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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相片郭振羽

新闻 传播 媒体人

杏林听雨


篇首语: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之后先后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回顾迄今46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茵下听雨的时候了。


新闻系的逃兵:从新闻学到社会学


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毕业于当年台湾唯一的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系。那时念新闻系的理想很单纯,也很崇高,是要”为民喉舌”,是要”启迪民智”;理想的报人典范是梁启超,是民国时代的张季鸾、戈公振、成舍我。进了大学之后,慢慢认识到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在面对挫折之余,也体会到个人原不是当记者的材料,倒是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发生兴趣。大学毕业后进了研究所,遇到了刚由史坦福大学取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朱谦老师(1927-2006)。朱老师师从传播学开山鼻祖施兰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据说是第一位拿到大众传播学博士学 论和研究法,采用的却都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英文教材。在一片传统新闻学课程(编采社论写作等)中,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股清流,也如同开启了一面窗户,让我看到了窗外一片蓝天。而朱老师讲学的学人风范,温文尔雅,令人心仪,是我学习的典范。


从政大新闻研究所的课程中,我体会到如果要继续进修,走上学术殿堂,新闻学有不足之处,需要转到社会学或心理学的领域才有可能登堂入室,打下理论和研究的基础。在如此考虑下,我于1964年赴美深造,转读社会学,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走上学术不归路,至今还没有离开大学岗位。至于本科新闻学,只有在读研究所那年在中央通讯社做了一年的编译。除此之外,竟然没有当过一天的记者或编辑,成为新闻系的逃兵,心中不免有愧。


新闻学重视的是实践和参与,作为一个学科,历史不过百年。社会学重视是理论和分析,有人称之为社会科学之母,在欧美发展超过百年。这二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或说,有多近)呢?


一般社会学者可能没有想到,1910年德国社会学会成立大会,第一任会长,也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鼻祖韦伯(Max Weber,1864-1944)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题目竟然是:”论新闻社会学(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Press)。韦伯不但是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位政论家,曾任报馆主编多年。他的就职演说开宗明义指出,新世纪(20世纪)新闻报刊的普及,对社会影响巨大,同时指出:”适合本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首项课题(the first subject)就是新闻社会学”。同时提议成立一委员会,寻求新闻机构和新闻学者的支持与合作,来完成这项重要课题的研究。百年之后回顾韦伯的”首项研究”课题,那不就是当年的”新媒体”?和我们今日面对”社交媒体”“自媒体”的颠覆和挑战,何其相似!


再以美国社会学为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派克(Robert Park,1864-1944)在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记者多年,直到35岁才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到柏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位芝加哥学派大师迟至1914年50岁时才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可说是大器晚成。10年之间,他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特别是都市社会学)的基础。他自称多年担任记者,让他可以深入了解社会脉动,剖析社会现象,创建社会学理论。


至于我自己,在成为新闻系逃兵之余,到底还是不能忘情新闻传播,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大众传播学”作为”副修”(minor)。1973年到了新加坡大学,首开”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课程。而20年后,在诸种机缘下,应邀到南洋理工大学创建传播学院。可以说,在命运的安排下,个人竟然有机会从社会学回归到新闻传播,也算是对母校的栽培有所交代。


从”社会问题专栏”到电视论坛


其实自从1970年代开始,在教学研究之余,我和新加坡的新闻传播界可说是关系密切。


在报刊方面,自1978年10月开始,我和同事简丽中应邀在《南洋商报》合作开辟一个”社会问题专栏”,不定期发表相关文章。根据我手头(不完全)的剪报,我发表第一篇应该是《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日期待查);最后一篇或是《识字能力和社会发展》(1981.03.08)。其他发表的专栏文章还包括:《现代社会的代沟问题》(1978.11.30),《华文报业的回顾与前瞻》(1979.02.21),《电视和儿童》(1979.03.29),《语言政策和国家发展》(1979.04.26),《语文能力和教育分流制度》(1981.02.22)。1979-1980其间或有缺文,待查。


当年的构想,是要将我们在社会学读书教学所得所见,与读者分享。就出版文章日期看来,两人该是准备每月或每两个月,各写一篇。由1979年的记录看来,能努力做到一月一篇,算是很有纪律性,只是之后终究难以为继,好像就无疾而终了。现在回看内容,基本上还是学院派写法,严谨有余,地气不足,读来枯燥无味,真不知道当年能吸引多少读者。


