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
文:林恩和
马绍尔一生多姿多彩，他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各有各的精彩:他是新加坡历史上最著名的刑事案律师，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在最后的十五年又转身一变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马绍尔于周恩来会谈
和他作为杰出的律师和出色的外交官的角色比较起来，作为政治人物的他显然比前两者失色。1956年6月，他宣布辞掉首席部长的职务，面对党内同志众叛亲离，成为政治孤鸟的他显得郁郁寡欢。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电报，邀请他到中国访问。这个邀请让马绍尔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兴奋不已。对他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让他有机会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聚焦在镁光灯底下。
马绍尔这次访华对主客两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中国来说，1955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他在会议上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与会国家的共识;另一方面，他也趁出席会议之便，与印尼外长签署了有关解决印尼华人双重国籍的问题，并呼吁入籍华人应该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和效忠居住国。中国可以借着马绍尔来访向正在寻求摆脱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的国家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反殖斗争的支持，同时也趁这个机会向东南亚其他国家阐明中国政府怎样看待和处理当地华人华侨的问题，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对马绍尔来说，中国不计较他失去首席部长的职位，给予他高规格的接待，让他亮相政治舞台，有机会和一个重要的大国讨论涉及新加坡政治议程的事并得到他们首肯，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刚好这时新加坡的贸易咨询委员会也收到中国邀请，计划组织工商业考察团到中日两国访问，委员会主席是马绍尔的好友叶平玉。叶平玉于是向马绍尔建议由他出任考察团顾问。由一位具有反殖政治光环的马绍尔率团访问中国，毫无疑问的将能增加考察团在中国政府眼中的分量和地位。
虽然说马绍尔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这次出访中国，分别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的邀请，纯粹是民间的交流。不过，在当年的冷战氛围下，出现不少杂音，也引起殖民地当局和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的疑虑。马绍尔深刻认识到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是首位新加坡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受邀到新中国访问，面对质疑和杂音，他力排众议，一个由61人组成的各民族工商业考察团终于在8月中旬成行。
从8月14日到10月14日，马绍尔此次到中国访问历时2个月，收获颇丰。除了必要到访的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为了让他多了解新中国的建设和民情，中国主人特地安排马绍尔游遍中国的大江南北。首先是到中国东北，去了沈阳、鞍山、长春等城市，参观了东北的中国的重工业中心;接着安排他到西部的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参访；最后到南部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城市昆明、重庆、武汉、南京、杭州和上海。马绍尔访华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最好的时期。他参观了中小学、托儿所、大学、法院、寺庙、清真寺（回教堂）、教堂、工厂、居民区，和中国社会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中国人民团结奋发的精神，让马绍尔留下深刻印象。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加坡初到被称为竹幕后的新中国，一切是那么的新奇，对马绍尔可说是经历了一场文化震荡，犹如爱丽丝梦游了仙境。
马绍尔在上海期间被安排与四位资本家见了面，他们当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玉阶、号称“纺织大王”的永安纺织厂的郭棣活（David Kwok）和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念义（Julius Liu）。当年中国正属于新民主建设时期，还允许私有企业存在。这几位资本家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能与马绍尔用英语直接交谈。访华期间他还两次私下和林建才律师见面吃饭，林建才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时离开新加坡到中国。
不过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马绍尔在上海期间也探访了犹太人社区。事缘上海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阿伯拉罕（R D Abraham）知道他来华访问，特地写信给他，要他协助一些想到以色列的滞留在华的犹太人离境。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迫害，许多人从欧洲及苏联来华避难，人数一度多达3万多人。二战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这些犹太人纷纷响应号召回到以色列。马绍尔访华时，尚有5百多人因故滞留在华。马绍尔趁与周恩来会面的时机，直接向他反映，使到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他在访华期间还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包括副总理陈毅元帅、乔冠华、廖承志、彭真、罗荣基等。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国庆宴会上没有安排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当时也到北京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同桌。不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也是他这次访华的重头戏就是两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会谈的重点自然是他早就准备好的问题，他想要知道中国政府怎样看待新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以及怎样处理所谓“双重国籍”的课题。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已经清楚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看法，作为政治人物的马绍尔希望藉由中国总理针对新加坡的具体情况，再次明确表达立场，不无为他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和博出位之嫌。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把华人公民权的课题，列入新加坡宪制谈判的一篮子计划之中，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会影响新加坡的宪制谈判的进程。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应马绍尔要求，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公报，正式说明中国对新加坡华人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其实这和中国与印尼于1955年在万隆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精神没有两样，主要有四点:
1）中国政府乐见新加坡华人遵循自己的意愿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并效忠于他们的居住国。中国政府认为这有助于中国的利益和新加坡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和新加坡的友好关系;
2）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在自愿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后，不再是中国公民，虽然他们仍旧保持和中国在血统和文化上的联系;
3）那些取得新加坡公民权的华人如果要入籍中国，必须根据新加坡法律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4）居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法律，不许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基本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不容歧视。
马绍尔和周恩来的两次会谈可以说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之下交流，不过，两人有时难免有交锋，比如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两人在认知上有明显的落差，这也凸显了两人不同的鲜明性格，从附录的“谈话记录”就可看出来。
我要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的刘晓鹏教授提供给本刊“谈话记录”的稿本，这也是引起我写作本文的动机。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谈话记录”，笔者在必要的地方作了背景说明和注释。为保持原汁原味，以及让大家体会当年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语境，我们不对行文作改动，只针对错别字纠正。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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