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德镇瓷器到王后御用陶瓷
“工业间谍”殷弘绪神父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5月，39岁的皇帝染上疟疾，腹泻不止，全身发热，浑身发抖，御医束手无策。疟疾可导致死亡，特别是满人入关后，无法适应中原环境。康熙一向重视西方医术，紧要关头召来两名法国传教士洪若翰与刘应。两人为皇帝看诊后，献上治疗间歇性热的金鸡纳霜。
康熙没立刻服用。宫里四名大臣先让三名疟疾患者尝用，三人治愈后，大臣们再试。可是康熙已受不了，凌晨三时召见四大臣，见他们没事，喝下金鸡纳霜，半天后高烧便退。
康熙为了感激四名传教士，除了洪若翰与刘应，还有他们的上级——康熙的科学与数学老师——张诚和白晋，将皇城西安门内的一座王府和附近土地赐于传教士们当住宅，并允许建教堂。
康熙之前还有两位传教士老师汤若望与南怀仁，因此知道西学之长。同年6月，命白晋返欧招募传教士前来服务。从今日观点，康熙可说早已全球化，积极招募各地人才。这是中西方一次重要的文化、人才交流，而且是自以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主动，在欧洲引起一场“中国热”。
白晋离开中国五年后，于1698年3月再度前往中国，船上载有九名耶稣会士，除白晋外，其余八人是雷孝思、利圣学、翟敬臣、南光国、马若瑟、巴多明、颜理伯与卫嘉禄。
船在好望角遇上另一艘法国船，这船上有五名传教士，傅圣泽、樊继训、卜纳爵、殷弘绪与孟正气。
白晋要了孟正气和卜纳爵加入他的队伍，于1698年11月抵达广州；另一艘船上三名没选上的传教士则于1699年7月到达厦门。
据统计，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有900多人。康熙朝就有108人。所以，上述传教士名字，无论汉译教名或另取汉名，都难叫人记忆。
在众多名字里，我们且关注其中一名没让白晋选上的传教士——殷弘绪，历史上鲜少人提到他；提到他，无论中英文资料都为他冠上一个特殊的称号——工业间谍。
凭进贡拉近与官场的关系
殷弘绪本名隆特科雷（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字继宗，1664年生于法国南部的利摩日（Limoges），抵达中国时已35岁，主要活动于江西，包括南昌、饶州、九江、景德镇等地。
殷弘绪虽在江西，但心系京城。他在中国八年后，熟悉京城情况，写信告诉印度与中国传教总巡使陆若瑟，康熙因废太子复立太子，“病情日沉，健康日衰，中国大夫束手无策，只得向欧洲人求助”。
内廷找了罗德先——康熙信任的医生，每年十月的热河“木兰秋”，总要罗德先同行。
殷弘绪说，罗德先配制“胭脂红酒”让皇帝服用，先治好皇帝“心神不安的严重心悸症”，并建议皇帝喝葡萄酒。传教士的葡萄酒都产自大西洋上归西班牙管辖的加那利群岛。“不多久，皇帝恢复体力，如今十分健康。”
朝廷也密令广东与江西总督，收纳欧洲人带给皇帝的酒和礼物。殷弘绪于1709年4月，透过江西巡抚郎廷极进呈一瓶“哈尔各斯默”葡萄酒。凭着进贡，拉近与江西官场甚至京城的关系。
因为传教士对朝廷的贡献，殷弘绪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乐观，他告诉总巡使，皇帝打算通过“一份正式的文件”，表明他对传教士的看法。皇帝说：“朕用于宫内之欧洲人，尔等向来尽心尽力为朕效力，至今无任何可责备之处。纵然中国人心存疑虑，然朕细察尔等一切行为，未见有丝毫越轨之举，朕确信尔等之正直及善意，故公开表示，应予以相信和信赖。”
殷弘绪认为，“皇帝在一份公开文书中讲这些话，给人一线希望，他可能归信基督。”
景德镇入夜像到处着火的大城市
我们还得感谢殷弘绪，留下300年前的景德镇景观。殷弘绪在另一封信这么描述这座瓷镇：
