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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相片黄贤强

被遗忘的“鼠疫斗士”陈祀邦



陈祀邦


莱佛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开始在这个岛屿上大展宏图,尤其在1822-1823年间,他先后拟定了新加坡市政规划蓝图、新加坡各族群分区而治的策略,以及将新加坡定位为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为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和奠定了基础,由此树立了他在新加坡史上的地位。或许也因为后人偏重他的统治和管理政策,在新加坡教育方面,只知道新加坡有一所名校——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以他命名。


其实1823年创立的莱佛士书院,开办时的校名为“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但它的成立,的确源自莱佛士对于教育发展的期待与展望。莱佛士年少辍学的经历促使他对知识的渴求和教育的尊重。他于1823年4月的一个会议上谈及在新加坡设立书院构想,希望这所书院以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和语言为重点,一则可提高本区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二则也可以透过对殖民地官员的子弟和当地子民的教育,来为殖民地政府储备官员人才,以完善整个殖民统治的官僚系统。


1863年“新加坡书院”更名为“莱佛士书院”,以纪念这位新加坡的开埠先驱。1870年莱佛士书院迎来赫利特(R.W. Hullett)校长, 在赫利特掌校的三十余年间,将莱佛士书院发展为一所本地区最著名的英校,具体的成果显现在1885年开始颁授的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的得奖人的人数上。在1885年至1903年的得奖人统计中, 莱佛士学院共有19人获奖,占这个时期海峡殖民地(包括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所有学校得奖人总数(33人)的一半以上。莱佛士书院无疑是海峡殖民地英文教育和英校的领头羊。


既然是名校,当然也会有名校友,大家熟知的莱佛士书院华人名校友包括林文庆和宋旺相,他们分别在1887和1888年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笔者不需再替他们锦上添花,而是要介绍一位被大家遗忘了,但也是得奖的杰出校友——陈祀邦。


陈祀邦(Chan Sze-Pong, 1884-?),字新周,祖籍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父亲陈福源(Chan Fook Nyan, 1859-1933);母亲是Nyat Jin Cheang。陈祀邦有三个兄弟,分别是祀强(生卒年不详)、祀仁(1886-1948)和祀安(1889-1938)。父亲陈福源年少时从家乡移民南来,先在婆罗洲的砂拉越工作,后前往吉隆坡出任卫生署主任秘书、华人政务司调查员等职。父亲1909年退休,1933年在新加坡过世。陈祀邦在马来亚的吉隆坡出生,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先后在吉隆坡的维多利亚书院和新加坡的莱佛士书院就读,1901年成为英属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第一个奖学金得主。他负笈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斯学院(Gonville &Caius College)攻读医科,也曾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Hospital)实习。1904和1907年陈祀邦分别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他任伦敦药房的高级医官,月薪40英镑。


陈祀邦于1908年回到新加坡行医,有关他在新加坡时期的讯息不多,1910年10月21日和1911年5月29日报章上有两则与他有关的新闻,都是他涉及交通意外的报道。有关陈祀邦在新加坡的事业及家庭生活也少有资料提及,只有在他的父亲于1933年11月逝世时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提及他,知道他已经娶了一名英国女子为妻。另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11年5月20日,以“海峡华人足球协会”筹备会主席的身份召集会议,会议上与会者通过章程,正式成立了这个足球协会。


协助伍连德抗疫


不久,陈祀邦离开新加坡,到了中国,具体原因也不详,但从他以后的活动事迹来看,应该是受伍连德(1879-1960)的招募前往协助他的研究和防疫工作,因为1911年7月陈祀邦就随同伍连德到中国东北中俄边界考察了。伍连德是1896年英女皇奖学金得主,也是前往剑桥大学完成他的医科学位,1903年回到新加坡。所以伍连德是陈祀邦在剑桥大学的学长。


19 08年前往中国服务的伍连德,此时(1911年中)已经是名声享誉中外的防疫和医学专家,他领导的团队,在1910年12月至1911年3月间,成功扑灭了中国近代最严重的东北大瘟疫,因此有“鼠疫斗士”之号。接着,在1911年4月间,成功召开第一次在中国主办的国际防疫医学大会(又称“万国鼠疫研究会”),身为大会主席的伍连德,主导了这次为期28天的防疫医学研讨会,奠定他在国际医学界的知名度。国际防疫医学大会结束后,伍连德专注于防疫工作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根据伍连德的自传,他受俄国专家Zabolotny教授的邀请,从1911年7月21日开始展开为期70多天的田野考察活动,被伍连德征召参加这次中俄联合考察活动的两位中方医师,其中一位就是陈祀邦。他们田野调查的足迹从中俄边界的满洲里开始,进入俄国的Borzja ,蒙古的Charbada,Kerloni及黑龙江的支流等地考察。期间大部分日子都是露天或扎营在帐篷中做实验和过夜的,条件非常简陋,陈祀邦成为伍连德的得力助手,也因此取得伍连德的信任和赏识。


