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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永强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战略选择

前言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目前形成五种体制并存,包括国民教育体制(马来文)、华文教育体制、淡米尔文教育体制、私立学校/国际学校(英文)、伊斯兰宗教学校体制。通常人们习惯以各类“源流”(streams),来形容不同教学语言的教育体制。多种体制并存,反映马国社会多元的特质,以及历史沿革等因素,但也导致语言政治长期成为国族建设、社会分歧的焦点。
英国殖民时期的治理手段,对文化和语言其实是采取民间自治、适度放任的态度,官方专注发展英校和一些马来文学校,但对“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s)则只作有限度的管制,因而间接鼓励民间办学风气蓬勃,也导致独立前各族群母语教育已发展出一定规模的建制。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华文教育和淡米尔文教育归类为母语教育范畴,在小学阶段享有公立学校的体制内地位,但又仰赖民间资源才能成长。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历经奋斗和拓展,如今迈向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教育专业上要求改革,华教机构内在的组织与价值也面临挑战,同样需要转型。这个从陈嘉庚、陈六使、林连玉一路延续下来的华人兴学办校传统,如今来到新的时代正面对两大冲击,一是马来西亚社会、政治乃至人口结构已有重大变迁,二是华文教育运动的特质和性格也产生变化,这个教育运动无论在定义上和组织上都需要新想象、更新或再造。本文部份内容取自本人执笔的《构建多元与永续发展:华教论述总纲领》,旨在讨论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制如何面对时代的挑战,既要在论述上革新,思考如何与国家的政治力互动,也要优化民间的社会力资源。

重新检视“民族教育”的定位


母语教育在马来西亚享有宪法保障的地位,从比较的角度而言,马国宪法对语文的规定是东南亚较具包容性的国家之一。虽然宪法列马来语为国语,但各族群母语具有学习和使用的权利,尽管是非官方性质的使用,但毕竟是明文入宪的条款,这可视为母语教育存在的宪制基础。



马来西亚的母语教育,并非是独尊母语的排他式体制,他们是在承认社会多语的背景下,采取一种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策略,即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主张以母语吸收和学习知识,但同一阶段兼顾其他语言的学习,有者则在中学以后就转换学习语言,例如转入马来文教学的国民中学。马国不少人士接受这种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策略,而非采取新加坡式的一科母语,除了政治社会条件的差异,也发现学校只靠母语一门单科,是无法承担起弘扬文化和维护传统的功能。不过,目前国际学校就是采取一科母语的模式。


1970至1980年代的二十年之间,华文教育遭受马来民族主义和国家机关的严峻压力,加上东西方冷战,华教运动衍生出悲情和抗争情结。如今在马国政治转型、国外地缘政治改变的趋势下,华文教育已挺过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国家语言政策不可能有重大变更,也不时会遭受行政官僚的刁难阻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是严重的政治倒退,否则华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法定地位,基本可以维持。政治上所谓“消灭”母语教育的言论不只违宪,也并不现实。


除了政治环境,华教运动其实还面临社经结构转型的压力。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率下降,不只影响华校学生人数,也冲击华裔长期的政治地位。根据2022马来西亚生育率统计,全国的女性生育率仅有1.6人,在1970年是4.9人。目前各族群生育率都在下降,马来人是2.1名孩子,华人则只有0.8名孩子。华小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同时期非华裔学生则持续增加,加上国际学校林立,华教的前景挑战不小。另外,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涌现,一改过去华教基层群众的阶级成份,阶级变迁和世代交替为华社带来观念调整,对华教的情感和期待也有所锐变,这些社经转型因素值得重视和因应。


华文教育过去自我定位为民族教育,也是凝聚华人社会意志的集体事业。惟根据统计,目前国民小学的非巫裔学生少于10%,而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却逼近20%。如此一来,华文教育的受众和社群有日益外延的趋势,其利益相关者也逐渐增多,未来的华教群体将包涵新兴的非华裔家长和校友。因此,如何重新探索华文教育的“民族教育”定位,就涉及未来的战略选择以及新论述的开展。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对象如果仅限于华人社会,或维持在民族教育的框架内生存,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面貌,也压缩了其扩展的潜能。随着日益庞大的非华裔华校受惠者,在可预见的二十年后,非华裔生将从目前的第一代繁衍至第二代,华校势必不再仅限于华人,华文教育也不限于只为华人服务,届时华教就必然演变成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为各族的马来西亚人服务。


