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有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之美誉，被视为催生中国新文化、使古老的帝制中华蜕变为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起点。这场以1919年5月4日的史事为标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运动，发生于遥远的、一百年前的中国。但它对我们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是否亦曾给予影响?本文拟从华文教育的视角切入，提出些许观察。
曾在新、马两地接受过华文教育的人士，对”五四”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华校的语文、历史及文学课本中，都曾重点讲述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及通过文学革命创造出中国新文学的史事。然而，单是语体的改变、文学的变革为什么就能产生”文艺复兴”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意识到，”五四”其实是原本各有源头的两股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汇流。前者期使中国能有一种新的统一的书面语、后者则希望使它能有一个统一的口语。这两股力量的汇流，不但使中国自此”言文一致”，还使它有了自己的”现代语”(modern language)。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突发事件(及其后续效应)，则是促成这个历史转折得以加快实现的关键。
文言文做为书面语的正宗
中国自古以来虽然各地方言分殊，但却有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这得以通行全国，衔接古今的统一的书面语，便是文言文。但文言文却是与口语并不一致的语言，也就是”我手不能写我口”的语言。此外，文言文虽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近代，它的功效和时效已大不如前。首先自然是因为它无法应付当时的一项迫切的时代需求，即有效的输入和传播现代(西方)新知。但文言文最大的致命伤，还在于它是一种必须颇费心力才能加以掌握的古典语文(classical language)。在国际间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知识文化已不能再如过去那样，仅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少数人所掌握，普及教育才是厚植国力的根本之道。但平民教育要得以实现，其先决条件是必须拥有一种能够让一般民众都可以通过简易的学习便快速掌握的现代语言。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清末民初时期，文言文无法肩负这一时代使命的事实，更使它成为了阻扰国家进步的绊脚石。
然而，文言文终究尾大不掉。科举考试虽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被废除，以西方之科学与技艺为主体内容的所谓”新学”，也开始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所转而崇尚及追求的学问，但用来接触、认识、学习与传授这些新知识的媒介却始终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文言文并没有随着科举的废除而走入历史，它依然被奉为圭臬，是书面语的正宗。可是，如果教科书还必须以文言文来传授”声光电化”等现代科学新知，可以想象这是何等的凿枘难容。这虽然近似荒谬，但文言文的分量毕竟是由几千年的经典积淀而来的，时代虽已改变，其地位一时之间仍难以撼动。因为作为传承学问的媒介，它已为人们习用了几千年。但这里更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因为一种足以取代文言文的地位之新媒介，尚未出现。
其实，就算是到了已经以共和来取代帝制的民国初年，文言文的地位仍牢不可破。我们只需看到，当时积极推动文化革新运动、鼓吹新思想的大人物，他们自己公开发表文章以及和友人私函往来时，仍然不用白话文，还是很自然的必以文言文为写作媒介就能了解。就以后来成为经典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来说，这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先后发表在《新青年》上时，已经是1917年了，可是它们都还是用文言文写就的。这样的吊诡，其实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胡适此文即其知名的”八不主义”之出处。但他所提出的”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用对偶、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的主张，虽然对讲求庄重典雅的文言文来说，不啻有将它拉下神坛的意味，但其基调则显然还是”改良”而已。陈独秀则激进得多，他清楚表明应该要有的是文学”革命”，而非”改良”。即必须以”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来取代”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口号明确而激昂，但这些响亮的口号其实正透露出白话文当时之所以尚难成气候，还是因为它还没有典范的文本来支撑其地位。也就是说，文言文的地位之所以难以被取代，实是因为它是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四书五经、唐宋古文及历代美文等经典为其靠山的。而拟于取代其地位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还等待着被创造出来。
“五四”与白话文运动
