130多位中医中药界人士在千里之外立即给予声援，在同济医院召开联合大会，胡文虎还以联合会监察员身份上书国民政府蒋主席请愿。
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医药资源更加缺乏，公共卫生情况恶劣，军政府更加依赖民间的医疗资源，一并承认中医和西医的资格，允许中医也开病假单。
1945年，英国重新占领新加坡。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1965年，新加坡独立。然而，直到进入21世纪前，中医仍然不在注册医疗领域，不算合法医生，而是以一般人身份售卖产品和服务。
1949年，政府查禁保婴丹和惊风散，并于1953年公布《药物（广告和销售）法令》，间接
管制中医。
中医界缺少政府资助，民间组织只能依靠自己发奋图强，许多资深中医更是不计酬劳为中医学的发展发力。我们从中医学院讲师1983年获得的津贴数目，便能一窥中医界经济状况：每节课车马费10至15元，校长、秘书和行政全属义务工作，不领工资。
自1947年以来，英文报章便时有刊登诽谤中医的读者之声。为了维护中医行业的权益和声誉，中医组织几十年来都站稳岗位，勇于驳斥社会出现的不确实言论；与此同时，也积极推出有利于巩固中医地位的措施，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制度化的专业网络，编定行规准则和出版中医师名册。
山重水复疑无路
1965年新加坡独立，适逢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成立60周年，校方有意扩充，中医师公会及马华医药总会随即建议增设中国医学系，新大医学系主任和药剂学院院长都表示赞同。但是，五个月后，专科学院筹得巨款举行奠基礼，政府还提供一元对一元辅助，然而，设立中医学系的提议却告无疾而终。
1966年新加坡中医的发展似乎出现转机征兆。中央医院一名主任医生魏雅聆发起“中西医联合研究”，由三位政府医院医生主导，中医师公会辅助，政府医院赞助，目的在于促进中西医界对彼此医学的了解和认识，通过科学方法直视中医。可惜，这项研究不久就没了下文。
“这场研究其实和李光前先生治愈肝癌、引发轰动的社会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和问题，也影响了之后政府的决策和中西医界的研究、互动方式。”
1971年，南洋大学研究院院长林春猷认为，本地中医界应创办中医大学，“通过与南大合作，让学生到南大上课。”这项合作未展开，显然和当时南大正面临的动荡改革有关。
1978年，卫生部宣布黄连禁令，禁令体现了中西医的分歧。西医界因为无法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中医，便认定后者不科学，不可认同。禁令也牵扯到西医获准在受管制情况下，使用毒药法令下界定的毒药，却不能给予中医同样的许可权。
然而，不同政府均需依赖的中医体系，这期间被认定是多种族的医学、服务老年人的医学，并逐渐转型成国家化医学，以配合国家政策、辅助政府工作，为之后中医纳入国家医疗体系过渡。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传统医学的重要性，并制定多项推广指南。1994年，在中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府成立传统中医药委员会。不过，委员不包含任何中医师，因此，它并不是中医师发声的平台，完全是从政府监管立场来规划中医发展。委员会希望本地中医遵循世卫标准，与以西医为基础的国家地区如欧美和香港合作。然而，中医组织的做法是和中国大陆、台湾的中医药院校及医院合作。
1990年开始，回应政府提出的行业自律自治，中医师公会逐步推出中医“行业专业标志”和“诊病证明书”。尽管中医发的这类病假单不为劳工法令承认，却也得到一些私人机构和部分学校承认，如莱佛士女子中学、爱同学校和菩提学校等。
2000年11月，国会通过《中医注册法令》，中医师由此在法律上获归类为医药执业者，开启了中医合法行医的新时代。然而，在西医占据绝对地位的框架中，中西医的权力并不对等，中医能发挥的作用仍受限制。比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斯传播期间，中医师须避免直接治疗病人，得将疑似病例通过正式转诊表格转到陈笃生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本地西医一般并不接受中医师的转诊。
进入21世纪，政府意识到，新加坡社会不仅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也受到医疗成本不断增高的影响，因此卫生政策重点从全民医疗转为全民健康，强调日常预防保健和社区护理，乃有意充分利用中医“防未病”的面向，更充分发挥中医的预防保健功用。于是，有更多慈善中医组织设立社区分院、流动诊所和登门医疗组织。中医的作用进一步定位为社区化的辅助医学。
中医药研究的进展
尽管困难重重，中医拥有的广大民众基础、华人的习惯和观念，支撑了中医疗法和学理的正当性，反之，中医如果全然按照西医，颠覆中医，那其自身的专业正当性便不复存在。近些年，在政府资助下，本地中医抓紧时机，力求突破各种限制，在好几方面脚踏实地地开展研究工作。
比如耳针戒烟，按照治疗效果，列出达到每级治疗标准的例数和百分比，然后再讨论烟史和疗效、烟量和疗效的关系。
比如针对老年病和慢性病的研究，由于本地病例数量和质量有限，研究移到中国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进行。研究采用统计学处理，成果发表在中国中医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
比如关于不育症的研究，研究组使用两种标准评估，即国际西医标准和中国推动的中医药标准，并在这项研究基础上研发出新的本地化中成药“补肾益精丸”，获得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批准上市。
再比如关于新冠病毒的疫病研究，探讨多种方剂的临床实效，以方剂为核心，系统性地梳理症候和相对应的方剂，并按照个体不同症状加减药量。这类研究符合科学化整理与归类。
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尽管采用了现代科学仪器、生物医学的体征标准、统计学处理、量化和统合分析，其研究本质仍是中医学的技术和理论。
可以这么说，虽受法令限制，本地中医吸收了外界的经验资源，因地制宜地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已为现代化而非西医化的研究提供了范例。
中医药确有疗效
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好些叙述还能唤回我不同年代的记忆。比如读到中医的收费制度时，记起儿时父亲带我去看一位后港五英里的著名老中医的经过。他个子特别矮小，人称“矮仔先生”，在他把脉问诊开药方后，父亲便递给他一个含两角钱的红包当诊费，草药费则另计。
书里提到某些西医对中医中药的评价，我立刻记起那位宣称“吃中药就是吃草”的黄学文教授的评语。作者指出，早期卫生部没有法律条文监管中医中药，只有一条医药广告法令能用来约束那些宣称包医疑难杂症的江湖医生。确实如此，五六十年代的牛车水店铺便常张挂这类广告招牌。
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时代以至新加坡建国初期，我们全家生病看的都是中医。记得有一回我发高烧，躺在床上看到天花板上竟然有那么多人熙来攘往十分喧闹，我受不了，就到对面街给“红鼻先生”看诊，他给我配了一包草药煎煮喝，下午我就能起床看书了。
中药自然不只是草而已，像书里记载的，中医团体曾经多次为捍卫生存而大声辩护：不能凭现有的生物化学分析方法来判断中医药的命运，因为究其实，中医药确实有疗效。我曾在卫生部毒药稽查组工作，常需到市区执行任务。有一回，上司托我顺路去余仁生买鳄鱼肉干，说是卫生部长的嘱托。据说鳄鱼肉能缓解哮喘症状。
我读《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颇费劲，写这篇读后感也很挣扎，只盼望本书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
作者为本刊编委
图由杨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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