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上春树到周保松
周保松是香港中文大学政行系的副教授，新亚书院哲学系毕业，也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
2019年6月他写完《我们的黄金时代》这部书，辑二题下《做一只有尊严的蛋》的访谈中，提起高墙和鸡蛋；备注中可见村上春树的名字。
《林少华看村上》那书，副题“村上文学35年”，附录六篇。其中第四篇，就是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讲话不长。
纸质文本，到底实在。
就当一次鸡蛋——
读了，才知道高墙和鸡蛋的概念是绝对的文字概念，人们根据那样绝对（对比）的文字概念，自然会做出取舍。
村上也说了：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他说。
高墙和鸡蛋的隐喻，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某种情况”——他指说什么？
猜想吧，有些历史事件是很清楚的，他指说的正是那些事件，也许他选择不说白。
另一种更深的含义：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揽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
那说的是一件事和两个概念。说的是一粒蛋；无可替代的灵魂和脆弱的外壳。
粗略想，无可替代似乎是了不起的物事——其实，就只是“独立的自己”，并不一定正确。
村上透露，他出席颁奖礼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不认可。作家一倔强，皇天老子都不怕，他说了：为了直面说话，为了亲眼目睹，所以出席。
具体作用呢，他没说。
小说家创作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条：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村上语）——真是非常个人的原因。
个人的原因并不一定就不好，个人的自我磨砺如果跟上时代的主流那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加持——如果主流是合理的公义的。
当然，身处网络时代，公义那事不好拿捏，后续许多事件也令人眼花缭乱。
作家也许基于义愤，以自己的分量给社会运动出了力。
社运队伍难免误会，把作家当成圣人，其实作家不见得有那意思，也不应该洋洋自得。
自觉的话，也许吧，作家就会感觉自己掌握在手中的活的灵魂，并不是体制可以拥有和想象的事。
怪不得，曾经听人说过，诗人其实很个人主义。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那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是村上讲话中，最后的自我拷问。
所以说，人们必须逐步谨慎跟进潮流（有时还真困难，年龄习惯等等都制约），理解和学习，方便自己某部分已经钝化的灵魂能够通过那痛苦的自拷。
村上演讲，开始他说了作家以巧妙说谎为能事，让人觉得意思暧昧，最后他倒是希望：或许一个个鸡蛋能有那么一天，获胜。
意犹未尽，他还说，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他没进一步诠释。
我们活于当下……
周保松更进一步作了诠释：个人与体制的互为你我。那话是这样的：
……可是人有不同的社会身份。
……权力关系与社会身份的复杂性，远超高墙与鸡蛋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白人、男性、工人、基督徒和同性恋者，因此，即是鸡蛋，又是高墙。
这个结论点明运动的内部结构，也影响运动的方向——因为具体处理和融合体制方方面面的问题（缺陷）是必需的。
何况，高墙不仅竖立在外面，也生于人心……体制为了维持其统治，不仅需要武力和人力，还需要观念。这些观念形成了一套迷人的、有系统的大话（grand narrative）。
周保松的访谈从社会关心减少说起，指出原因不在年轻人。
大约可以精简为三部分。
1. 现状
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大家出来说不——那有具体的困难。必须有个机制，确保愿意共同承担参与社会改革的成本；必须解决博弈论中的囚犯两难和坐顺风车 1 二题——很技术性却不可避免。
人们选择参与拥护，成了策略性共谋。那些不参与的，会很失望；最后也许放弃，转向参与。世界处处如是，大国尤甚。因为大，代价付出也大。
当代许多大儒名家都转了向，容或有私衷和盘算，却不是好事。知识界放弃，那是丧失灵魂的事——这说法不老套。读书人应该守护思想自由，批判专制。
2. 突破
改革制度是唯一途径；不靠一两个悲剧式英雄，必须大家一起来，好几代人一起来。
或有人说，国力当前何其美好壮实！实情不然：沉疴处处，危机四伏，愈拖代价愈大。
不能静默认怂，这是“个人存在”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人们总会面对这自拷。
几点分享如下：
一、认真生活认真思考，要求认真阅读，带着现实问题阅读，增进自己的认识，认清善恶之事实，长久坚持；（独立思考，苏格拉底名言。）
二、个人和体制问题复杂，不容易厘清，其实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村上说过鸡蛋高墙二者选鸡蛋的话，显得悲壮。
村上那事，背景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妇孺老人的屠杀。
村上为了自己看、自己说，出席颁奖礼。
高墙有两层意思。
一为具体可见的暴力，那种选择容易。不过村上另外指出更深层的意义。
我们——或多或少的一粒蛋，是个体，都面临着高墙——也就是体制。