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文学的革命，创造出足够的经典，也就是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白话文作为书面语之正宗的地位方有可能建立。胡适因此在1918年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强调必须造就”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这么说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是真正的国语”。这才是一语中的之言。胡适虽然说明白话文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古代的民间文学，从民谣、佛经故事到话本、章回小说等，这些白话文学的源头活水已经有千百年的发展历史了。但他同时也指出，它们的历史其实仅仅是”自然的演化”而已。其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难保不退化的”。他因此呼吁：”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演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突然缩短了，因为成效突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
所以白话文运动的实践，必须以文学革命的形式体现。大量的创作出以白话文为写作媒介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类体裁的文学著作，以期成就一个足以和文言文的经典鼎足而立的”现代文学”宝库。1918年，《新青年》开始完全以白话文发表文章，并还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之后，附和这一变革的《晨报》、《新潮》等刊物零星出现。但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屈辱，使学生的爱国情绪激发出”五四运动”，继而在上海又发生”六·三事件”。这些政治与社会事件，使以白话文为媒介的文学杂志和报章副刊在全中国呈井喷式的涌现。因为这一形式自由活泼的书面语，解放了必以典雅为规范的文言文的种种束缚，让人们能够以它来最直接的抒发情绪、表达诉求。白话文学的”革命”，由是气候大成。我们只需将1919年始焕发起来的势头，来和1905至1917之间十年以上的滞怠不前加以对照，就可以体会”五四”的历史作用。
不过，白话文终究是一种书面语。虽然”我手可以写我口”，但这书面语所表述的，又该是以哪一种方言为标准的口语呢?因为具有现代意涵的”言文一致”，不能仅止于书面语的统一而已，还必须在口语上也统一。但这却是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处理过的问题。它在秦代只完成文字的统一而已，而文字的统一便是衍生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的基础。到了晚清，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才开始意识到，一种通行全国的”标准语”对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因为他们看到欧洲国家之强盛，实与其拥有一种举国上下奉为”国语”的统一语言深有关系。就连日本也是因为以东京语音为本，来编订”国语读本”，强令各地诸藩及全国学校都必须统一修习以后，才能塑造出共同的国家意识，使举国上下凝聚为一体，遂成强国。晚清士人因此酝酿”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拟在全国各学堂与师范教导”官话”，期使中国也能有一通行各地的”国语”。演至民国，方议定以北京语音来作为”国音”的标准。
民国初期的”国语运动”
此肇始于清季、功成于民国的”国语运动”，历经切音运动、简字运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等多个发展阶段。本文为切合主题，截断众流仅将焦点放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在1919年提出的：”统一国语要从小学校入手”之倡议说起。此议之重点便是：国民学校应该”全用国语不杂文言”，即所有学科的课本，都应改用国语来编写。并且强调，这当中尤其以语文科最为关键，应该将(主要是文言文的)”国文读本”，改为(以白话文为主体的)”国语读本”。它所意在改变的，便是当时学校课本(包括小学课文)都还是以文言文为主的现状。政府采纳其议，1920年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大约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语体文小学教科书，即一套八册的《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而中华书局也推出了一套《新教育国语读本》。不久之后，中国的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即一套四册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也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版。单在1920年，被审定的国语教科书即有137册之多，1921年则有118册。此外，伴随着中小学课文之语体文化而来的，是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创产品的出现。各种儿童文学的刊物，如《儿童世界》、《小朋友》等也纷纷涌现。儿歌、童话、民谣、寓言等文体之读本与读物，自此成为课本和课外书的主体素材。
白话文自此不再仅止于为已有觉醒意识的青年与知识分子所拥抱而已，它也正式进入基础教育的领域内，成为学童自小就开始学习的新体”国语”。这是白话文登堂入室取代文言文的起点，黎锦熙将之归功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运动”所至。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这一史实，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意味中国以一种现代的、统一的书面语，迈入一个新纪元，告别以文言文经典建构起来的古代世界。而国语运动以北京语音树立标准，使中国也有了统一的口语。这个古老的国度才因此”言文一致”，有了一种书写和说话高度统一的语言，具备得以开展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我们如何受益于白话文运动