在马国的多元社会国情下,未来的华文教育将朝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方向发展,这个态势业已形成,成为全民的华文教育。由于华裔人口比例减少,这个趋势还有加快之虞。也就是说,马国将有相当一部份非华裔国民,能基本理解华文华语,也能阅读和接收华文资讯。但是,华小坚持中华文化、弘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这个初心不会改变,但服务对象则是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的马来西亚国民。如果这个潮流不能抵挡,也无从阻挠,那么华教的定位与论述就应该及早调整,同时采取相应的策略方针。


因此,我们就应该在论述和行动上,准备因应“全民华教”这个时代的来临。所谓全民华教的理念,就是华校依然由华社集体所主导,也不会减少华文教育的特质和性格,反而增加华文教育的包容力和软实力,让华教更具有跨族群、跨文明和跨边界的多元性。华校打破只是华裔子弟专属的求学场所这种固定思维,反而是全民在同一帐篷下共同学习华文,以及不分族群运用华文来学习知识的学府。如此一来,华校的围墙降低了,视野与天空却更开阔。


随着全民华教概念的产生,长期以来合理化华教的论述和叙事,也需要有所调整。例如华教运动向来强调母语是最有效的学习语言,就可能难以面对非华语群体。母语的学习成效是经得起教育理论的检验,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该论述对华族学生依然有效,但不完全能适用在非华族学生身上。过去华教在历史叙事上,都会着重控诉国家压力,面对文化单元政策的围堵时,侧重抗争和悲情的记忆,在讲述华教故事上也会沾染大汉民族主义和中国情怀。但是在全民共享的华教新时代下,就需要在情感和语调上作出调整,要有更具包容力的叙事。如何向非华裔社会讲好华教的故事,也会对传统华教运动带来冲击和挑战。


随着大量非华裔、非母语群体走进华教体制,确实需要在论述上更丰富、更多元、更精进,以回应新的趋势与变化,包括加强对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概念、“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MTB—MLE)理论,以及思考社会多语还是个人多语,都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探索。


另外,在全民华教概念下,母语教育就不再只是单一族群的课题,而是事关全民的公共事务,无论是国家与社会,都可以允许更平和、更开放的角度来处理华文教育相关政策议题。在华教全民化的倡议下,政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是忽略或排斥,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单一族群的教育体制,也无法由个别民间团体来垄断。


在政治转型和一党霸权崩解之际,华教运动的政治空间、政策参与和游说介入的机遇,其实只会扩充而不是削弱,关键在于华教的社会领导如何运用政治机遇,或作适当的策略操作。有关方面应推动官方设置一个母语教育的咨询架构,让政府和民间建立更畅通、稳定和正常化的咨询模式,在体制内建立更加制度化和有建设性的政策咨询管道,改变目前零碎、不固定和个人化的模式。


在政策倡议上,如何扩大母语的使用,也是华教运动可以介入的层面。在公共领域能否使用母语,影响到某种语言的地位和权益,当人们的母语在公共领域内不被重视、甚至遭受歧视时,他们会感觉到这是对自我认同的一种伤害,因此平等地使用各自的母语,是社会改革中的重大成份。


马来西亚是多语社会,华文和淡米尔文有一定的社会和商业使用价值,甚至政治上也不乏意义,未来仍有广泛的有机发展空间。但碍于国语政策的规定,官方部门的工作语文无法使用各族母语,包括国会会议,不过在其他涉及公众权益的场合,应思考推动翻译的服务,以保障相关人士能以自己最流畅的语言进行沟通。目前法庭审讯是可以要求口译人员,同样的,在公立医院、移民厅、国民登记局等机构,如果能配置母语翻译人员,或引入人工智能的翻译服务,也能确保公众能运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来就医或办事。这除了增加母语在公共领域的使用,也有便民之意,并保障少数族群在洽公时有充份知情的合理权益。


华教运动的停滞与内卷化


在国内政治正值民主转型阶段,母语教育运动的未来想像及其前途命运,也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华教运动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信任,以及支持民主转型、巩固民主体制的意愿,就显得非常重要。母语教育涉及少数群体的权利,而保障这些权利就必须依赖协商互信、尊重宽容、公开透明等条件,这些条件都必需建立在民主政制和宪政保障的基础上,不能仰赖民族动员、君子协议或约定承诺等等方式去维护。