“景德镇位于高山环绕的平原上，镇东有座半圆形的山。有两条河流，一大一小，自半圆山旁的另一座山流出，随后合一。大河在宽阔的盆地放慢流速，形成一个近一法里的美丽河湾。在宽阔的水面上，可看见两三排首尾相连的船只。当人们从某个狭谷进入港湾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各处升腾的火焰和烟云，让人得知景德镇的范围和轮廓。入夜，如看到一座到处着火的大城市，或一个有许多风口的大火炉。”
1920年代景德镇市容
“大河”是长江，“小河”应指昌江支流，不过有点远，已快到鄱阳县。一法里相当于现在四公里。对景德镇最佳注解是，“入夜，好像看到一座到处着火的大城市”。
景德镇归浮梁管辖，浮梁是饶州管治下的一个县。饶州府管辖鄱阳（府会）、余干、万年、德兴、浮梁、乐平、余江七县，现已不存在。浮梁县现属景德镇市管辖。
回到1710年代，景德镇虽是一座城镇，但没有城墙，约1万8000户，人口超过100万；房屋拥挤，街道狭窄，四周尽是挑夫的吆喝声：“让路啊！”
它也确实是“一座到处着火的大城市”，单是瓷窑就有3000座。所以，这里有好几座火神庙；但不久前还是发生一场大火，烧毁800间房子。
这里日常用品都通过长江从外运来，包括烧窑的木炭。所以，景德镇生活费比其他城镇高。尽管如此，周围其他较穷困城市的人仍来这里打工，包括盲人、残疾者，都能靠研碎颜料为生。
这座城市的周围布满坟地，其中一座子山脚下，还有个“万民坑”，四周筑起高墙，买不起棺材的人死后就往里头扔。
人口稠密的景德镇几乎每年都有瘟疫，导致大批人死亡，人们在“万民坑”上撒生石灰，将尸体烧掉。要不然，到了冬天，和尚们在募款后，便取出遗骸，通过法事烧掉，腾出空位放置新尸体。
景德镇虽然人口密集，无数船只川行，但治安良好，每条街道都有一个地保，长一点的有几个；每个地保有十个属下，每个下属保护十家人。这些人维持秩序，有骚乱得立即平息并报告官府，违者杖刑。另外，陌生人不得在景德镇住宿，他们或住亲友家，或住在船上。
所以，殷弘绪这封于1712年9月1日在饶州写给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巡阅使奥里（Orry）的信说；“这种治安制度，在极引盗贼垂涎的景德镇，确立完全的安全感。”
这封信译成汉文约两万字，关于景德镇的描述只有1500字。其精彩或沉闷在其他1万8500字。
殷弘绪留下坐实他间谍身份的证据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多元复杂，兼有间谍身份的不只殷弘绪。殷弘绪被认为是工业间谍主要是他留下重要的证据，那封于1712年写给巡阅使奥里的两万字的信或报告；它还收入1717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memoires de la Chine），告知西方世界他的收获，并广为流传。
但是，阅读殷弘绪的信时，他的修辞与语境，绝对让人觉得他是诚恳与无心的。信一开始他便这么说：
“我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不时在景德镇逗留，使我有机会了解，备受推崇并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瓷器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有用。”
首先，殷弘绪表明立场，会去“了解”瓷器的生产，完全居于“好奇心”，而非“研究”，更别提其他贬义字眼，如偷窃、盗取。你可以说他“此地无银”，也可以说他谦虚。不过，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有用”，也可能用不着。谦卑依然。
真相是，整个欧洲还在摸索中国瓷器的生产，连门儿都没有。