“五四”在中国现代史上既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它的影响与作用又如何惠及本地华社呢?20世纪上半叶，华校在新加坡如雨后春笋般冒现。我们现在当可明白，这整套体制皆移植自民国的华文教育，当时之所以得以快速发展，实与它是以白话文为媒介的一种新式教育息息相关。因为白话文这种易学易用的现代语文，使平民教育变为可能。教育的普及，让一般普罗大众(儿童及成人)都有机会学习新知识、新文化，从而使其精神面貌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在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政府没有致力于为民众提供义务教育，因此教育工作主要由民间来推动与承当。华族占新加坡总人口的七成以上，而有机会入学的华族小孩，多数又入读民办的华校。所以华文教育曾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在民众的开智启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今天我们华族的母语课程以白话文为课文的主体，大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措意的。的确，自我们”建国一代”(Pioneer Generation)的那一辈华校生开始，就已经在读白话文的课本了。而我们现在知道，这并非偶然，实是和1920年以后民国的小学课本即开始采用白话文有直接关系的。这意味着，对出生于1930及1940年代的那一代新加坡华校生而言，他们当时所接受的，实是中文世界中位居时代之前端的一种先进的教育方式。因为这种以白话文为媒介、以期让学生掌握这一种现代语文而与当代国际社会接轨的教育，是仅成型于十几二十年以前而已。
华南移民是新加坡华人的主体，闽粤方言因此是本地华裔世代相传的语言。作为当时华人的生活与日常用语的闽、粤、潮、琼及客家方言，以华族的家庭与宗亲为土壤，繁衍得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据英国当局在1957年所作的人口普查，当时有户籍记录的新加坡华裔人口有1,090,596人。这当中，有39.77%以福建话为其”母语”(mother tongue)，而以潮州话为母语的有22.60%、广东话为19.96%、海南话为6.83%、客家话为6.11%。当时认为”华语”(Mandarin)是其母语的华人，仅有0.1%，即一百万人之中的1275人而已。所谓的以方言为”母语”，指的便是华人以其传承自祖、父母辈的口语，为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语言。华人社会这一自然的语言生态，直到1978年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根据该年的一份调研，福建话是新加坡当时最为通行的语言，它不但为97%的所有华人所通晓(who can understand)，就连新加坡的各族人士，也有77.9%能通晓这一闽南方言，这一比率比马来语的67.3%，英语的61.7%及华语的63.9%还要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的那份调研也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华人社群当中，其时已有82.1%的人也能通晓华语。华语之所以能为高达八成的华人所通晓，便是因为它是华校的教学媒介语。国语和白话文渊源于北方，但华文教育让原籍华南的新加坡华裔在他们的家庭与宗亲之外，又从华校之中学会了这一原本和他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语言。这一基础，让华语后来取代方言成为本地华人的共同语的这一”选择”，成为可能。
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华社的集体认同。早期来到新加坡的华南移民，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互助自保。英国当局分而治之的谋划，更进一步固化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但”国语”超越方言，凌驾宗亲。它通过华校的课堂而普及，有效的化解了殖民主义者分化族群的居心，使华社有望搁置狭隘的地方意识而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四十年前(1979年9月7日)于”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表明新加坡华人必须在”英语和方言”或”英语和华语”的这两个选项之中”选择”后者，虽然这在感情上是痛苦的，但在逻辑上却是显然的(“Logically, the decision is obvious.”)。他还是能看得真切的。
岁月匆匆、悠悠百年。这一纵深，让我们今天能借纪念”五四”来对自身的历史作更深刻的回顾。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注：
1胡适著《白话文学史》(香港：应钟书屋，1959年)，页四。
2关于这一过程的简略介绍，可参阅苏培成主编《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68-72。
3有关”国语运动”的始末，可参阅黎锦熙的经典论著《国语运动史纲》。黎氏此著最早的版本，始见于1931年。
4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61。
5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页165。
6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页167。
7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页133。
8见S. C. Chua,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tate of Singapore, 1964), p.155.
9 1978年的这份调查数据，转引自Eddie Kuo,”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Singapore: Unity in Diversity”, in Evangelos Afendras and Eddie Kuo (Eds.),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8，Tabl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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