华文教育运动经历过群众动员,也走过悲情抗争,如今迈向教育改革的方向,这个策略转变值得嘉许。但是,华教机构除了教育专业上要求改革,其内在的组织与价值也面临挑战,同样需要转型。在新形势下母语教育若要有新想象,华教团体就不能停留在旧有的组织文化和固定思维中,而应有所更新或再造。华教运动除了在国家政策上发动倡议、游说与抗争,本身也要有深刻的内省与洗涤,从十余年来的华教纷争中复原过来,重建公信、专业与韧性,重新与变迁中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再度连结,才能召唤年轻世代的认同和信任。


近年有人形容中国社会出现了内卷化现象,事实上华教运动同样出现内卷化。甚麽是内卷化(involution)?简单讲就是“有成长、却没有发展”的意思,或者是自我重复缺乏进步。


华教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组织和体系日渐庞大复杂,随着多年来的权力与领导权演变,也衍生出派系众多、群众分歧、组织散涣的现象,结果长期习惯旧语言、旧议题、旧模式,却没有带动论述更新,最后出现有成长、但没有发展的局面。华教内卷化的后果,造成对旧有琐碎问题越来越精细地关注,善于操作但弱于布局,但没有对议题和格局带来开拓,习惯原有的运作,害怕与排斥变革和创新,缺乏组织成长和人才培养。一旦在组织和论述上没有强有力的方向感,一个运动空有群众也属枉然。



华教运动曾经在民族教育、民权政治、进步价值三条战线上,走过了最精锐勇猛的阶段,为维护少数族群权利,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堪称是1980年代国内最重要的公民社会大军。不过,这股社会力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停滞下来,在过去十年马来西亚政治转型期间,更显得旁观和迟疑,许多时候还落在新兴的马来社会力量后头。华教运动逐渐出现组织疲弱化、机构官僚化、人事臃肿化,也忽视华人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难以回应华社中产阶级化和世代转型之步伐,以及社会对领导素养和教育专业的期待。


近年来,不管是马来社会的右派、自由派和伊斯兰主义力量,组织经营都日益新颖、创意和勤于论述,影响力日益扩大。反观华教运动仍处在过去的传统模式,纵使仍有群众基础,但深陷于停滞、内向以及权力的冲突,虽然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众多,但与组织的学习能力不足也大有关系。另外,华教成员尽管高喊跨族群主张多年,但整体意识上仍对异族和异文化存有偏见乃至歧视,有者只将跨族群工作视为形象工程,有者则对其他族群的社会变迁缺乏兴趣和同理心。在政治转型和全民华教的背景下,这种心态已经不合时宜,也不符华教运动本身利益。


如今的华教运动日益出现内向和回应能力不足的困境,是社会运动走过高峰后的滑坡现象,组织在面对外在变迁时欠缺学习能力。表现在华教运动组织常见的学习障碍,包括以下几点:一,思考局限:通常只专注本身熟悉的职责,而形成固定、片面的思考模式。二,归罪于外:当内部产生问题,常倾向归罪于外,而非对用人和制度展开自省和检讨。三,专注重复事件:日常运作充斥着琐碎又重复的事件,热衷短期活动,忽略长远的眼光。四,煮青蛙效应:教育思潮与社会趋势之变化,多半是缓慢渐进的,容易让人习而不觉。五,团队管理迷思:组织中常会设法维持团结和谐的外貌,诉诸温情,害怕追根究柢的精神。


华教组织及其运动,在本质上乃是教育的运动,或曰“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的母语教育运动”,因此这些华教团体与单位,不是一般的华团结社而己,比一般的联谊社交的社团还增添多一份公共性格,以及理念色彩。华教号召教育改革,运动本身也要永续学习不断改革,才能不负使命。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