伍连德和陈祀邦等人在中、俄、蒙边境乡镇考察活动结束的时候,伍连德曾在国际防疫医学大会上建议设立北满防疫处和附属的防疫医院的案子也已得到大清帝国政府的批准,陈祀邦积极协助伍连德筹办位于哈尔滨的滨江防疫医院的工作。1911年11月陈祀邦被委任为滨江医院的正医官,主持医院的日常运作。


1912年9月底“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简称北满防疫处)开始运作,伍连德受委任为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兼任滨江医院院长。北满防疫处也从临时的一个办事处迁移至滨江医院办公,形成防疫行政和防疫医院一体的管理体制。陈祀邦和一些医师同时为北满防疫处和滨江医院服务。


陈祀邦深受伍连德器重,可以从北满防疫处出版的第一本报告书的内容看出。这本涵盖1911年至1913年业务的报告书长达200页,共有23则报告和文章,其中有具名作者的报告和文章供11篇,包括担任主编的伍连德所写的三篇,另外两位洋籍医生各写一篇,而陈祀邦则独自写了六篇,有介绍滨江医院和报告其院务发展,也有他到各地区考察和调查的报告,可见他的工作相对充实。陈祀邦为伍连德主编的报告书卖力执笔撰文,也显示他已成为伍连德的左右手。


山西抗疫再立新功


伍连德虽然倚重陈祀邦,但不会长期将他留在身边,因为他重视人才的发展和出路,也可因此扩展他的网络和影响力。1913年,伍连德推荐陈祀邦到北京筹建京师传染病医院(又称北京隔离医院),两年后陈祀邦顺利成为京师传染病医院的首任院长。


1918年山西等地发生瘟疫,疫情快速扩散。北洋政府征召三位有经验的专家前往处理。伍连德、陈祀邦和何守仁榜上有名。陈祀邦再次和伍连德合作抗疫,但此时陈祀邦已经不再只是伍连德的助手,而是与伍连德平起平坐,同为中央政府能委任的检疫委员。陈祀邦不遗余力地查访居民,设法早日控制疫情。到了次年(1919年)二月中,为了更有效的控制疫情,疫区被划分为四个部分。陈祀邦被分配到的第三区,行政上是由大同镇地方官秉承山西督军省长办理,而实际的检疫工作由陈祀邦执行。但由于中央和省政府职权分配不明确并有利益的冲突,山西的抗疫活动困难重重,但陈祀邦坚守岗位,尽力完成任务。事后,陈祀邦的表现受到中央政府的赏识和表扬,1921年12月获中华民国大总统授予二等大绶嘉禾章,1923年1月又获授四等文虎章。


羽翼渐丰,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1924年陈祀邦受委任为北京中央医院(现为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总医官。这个任命也与伍连德有关。因为这个医院与伍连德有密切的关系。伍连德在1915年倡议兴建并亲手草拟医院设计图,1916年医院奠基,1917年建成,1918年1月27日正式开院接诊,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


陈祀邦也参加1915年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这个学会是中国的第一个华人西医团体。伍连德担任中华医学会筹备时期的执行秘书,并在1916年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两届,为期四年。陈祀邦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发表了两篇论文,题目分别是《医学教育之商榷书》和《旧医之弱点》。陈祀邦当时人在北京,没有亲自出席会议,论文是分别由唐乃安医师和钟拱辰医师代为宣读。而且,在大会结束前的中华医学会职员干部选举中,陈祀邦还被选为“会员部”的干事,成为伍连德重用的核心干部,协助他推行会务。


有了办学会的经验后,陈祀邦于1922年10月发起成立北平医师会,即今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北京医学会)的前身,并担任首任会长。他同时继续活跃于当时会所设在上海的中华医学会,并于1926年2月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此外,由于各种资历完整,1928年7月陈祀邦一度受北平特别市委任为卫生局代理局长,暂代未到任的黄子芳局长的职务。至此,陈祀邦已经羽翼丰满,在中国防疫医学和医学行政界树立自己的威望,可以独当一面。


代表中国出席英皇加冕典礼


1937年4月至5月间,陈祀邦随同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英国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的加冕典礼。可见陈祀邦由于外语能力和对英国的熟悉,也受邀参加这个重要的外交活动。吊诡的是,36年前陈祀邦是以英国的子民及英皇奖学金受益者的身份来到英国学医,而这次则是代表中国政府来伦敦向新登基的英皇祝贺。这也显示出莱佛士书院栽培出来的杰出校友,不只是为本地区或大英帝国服务和贡献,也可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服务和贡献。这或许是当年莱佛士设立书院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


伍连德在19 49年出版的一本有关马来亚的英女皇奖学金的书中对陈祀邦作了精简的介绍,最后提到陈祀邦曾在北京和上海行医。1949年那本书出版时,陈祀邦已经65岁了。可惜我们不知道他晚年的下落。


(作者注:感谢汤春佩和佟文旭提供部分资料)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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