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之最
马来西亚的华人村镇依据2005年房屋与地方发展部的资料显示,西马来西亚共有436个传统新村,加上新村发展部纳入新村范围的134个重组村和43个渔村,总共613个,全部统称新村。至于东马有多少华人聚落,至今没有确切统计数字。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虽然不是最多,无疑确是华人文化维护的最为完整,具有本身主体性,并有所发展和创发的国家。相较于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土较大的国家,华人大量地被同化,若说马国华人村落是东南亚之最,虽不中亦不远矣。
马来西亚华人聚落是19世纪以来,华人先民远渡重洋,在此披荆斩棘,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创建发展而来。这些村落是个完整自足,人的一生可以在此生老病死,不假外求的个体。这些聚落奉行的是源自华南闽粤的生活习俗,其主体性极为明显,由于这种独特性,村落内的发展自然有其规律和脉络可寻。
一步步推进
自1970年以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研究,碑铭方始进入学界的眼帘;同时稍后郑良树和魏维贤编著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和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华侨出版社,1990)开始大量采用社团和华校特刊整理撰述而成;2000年以后,口述采访开始大行其道。这些民间文献的采集和引用基本以个别课题为采集和使用方向,如碑铭主要集中在华人义山或神庙,华团特刊主要供华团或相关课题研究之用,口述的采集也以课题为导向。
村镇研究风
2010年开始逐渐兴盛的华人村镇研究自然也采集和使用碑铭、特刊和口述采访,但与过往的差别是集中在某一范围进行全面的采集文献,其中除了学界熟知的书信、契约、账册等,也包括稀有的文献如各类准证、守丧时文、地方通讯录等。亦即以地方为据点,全面无所不包的采集民间历史文献,然后再将各点的信息加以统合,最后形成大数据。如果人员和经费充足,可以多点同时进行,从内容而言,其范围广,无所不包,面面俱到;从地域而言,采集范围集中一点,同时又具全国性。无论从内容或地域,皆属全方位集。
特刊的意义
如果从地方出版的特刊来分析,不论是会馆特刊、校刊,或是地方特刊,事实上就是地方史志。这里权且以霹雳朱毛埠瓜拉光新村(Kuala Kuang, Chemor, Perak)、曼绒县实兆远(Stiawan, Manjong)和邦咯岛(Pulau Pangkor)为例加以说明。瓜拉光新村是个河婆人为主的村落,村里的河婆同乡互助会在新会所落成暨成立39周年的会庆时,出版纪念特刊以志纪念。特刊除了例行的会务报告,有近半的内容是论述新村的政经社文、社团、神庙、学校等的历史,仿如一册地方志,一册在手基本能了解当地的方方面面,及其历史发展。同样的曼绒县的华团在庆祝实兆远福州垦场一百周年纪念时,也出版纪念特刊,也以相当的篇幅介绍实兆远福州垦场的历史和人物,也具备地方志的功能。上述两册如果说地方历史仅是附属品,那么邦咯岛的华联学校纪念特刊,无疑就是一册地方史料总集,除了辑一的校史,其他的五个部分皆是地方的文史资料,反而学校的资料和照片放在附录处理。
编写地方史
社团会馆编辑出版周年纪念刊,其主要目的在进行会务报告,并将社团的丰功伟绩整理罗列,以示领导层的贡献。然而如果仅有社团的内容,不免过于单薄,编委会往往会顺势整理地方史志,无意间为地方文史留下鸿爪。少数先知先觉的村镇,则由当地有识之士发起组织地方史志编委会,共同编写地方史,如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士古来(Skudai)和珠宝(Chermor)等,分别出版了《江沙华人史迹》《士古来华人地方史料汇编》和《珠宝百年拓荒开埠史》。
信息量庞大
从这不难发现,村镇聚落可谓是地方文史资料的宝库,其所蕴含的庞大信息,如果不是深入发掘,恐怕无法想象。以笔者编著的《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一书为例,一个名不见经传,也没有什么特色的华人新村,经过悉心采集整理,竟然可以编辑出版成涵盖舆图、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社团、教育、宗教、文化和人物等十个面向,四百余页的方志,几乎地方志中人文社会领域可以涵盖的内容都包罗在内,其资料可谓即多且大。
传统文献向为马新华人研究的主要采用史料,但随着传统史料的穷尽,民间历史文献逐渐受到关注,一场史料革命已经悄然兴起。尤其是在华人村镇和民俗研究方面,传统史料已经无法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面貌,反而民间文献方能有以为之,传统史料退居二线,成为辅助史料,成为佐证的角色。其次,不少已经开发的议题,只有在民间文献的助力下,方能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社团特刊原是民间文献,是马新华人研究长期被使用的史料,其实社团特刊已经化身为传统史料,随着研究的深化,已不足承担新领域和细致的史料功能。可以预见,许多马新华人研究的课题,以民间文献为主,传统史料为辅的史料使用模式,将会到来。
民俗色彩浓
马来西亚的大城小镇,大部分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如霹雳的双溪古月(Malim Nawar)和拱桥(Khantan Baru)即是河婆村,雪兰莪五条港(Sungai Lima)和柔佛龟咯(Kukup)是同安人为主的渔村,砂拉越的诗巫(Sibu)和霹雳实兆远(Stiawan)则是福州人开发的村落。雪兰莪沙登新村(Serdang)和彭亨林明是客家村落,类似的例子多不胜数。即便部分村镇籍贯特征逐渐消隐,然而其籍贯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
各方言籍贯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甚至天差地远,成为这些方言籍贯色彩浓厚的村镇的特色,这些村镇仍然普遍奉行原乡的习俗,如果加以采风整理,将会看见多姿多彩的闽粤习俗在海外的实践。以霹雳州的客家市镇金宝(Kampar)为例,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传统客家的丧葬仪式,其流程如下:初丧礼仪流程为小殓、送板、大殓、封神、设灵堂、穿孝服;治丧礼仪为道士设坛 、请神、买水、上孝成服、开坛、追魂、招魂、拜忏、过奈何桥、烧灵屋、送神;出丧礼仪为封棺、设家奠礼、道士还寿、诵读奠文、三叩九跪礼、压杀、饯行、上山、下葬、呼龙、抛鸡、分五谷;终丧礼仪为七七斋、旺山、入伙、开光 。另一在雪兰莪的客家新村史里肯邦安(Sri Kembangan,也称沙登Serdang),村民的日常生活有不少是以客家习俗为主,如大年二十有进行“补天穿”的习俗,丧葬仪式一般请客家道士来主持,客家的酿豆腐是村里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客家手工包也普遍可见。其次,这些纪念特刊也常有记载个别方言籍贯习俗的文字或图片,如万挠1960年代以前的出殡仪式和情况。
华人村镇是华人民间历史文献的宝库,可谓藏富于民,如此丰富的信息,有待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采集,以丰富华人的文献。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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