新时代的母语教育运动,若要走出内卷化,至少要调整成学习型的华教运动、理念型的华教运动,才能避免组织和群众的散涣与停滞。


在全民华教概念下,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应该有外向、开放、健康的心态,去了解和认识多元社会的变化,观察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的脉膊和面貌。华教运动以本身的母语教育为本,但观念和格局上不能停留于单一族群的华文教育,因此海绵式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尤为重要。这种学习和消化不应只是功能性或应景式的学习,而是抱有好奇兴致和探索的态度,才能建立组织上长期的学习型文化。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要经常保鲜更新,掌握教育与社会上的新趋势,不断透过学习和培训增进新知和观念,才能在领导社会舆论和倡议政策时,有进步和创新的主张。扎实和有份量的主张,还能够动员社会精英,调动普罗群众的积极性。社会是等待领导的,而最强有力的领导,不是通过财富、权力、威胁,而是以观念与意见来领导,正如1990年代董总最辉煌时代,曾发挥理念领航角色。


现代教育与政策的议题越趋复杂,政策的倡议与游说也讲究专业,因此社会各领域日益重视专业智库的投入,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和本地马来社会显著出现的迹象。很多马来人与穆斯林党团都涌现不少研究机构或智库,规模有中型和小型,都愿意投放经费去组织研究团队,分析政策议题。反观华社以及华教运动,就跟不上时代,缺乏较为成形的智库团队去回应各种挑战,无法引导社会舆论,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马来社会的发展,更遑论政府的政策官僚。


熟悉马来社会的学者丘伟荣就指出,如果我们还以为马来右翼组织是乡间的吴下阿蒙,那么华教运动恐怕就无法阻挡马来右翼在知识上、政策上的势力膨胀。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应该要组建自己的智库团体,来建构和宣导本身的政策论述,同时应付不同阵营的竞争性主张,否则必将在新形势下面临马来右翼的知识围堵。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不应忽略广大的基层组织,它既是运动组织内的中流砥柱,亦是相对传统的群体。华教的基层与群众,不只有动员和串连的重要作用,华教运动的中央领导也是来自地方基层的推选产生,要是地方弱中央也会弱,甚至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目前有些州级董联会已有领导涣散和组织松懈之情形,如果基层弱化和式微,整个运动的动能自然也会走下坡。如果地方基层有所停滞和僵固,或分歧撕裂,还会直接冲击华教运动的整合和凝聚。


要营造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就要有相应的学习型基层群体,华教的基层网络是完好存在的,而且资源丰沛,但人材与精英的培养必需关注。随着地方上华校微型化、城乡人口的移动,以及华教热情的退潮,如何争取和召唤基层的年轻学习型领袖,就必须要认真的提拔与物色,往往需要组织上的规划和有梯次的栽培,有赖于全盘的人事与部署,包括理念上达成共识。华教运动要重建基层的活力,优化群众干部,就需要回归到组织上的再造和变革,舍此没有其他途径,包括考虑由有条件的地方和中央,派出精锐的干部与职员,前往蹲点支援,协助改造、盘整与激活,注入新的观念和气象。近期马国兴起的社区文化创生,就有许多值得参考的观念。


结语


陈嘉庚先生的以商养文精神,深刻影响了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尤其在马来西亚,更激励起众多企业家和商业领袖投身教育事业,号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商介入文教建设。但是嘉庚精神除了捐资办学、以商养文的一面,也有革除旧俗、现代改良的其他面向。吾人继承和效法嘉庚精神,不能只学习一半,只强调一半,而忽略尚有向前调适和革新的另一面。面对社会与观念变迁带来的现实改变,华文教育界人士的热情,已不能停留在建设硬体和重复发展的局面,需要及时检视和反思华教固有的模式和论述,是否适应社会的复杂变迁。


当前马来西亚除了政治环境剧变,也面临社经结构转型,华人人口比率下降,导致华教的组织和动员模式受到挑战。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涌现,淡化了华教昔日的左翼色彩,也改变了华教基层的草根群众成份。阶级变迁和世代交替,使社会对教育的期待有所锐变,他们对华社的以商养文传统,未必有所坚持,这些社经转型因素都需要重视和因应。


华教运动走过高峰后,暴露出后劲不继、精英流失的现象,在国家的高压消减后,内部却面临领导力弱化与平庸化的窘境。面对外在变迁缺乏学习能力,也衍生出派系分歧、组织散涣的问题,无法带动观念更新,还会出现内卷封闭的困境。如果华教体制无法转化为学习型的组织,在社会和政策上发挥领导能力,长期而言将失去方向感和想像力,整个华文教育体制也会丧失朝气和韧性,最终走向低迷、内向和停滞。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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