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曹禺
《老舍全集》第19卷收有日记、年谱等。打开第一篇就是他1937年4月10日的日记：“……晚饭请杜宇，杨枫，孟超，式民吃‘朝天馆’，大饼卷肥肠，葱白咸菜段长三寸，饮即墨苦头老酒，侉子气十足。”当时老舍在青岛，大饼、肥肠、葱白什么的，一看就知道吃的是鲁菜，他还自嘲“侉子气十足”，文字十分生动，活色生香。老舍善饮，“即墨苦头老酒”是山东即墨（现在是青岛所辖的一个区）产的一种黄酒，带有苦头，老舍爱喝。台静农先生那时也在青岛，和老舍一起喝过这种酒。台先生写过《我与老舍与酒》一文，回忆他和老舍在青岛的交往，写道：“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
老舍1949年之前的日记只存下五天（1937年4月10日-14日），时间流转，一大片空缺，一下子就跳到1950年的日记。先说一下，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时说：“现在就缺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老舍当时在美国，听到周恩来邀请他回国的消息后，1949年10月由纽约到了旧金山，等船返国。11月4日抵达香港，12月12日回到北京。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联欢茶会，欢迎老舍归来，联欢会由茅盾主持。老舍当天的日记写道：“午后二时文联新年会，并欢迎我，唱太平歌词。”老舍在联欢会上还清唱了他刚写的太平歌词《过新年》。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回中国之前，老舍一度想邀约婚外恋人赵清阁“私奔”南洋，计划最终落空，他还是被周恩来感召，回到祖国。老舍1950年1月3日日记有一句“接家自碚发电”，显然是夫人胡青从重庆北碚给老舍打来的电报，但老舍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提。
1950年3月，夫人胡青携子女从重庆北碚回到北京。4月，老舍一家定居于东城兹府丰盛胡同10号（现在的老舍纪念馆）。但奇怪的是，在当年3月的日记里，不见老舍提到胡青回北京一家团聚之事，可想而知两人关系僵硬，他本想离婚，但在新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老舍离婚的念头也就慢慢打消了，4月13日日记，提了一句“移回家来，给郭老等函，通知迁移。”看来，老舍回国后一直住在旅馆，4月13号才无奈搬回丰盛胡同10号的新家，他给郭沫若等人写信，告诉大家联络新地址。
1950年，老舍51岁，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按理说，51岁对一个作家来说正值盛年，但我们读了他这一年的日记，就知道他太忙了，忙于各种应酬：吃饭、开会、演讲、听戏、接客访友、迎来送往。这一年里，他和郭沫若、曹禺、叶圣陶、周扬、田汉、臧克家、吴组缃、郑振铎等吃饭，总之，饭局应酬非常多；7月14日，周恩来还宴请了老舍。老舍初回国，得到各路人马的礼遇。不过，和老舍相聚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小学同学、语言学家罗常培（莘田）。“饭后到莘田处闲谈，有顾小姐唱昆曲”、“晚同（查）阜西到莘田宅”、“晚到莘田家吃羊肚汤”、“午莘田约吃砂锅居”、“午在莘田处吃饼”、“晚请莘田看《辕门斩子》”……。8月17日日记，老舍记：“阴历七月初四，莘田生日，送去白石翁画两张。”可见两人交情之深，拿齐白石的画当作生日礼物，而且一送就是两张，豪气。罗莘田1958年底去世，老舍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悼念罗常培先生》，记录了他俩长达五十年的友谊。
曹禺（家宝）的名字，在老舍1950年的日记里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曹禺和老舍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合作计划之请，两人同船抵达美国讲学访问。1947年1月曹禺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回国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老舍则继续留在美国从事小说创作。据曹禺回忆，周恩来除了公开在大会上希望老舍回来，私下还托曹禺写信请老舍回来。他俩的关系当然非比寻常。1950年日记的第一天，曹禺就被老舍写了进去：“元旦，午前到铁狮子胡同访曹禺，同赴后海北河沿24号——朱启平约饭。”接下来的几个月，家宝频频出现在日记里：“午家宝请饭”、“约家宝吃饭”、“午后家宝来，同饭”……。“约饭”、“请饭”、“同饭”，是老舍在1950年爱用的词汇。