小说书写的原因在于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来，不被体制牵制。
村上是个自由主义式的人道主义者；
不仅谴责以色列，也谴责任何体制对个体的压迫2，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两者是完全对立的两方；当然，体制也是个人的创造，但是体制有自己的运作逻辑，个人/鸡蛋还是得反对。（周保松语）
不能让体制独立自主（周保松语）、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林少华语）——在这处，两篇文章的说法不同。
如果人创造体制，那么就不能完全反体制，只能反对那些错误、有害和不公义的体制；不能滑向无政府的偏颇去。人们依靠体制共同生活；体制并不必然是与个体为敌的高墙；人们要建立公正的体制，才能保护个体的尊严。（周保松语）
鸡蛋是人，体制也是人，却压迫同样的别的人，都有活生生独立的灵魂。
写作目的即是在此。周保松说：写出鸡蛋的境况，揭示高墙的荒谬。（周保松延伸了村上的话语）
其实，问题远较复杂：人都有社会身份，打工的男性是社会资本下的一粒蛋，回到家里却是父权体制中的一员。权力关系和复杂的社会身份，使得人们即是鸡蛋又是高墙。
再者，高墙不仅仅在外，也见于人心。
体制即用武力，人力，也用话语权，大话/grand narrative来影响舆论；民族复兴、社会稳定等等即是。
3. 如何处世应对
并无答案。
我只是提出体制结构和体制逻辑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地站在哪一边的事。
必须心怀谦卑和警惕；必须知道，不仅仅是how， 也有what 和why的一面。
不是善良个体对付不公义体制的问题，而是体制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人们。
必须放弃幻想，时时反思，从公共实践中建立共识；不要期待奇迹。
哪怕一天高墙坍塌，还是有另外的新的高墙出现，文化和人心构成的新高墙。
无需悲观，人就本性言，有独立思想、同理心和是非心；个体脆弱，但是越来越多人觉悟后，体制就会皲裂，就有希望。
人的自主意识和道德意识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自己做起吧。
补天还魂又一人
周保松毕竟是个社会活动家，书中写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人和事。
村上好、卡夫卡好、木心好、马尔克斯好、川端康成好、陈映真好……他们都在某个人生阶段，流星一刹那，划过天际，说出心中自由灵魂的话，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有的还就活出悖反体制的成就。
大多时候，由于身处体制外，那些话都是活生生独立的话语；时机上刚好与历史脉搏共振共鸣，体制就会感受著名作家的无形压力，实实在在的道德压力。
体制在形式上通常都驾轻就熟，轻易获得治权和政权。之后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方便。民间监督，还真不可缺。
作为个体，或多或少就是一粒蛋的我们，当然对于名作家的话语感觉到公义的彰显。
其实，那未必是作家的全部——不过斯时斯事斯地，作家站在鸡蛋这一边说了话，也就够了。当然，有心人会拿着全部抹杀局部，不在话下。
面对庞大蹒跚的体制，以及具体年轻的世界局势，我们看到一个个有心补天，无力还魂，真诚的灵魂。
当然，美丽新世界中潜伏着另一个也逐渐从量变迈向质变的体制，它的面目可以是自我认可、盛气凌人、暴虐无度和阶级权势第一的；而且，可以是种族至上的。
有人总结过：两党专制——真是言简意赅！
题外话
村上春树说了话，他基本是个小说家，文学家。
周保松说了话也做了事，他是个社会活动家，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
当代，体现两人类似独立作为的实例繁多，都有理由，也值得尊敬；当着他们本心的选择吧，都是一支草一点露。
令人不解的是，当世所见，多的是名家大师挨着体制，若即若离的并存关系。3
权力关系与社会身份的复杂性，远超高墙与鸡蛋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周保松说过。
个人觉得，事无绝对，相对绝对始终是探讨的一个方法吧？
主流、支流和分流，如何个分法呢？
还真得全面思考。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注 释
1 以下抄自维基网页。
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因为对彼此的不信任，导致双方的抉择，都是选择背叛对方，而且在赛局可能的报酬当中，获得最低的报酬。对国家而言，因为对彼此的不信赖，致使双方不断提升武力防备，陷入安全两难的困境中。
搭便车（free rider），在需要集体行动的状态下，藉由合作来获得公共财是必要的；当每一个成员为提供公共财所承担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非常小时，利己的成员会选择不提供公共财，因为提供公共财是具有成本的，然而提供公共财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对于利己的个体，其最大的利益算计，乃是对于集体行动，不付出任何贡献，而享受集体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当一个搭便车者。
2 谁在做？如何做？在哪做？
也许吧，当下西方主宰的世界中，不容易。
异议分子去国离乡，去了外国似乎不见得能够具体书写另一种社会的弊病？
3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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