殷弘绪“有机会了解”瓷器的生产，来源有两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新信徒。信徒需要心灵安抚，神父则需要了解瓷器的生产。“此外，我通过阅读中国典籍，核实信徒们给我答复的真实性。通过这方法，我认为自己对这门技艺有全方位的了解，比较有把握谈论它。”
“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却“对这门技艺有全方位的了解”。而且，他不完全相信信徒，也非常用功，通过中国典籍，核实答案。
他有一部《浮梁志》，“我仔细阅读第四卷中有关瓷器的一篇文章。”到中国13年，殷弘绪肯定不是第13年才阅读《浮梁志》，他的汉文水准，肯定超越学了13年华文的现代学生。
殷弘绪的报告真的“全方位”，分原料、准备工作、品种、制作，釉与瓷器的质地；瓷器的色彩、上色手艺，烧烤、温控等。但这些都不算研究。
单是原料坯胎子土、高岭土与釉的介绍与开采，就花了2800字。这些叙述精彩或沉闷，视个人兴趣。但是，对一个对瓷器完全没认识的现代读者，仍非常具知识性，可见300年前人们之受惠。
殷弘绪也在报告中透露重要的比率问题，“坯胎子土和高岭土须按精确的比例混合，制作细瓷时，两者对半相混；制作普通瓷器则六成坯胎子土对四成高岭土。最起码的比例是三份坯胎子土对一份高岭土。”
当时制作瓷坯的工资非常便宜，26件才三文钱。工厂已是流水线作业，一件瓷器的完成，需要经过70名工人的手。接着是画坯，画坯也是流水线作业，山水、禽类、动物，画工各司所长。这两个步骤也花了2500字叙述。
瓷器的颜色主要还是蓝色，所以才有青花瓷的美称。其他有红、白、绿、黄、紫等颜色。殷弘绪也研究出这些颜料的配方，不过十年后都作了更正。他还提到较少见的吹红、黑瓷、大理石花纹，当然还有镀金，使色泽光彩夺目。
殷弘绪觉得可惜，中国人不再掌握一种叫“夹层”的瓷器，就是在瓷器侧面画上鱼或动物，瓷器装满水时，可看见侧面的鱼或动物在水中。
上釉后的瓷坯得马上送去窑里烧烤。挑夫在大街上的行走几乎是表演，让殷弘绪看呆了：“工人双肩担着两块细长的板子，上面排满瓷器，穿过好几条行人如鲫的街，却不碰破肩头之物……挑夫把步骤和全身动作协调得如此完美，以致始终保持着平衡，这依然使人惊奇。”
大街上，大概只有这个洋和尚在欣赏人体美学。
殷弘绪的颜色又谈了4500字。可是，我们的瓷器还在大街上表演，准备送到窑里去。
烧窑一般需一天一夜，烧掉180担柴，约1万2700公斤。小件的瓷器隔天便能取出，大件的要隔多几天。令人惊叹的是，烧窑工人的耐热，据说他们在茶水中加盐，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颇具医药知识的殷弘绪说：“我不明白这种咸的饮料，何以能让他们解渴。”
制作瓷器利润丰厚，但如果火喉掌握得不好，或放置不当，或气候关系，整窑瓷器报废是常有的事。所以，殷弘绪说：“一名致富的烧窑工背后，有百名破产者。”
殷弘绪的信还没结束，可是现代读者已不耐烦，而且该说的都说了。间谍故事都是资料，谁有兴趣？大家要的是他如何化险为夷的偷资料紧张场面。
以殷弘绪的啰嗦，与懂得如何突显自己，怎么会忽略这些？
根本没有人怀疑殷弘绪的行动
答案：根本没有人怀疑殷弘绪的行动。
在1712年9月1日同一封给巡阅使奥里的信中，殷弘绪说，曾有景德镇瓷工携带所有的设备到福建，想在那里赚大钱，因为欧洲人在厦门买卖极大。但那个瓷工没有成功，而且在那里永远不会成功。
信中也说，康熙对什么都感兴趣，制瓷也不例外。他让一批瓷工带了所有的配备上京，在皇帝面前烧窑，可是瓷工失败了。这次失败或有利益或策略上的考虑，但也证明只有景德镇的瓷器得天下美誉。
更重要的是，有一名商人告诉殷弘绪，几年前有几个英国人或荷兰人，叫人买坯胎子运回国，想在自己的国家制作瓷器，但没有高岭土，最终失败。