巴金1950年6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老舍6月9日的日记：“午巴金来，请饭。”第二天即10日，他给巴金写了一函：“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瑶卿老人等，务请赏光！祝安！”严格说，这应该是一张便条，不是邮寄，是派人送给巴金的。11号的日记：“午‘文联’宴梅（兰芳），周信芳，巴金，（张）天翼，（徐）调孚等。”从日记可知，是北京文联请客，老舍代表文联写信给巴金的，所以信的落款除了“弟舍”，还有亚平、李伯钊、赵树理三人的签名。老舍和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四人都是北京文联的领导，其中李伯钊是杨尚昆的夫人。11日日记里不见王瑶卿的名字，估计他那天没去，王被京剧界称为“通天教主”，四大名旦都曾在他门下受业。巴金晚年写了《怀念老舍同志》一文，追忆道：“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
1950年石挥执导并主演了电影《我这一辈子》，原著是老舍1937年创作的小说，老舍看了改编的电影，日记里说石挥“演得好”。7月2日的日记记载：“晚家宝（曹禺）请饭，有石挥。”另有一条日记：“晚文联请石挥吃饭。”石挥1957年被打成右派，自杀。
1月15日日记还提到溥雪斋，他是旧王孙溥儒的堂哥。日记云：“晚在溥雪斋宅吃饭，买扇面一。”两天后即17日，溥雪斋回访，“未值”，老舍那天出门了，未遇上。我最早知道溥雪斋，不是因为他是书画家，而是古琴家。古琴CD“老八张”，里面就有他弹的曲子。看照片，他个头很矮，估计不到一米六，但气度非凡，贵气十足。溥雪斋之死，令人扼腕。1966年，他家三张宝贝古琴及大量古玩字画被抄走。他带着爱女离家，再也未回。后人推测最大可能是两人跳湖自尽。“旗人最忌怕抄家，雪斋像老舍一样，投身碧水”。
老舍在1950年，听戏看演出占了大量的时间，日记提到的有：看尚和玉的《梁山泊》、看叶盛章、看谭富英、看筱翠花（于连泉）、看李少春《野猪林》《连环套》、看越剧《祥林嫂》、看韩世昌、看吴素秋、看盖叫天《十字坡》、看梅兰芳《醉酒》《金山寺》……。这些都是第一流的名角，老舍一向喜好戏曲和曲艺，他一定听得非常过瘾，有时在日记里还评论几句：“晚看《打金砖》，李少春不纯，袁世海不如侯喜瑞更老练。”说李少春不纯，大概意思是唱腔不够传统，唱得不挂味。李少春扮相俊朗，但唱腔和师傅余叔岩就没法比了。
老舍还喜欢鼓曲，听白云鹏、听小彩舞（骆玉笙）。白云鹏的白派京韵大鼓，红楼段子最有名，听一回，令人作十日思。白云鹏1874年出生，1950年已经76岁高龄，难得演出，两年后（1952年）即去世了。老舍爱写鼓儿词，是曲艺行家，能听到白云鹏，他一定高兴。正是因为老舍喜欢曲艺，《说说唱唱》月刊1950年1月创刊，请老舍做编委。这一年，各种会议占据了老舍大量时间，他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戏改”是文艺界的重要任务。当时有关领导提出对传统剧目要“禁演一批、修改一批、肯定一批”，组织了一大批知名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戏剧改革工作中去，老舍也是“戏改”的参与者。1950年5月6日日记：“终日在戏剧局开会，讨论禁戏五十五种如何处置。”5月12日日记：“午后戏改会议。”5月18日日记：“午后‘文联’讨论戏改。”10月29日日记：“上午‘戏改’局开会。”11月14日日记：“午后‘戏改’会议。”11月27日至12月4日，老舍出席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的讲话。这几天的日记天天都是参加戏改会议或者晚上看戏。老舍还写了《略谈戏改问题》发表在12月1日的《文艺报》上。对于“戏改”，也有不同声音，因很多传统老戏被禁、被删、被改，程砚秋就大胆抗议：戏改局，戏改局，改来改去，差不多成了戏宰局。好在，有周恩来极力保护，程砚秋才没出事。
不过就在这忙忙碌碌的1950年，老舍在七八月间，还是创作了话剧《龙须沟》，除此之外，这一年他也写了几篇大鼓词、相声、随笔之类。老舍1950年的日记，再也没有上面提到的1937年4月10日日记的精彩笔触、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丰润情趣。所幸的是，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偶尔还保留了那份趣味，1950年9月15日给胡风的信里有：“现在来京正好，小白梨正漂亮，螃蟹也肥，喝两杯怪好！”
接下来十多年，直到1966年沉湖自尽，老舍最好的创作就是1956-1957年写下的《茶馆》。比起1949年之前他伟大的成就（《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月牙儿》《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他最后十六年的创作就显得贫乏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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