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教授是新加坡著名的社会学家与传播学家和成就卓著的大学行政管理者、亦是一位备受敬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出生于中国大陆、在台湾成长并完成大学教育，之后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任教。1973年他作为新加坡建国初期政府急于罗致的精通中英双语与中西文化人才被引进到岛国，并就此在新加坡定居至今。2020年郭教授出版《杏坛听雨—郭教授学术随笔》（以下简称“杏坛听雨”），记录他在新加坡落地生根近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与学术生涯。对于郭教授的这部新作，《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有很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这本由多篇独立的叙事、评述、论说、访谈和随笔文章汇集而成的书，是振羽移居新加坡后驰骋学术文化界、杏坛春风化雨将近五十年的心路历程、心血结晶，凝聚着他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与真挚的感情”。
《杏坛听雨》面世后，郭教授惠赠笔者。当笔者拜读了《杏坛听雨》，感受最深的是郭教授在岛国半个世纪拓展学术、贡献社会的奋斗历程中所展示的厚重的人文情怀。在《杏坛听雨》，郭教授谈到他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我一方面接受全球开放多元的大趋势，自诩自己的视野是国际化、包容的、超越国界的；另一方面，我同时也肯定自己对中华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这种认同很大程度是感性的，而绝非沙文主义”。郭教授人文情怀的另一层面是对新加坡这片他已立足半个世纪的“新土”所充满的关爱与深情。在新作自序中，他这样写道“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我们都是从原乡而来，为建立新土，终于落地生根。——展望前程，即已生根，更要努力耕耘，时时施加雨露，期待开花结果，开枝散叶”。上述涉及他的思想与理念，郭教授在自序中将其概括为“立足新土、回望神州、放眼世界”三个层面的内容。这充分显示郭教授具有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浓烈的在地情怀。
超越地理疆界的“文化中华”
郭教授关爱社会的人文情怀不仅体现在对岛国诸多领域的贡献，他更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与推动新加坡社会文化发展。这包括他提出的、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文化中华”理论、以及他在“文化中华”视野下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思考。
郭教授的“文化中华”理论是从杜维明教授所提“文化中国”概念发展而来。
1991年杜维明教授首次提出包括三个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交叉的象征世界的“文化中国”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试图从中国以外的视角，透过对传统上以“中心”与“边缘”分类来看待大中华的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关系的反思，来破除中华文明体系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原文化霸权”，进而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的关系，即“中心无处可寻，边缘四处可见”。2013年5月，杜维明在哈佛燕京学社发表有关“文化中国”的演讲时，再次调整他对“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阐述，将其修改为“中心无处不在，边缘已成为中心”。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理论以及该理论所涉及的中国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关系的“中心”“边缘”论，在海内外学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与讨论。
21世纪初，郭振羽教授重新审视与反思杜教授的“文化中国”理论。他在充分肯定该理论对应于“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是一创见的同时，也指出这一理论的局限。他认为，在时间空间与全球化整合的程度都有异于当年的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本土谈“文化中国”与在中国之外谈“文化中国”，反应与理解已大不相同。尤其是站在华人的立场，当现实政治的“中国”与历史文化的“中华”内涵差距扩大时，二者的不同更显示出来。故他认为杜教授的“文化中国”理论存在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主要来自“中国”一词。由于“中国”一词容易造成对政治实体与国家疆界之“中国意涵”的想象，因而容易陷入政治化的雷区。为此郭教授提出“文化中华”理论。
何谓“文化中华”？郭教授在《杏坛听雨》做了这样的界定：“文化中华”不以政治实体或地理位置来定义“中华”二字，而是以源起于中华大地、流播到五洋七洲的今日华夏文明作为“文化中华”的定位。他认为，相比“文化中国”，“文化中华”以具历史与文化意涵的“中国”，替代偏重地理与政治意涵的“中国”。这样，“Cultural China”概念，由“文化中国”超越到“文化中华”，可以避免对政治文字符号的误读。对于“文化中华”理论框架所涉及的内容，郭教授强调两点：其一，宏观视野下的“文化中华”的多元与开放。郭教授认为，超越了地理疆界的“文化中华”，其理念的疆界就可以扩大，可以模糊化，融入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有鉴于此，在这个概念下的“文化中华”世界里，文化是流动的，没有边界，也就无处不可成为中心。其二，“文化中华”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世界各华人社会文化在当地时空脉络下的建构与演化，并最终由“边缘”发展成为所在地或所在区域的“中心”。即“立足海外，遥望中原，生活在移居地的当下，边缘不再是边缘，而是具有华族文化本色并兼具本土个性的新中心”。
郭振羽教授
郭教授的论证显示，相较于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更进一步从海外华人的视角重构“中心-边缘”概念，强调“文化中华”的多元与开放，关注在地情境对“中心-边缘”关系转换的重要制约作用，客观看待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与华人文化、当今世界华夏文明之现状、大中华的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等诸多重大课题。对新加坡而言，“文化中华”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则有助于华族社会文化发展与多元种族国家文化的建构。
“文化中华”架构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大中华以外、华人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绝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来自中国华南的福建、广东、海南诸省。自1819年开埠，伴随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的时空变迁，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在新加坡这片新土地上重建家园落地生根，并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转变身份认同成为新国家的公民。与此同时，由闽粤移民带来的祖籍原乡文化，也在华人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为作为新加坡国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华族文化。基于新加坡多元种族中华族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结构、由移民社会发展而来的历史演化脉络、华族与中国华南原乡密切的血脉文化联系等国情特征，郭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华”理论与实践，对于在新加坡国家认同前提下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传承自中国原乡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被纳入开放包容的“文化中华”体系中，成为华夏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基于重构的“中心-边缘”概念，在新加坡时空脉络下建构与发展的华族社会文化，已成为东南亚区域的一个华族社会文化中心。换言之，郭教授的理论有助于确定新加坡华族文化在华夏文明体系中的地位：“文化中华”架构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既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其自身也成为新加坡、东南亚区域、乃至海外华人社会一个重要的华人文化中心。
郭教授在研究建国后新加坡社会文化发展并为之做出贡献的同时，亦关注对包括华族文化在内的新加坡文化的发展前景与演化趋向。在该书中，郭教授以回答《怡和世纪》访员提问的方式阐述了他的关切：“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新加坡自身的文化传统，包括华族文化传统，至今仍在积累、沉淀与演化中。经过过去将近200年的发展，经历来自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多元族群和文化的互动和融汇，新加坡文化（包括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经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与特征。然而，由于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有它持续作为移民社会的特殊国情，新加坡本土文化将会是动态的、持续激荡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依我看来，在很长一个时期，新加坡华族文化会是既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又不断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新加坡华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鲜活多姿，让人期待”。郭教授的回答，可以说较为全面阐述了他对未来新加坡文化发展前景与状况的思考，这些思考与阐述不仅显示郭教授对开埠以来新加坡的历史脉络与岛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他在学术理念与方法论上多元的研究视角与动态演化的时空观，亦充分证实他是一位“立足新土”、关爱社会、具有浓厚人文情怀的有良知的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作为新加坡半个多世纪艰难发展进程的参与者与亲历者，《杏坛听雨》这部学术自传，并不仅属于郭教授个人，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和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正如林任君先生所言，该书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一段历史的回顾、一部对新加坡社会文化细致深刻的论述”。对笔者而言，拜读了《杏坛听雨》，再次被恩师高尚的人格魅力与人文情怀所感动，亦深深感佩郭教授对这片他落地生根“新土”浓烈的关爱与近半个世纪他对新加坡社会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奉献！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人文理念将继续给笔者以教诲，激励笔者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探索与前行！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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