是的，无论是在福建、欧洲，甚至在皇帝面前，制作瓷器都失败。可见，瓷器只得在景德镇制作。景德镇的人根本不必防有人把制作方法外泄。
殷弘绪“对欧洲多少有用”的好奇心
下属呈交一封充满“好奇心”的信或报告，身为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巡阅使奥里的态度很重要。奥里不只明白殷弘绪的好奇心，更明了殷弘绪的苦心。他嘉奖殷弘绪，信件还收入杜赫德编辑的《耶稣会士书简集》 。《耶稣会士书简集》是西方最早认识中国的重要文献之一，能收入此书，是对作者的肯定。当然，通过《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瓷器制作的秘方第一次在欧洲公开，震撼度可想而知。
杜赫德后来又将殷弘绪的信编入他于1735年编辑的另一本书《中华帝国全志》，希望平民百姓也能了解关于中国的知识。
此书传到英国，伦敦王家学会主席班克斯要求后来全球知名的韦奇伍德（Wedgwood）创办人乔赛亚·韦奇伍德派一名陶匠到景德镇探取秘方。韦奇伍德则深为此信所动，1743年将信收入他的《札记》，1759年，他的第一家工厂许多建设都从殷弘绪的信中得到启发。
韦奇伍德如此，欧洲其他积极研发瓷器的产商便不必多言。
对于耶稣会士将天文学、几何学、透视法等带到中国，一开始就有人质疑，将助长中国的国力。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90年写信给路易十四的使节：“一旦中国人透过耶稣会士把我们的科学都学去，欧洲就毫无优势。”
莱布尼兹的好友、康熙的老师白晋回信说：“我们严肃地期望，未来会从中国取得其他更多有益于欧洲的事物，才不至于因为把我们最好的知识随意任由他们取用，反而变得不如他们。”
殷弘绪的好奇心，“对欧洲多少有用”。
从好奇心到“王后御用陶瓷”
殷弘绪探取景德镇制瓷秘方的信写于1712年。
早在他写信的四年前，德国26岁的炼金术士博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已发明制作瓷器配方。
每个发明都是一连串的意外促成，博特格也不例外。他于九年前被奥古斯特二世逮捕，判终身监禁。博特格没犯什么罪，而是国王知道他懂得炼金术，将他关在德累斯顿附近的麦森城堡，要他做实验。国王还派一名化学家齐恩豪斯与他一起研究。齐恩豪斯兴趣的是瓷器，于是两人的研究转向。
他们于1707年，在附近的瓦尔登堡市与科迪的矿土中，找到高岭土，随后加入助熔的类长石矿，成功地烧造出类似瓷器的炽器。
森（也作迈森，Dresden）白色硬质瓷器于1708年1月15日首次烧烤成功，这一天也定为欧洲真正硬质瓷器的诞生日。
对欧洲而言，这是段漫长的路。中国瓷器从唐代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亚与西亚，宋朝之后则从海上丝绸之路通往西南亚，最后才到欧洲。
罗马时代其实也有铅釉陶与锡釉陶技术。1004年，欧洲人烧制高温硬质瓷器，但品质不佳。陶艺师也以玻璃技术制造“中国瓷器”，15世纪威尼斯就有安东尼奥玻璃蓝彩陶。16世纪，德国威斯烧制出具有玻璃质感的釉陶，之后法国、英国、意大利相继出现红陶、高温彩色釉陶、白釉蓝彩等。
1570年代，梅迪奇家族（Medici）首次仿制成功，但瓷器硬度和质量都不如中国瓷器。
1698年才离开法国的殷弘绪知道欧洲瓷器的发展，只是没想到德国的发展如此快。
时间的顺序来到英国的韦奇伍德，出生陶工世家韦奇伍德于1759年创办第一家陶瓷工厂，并成功制作白色瓷器。1765年，白色瓷器获夏洛蒂王后御用，并获准称为“王后御用陶瓷”，很快在欧洲掀起“韦奇伍德”热。
作者为本地作家、报章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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