那年代比较会”吸引眼球”的,还是电视台的电视论坛/座谈。当年广播电视台属文化部管辖,经常播出时事和知识性节目。那时新加坡只有两个电视频道:第八波道播放华语和马来语节目,第五波道是英语和淡米尔语(不似今日有线电视有上百个频道),观众选择不多,眼球集中得很。除此之外,当年电视台和报纸关系良好,互相支持。报纸对相关电视节目,有预告,有报道,还常有回馈讨论。因之,那年代电视节目的影响,远远超过播放时段以及当时的观众,而是普及广大读者群,是传播学所谓的”二度传播”。


我首次受邀参加的电视座谈会,应该是1978年的”国庆特备电视座谈会”,题目是”语言与文化”,参加论坛的有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教授,新加坡大学学生顾问王惠卿博士,南大理学院院长郑奋兴教授,以及区区在下:新大社会系讲师。主席是南大电脑系主任许乐斯教授。我第一次上电视和几位重量级人物同台对话,带的是三分好奇,七分兴奋。录像前就教于吴教授,他说这样的国庆论坛,会是众所关注(感觉上他指的是”上面的人”)。如此一说,让我又加上几分惶恐。


这个国庆论坛是以双语进行的,英语和华语交替使用,是个实验性的做法。主事者的原意以为如此做法会扩大观众群,效果加倍。实际情况却非如此。


双语的交叉使用,结果是一般(单语)观众只能听懂一半,不是效果加倍,而是效果减半。这或可说是双语情景下的”悖论”(paradox)吧。以后好像没有再看到如此做法。


论坛播放之后的反应还不错,南洋商报详细报道论坛内容,在标题中特别点出论坛对加强社会语言研究的建议。难得的是,英文海峡时报以大篇幅报道,标题是:《学者主张:应成立语言策划单位》,还附上我的大头照。成立语言策划机构是我多年的主张,后来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建议,遗憾至今都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正面回应。

1978年之后,我每年都会参加几次电视论坛。除了华语论坛之外,也参加第五波道的英语电视论坛。那几年”东南亚教育组织”(SEAMEO)属下的”区域英语中心”(RegionalEnglishLanguageCentre,RELC;后来改名为RegionalLanguageCentre)每年4月都主办一国际会议,研讨语言教育问题。新加坡电视台也借此机会邀请各国学者参加电视座谈。我有幸多次参加,有机会和各地学者交换心得。我手头找得到的资料包括”What is language?”(1978.05.12),”What does bilingualism mean?”(1979.04.26),”Bilingualism in Singapore”(1979.04.27)。上列最后一个论坛主题是新加坡的双语制度,而参与论坛专家之中竟然只有我一个来自新加坡。其他几位学者来自香港(港大老友邹嘉彦,可算半个新加坡学者),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的学者。如此状况,我不敢说是”蜀中无大将”,只能感叹当时本地语文研究的贫乏。


那年我也参加了第八波道推出的华语论坛”语言和多元社会”(1979.05.03),其他还有来自夏威夷的吴燕和,来自香港的邹嘉彦,以及时报集团的吴元华;都是老友,也是语言社会学的专家。四个月之后(1979年9月),总理李光耀主持”讲华语运动”揭幕,开始了至今40年还在进行中的语言运动。在此前后,李总理在1978/79年间,曾经六度亲自上电视,阐述新加坡的语言问题。那个年代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而我个人在1978年4月26日到5月3日,八天之内三度上电视参加华语和英语论坛,也算是次奇特的记录和经验。


*电视辩论会:1993年”世纪之辩”


在电视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1980/90年代的电视辩论会,不但影响了一代新加坡人,而且影响力超越国境,特别是1990年代在中国带动风潮,是新中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也造就新加坡和中国的一批文化精英。


新加坡电视华语辩论节目可以溯源到1968年,由已故剧作家郭宝崑创设的。那也是电视的草创时代,郭氏当年由澳洲留学归来,在电视台兼职,开启了电视辩论节目,称为”青年论坛”,很受欢迎。这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段历史,详情如何,还有待有心人挖掘。(当年参与辩论的小青年,如朱添寿者,如今已是文化界大佬,想来应该也会有些旧事可以分享。)


初期的”青年论坛”,设定了新加坡式辩论的程序和规则,到了1970年代之后,转型以不同面貌出现。1976年开始”校际辩论会”,1981年增设”大专辩论会”,1986开始”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更扩大为”国际大专辩论会”。


华语电视辩论会的主旨当然是要推广提升华文华语的水平,多年来在中学和初级学院(校际辩论会)以及大专学府(大专辩论会),确实带动了学习华文华语的风潮,也培养出一批具华文背景的文化精英。我随意收集了些有关资料,就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在求学阶段(中学或大专),参加过电视辩论会,包括梁秉赋(1980),符诗专(1982),林少芬(1983),陈英豪(1984),杨木光(1985),陈志锐(1991),王昌伟(1993)。从上面这非常不完全的名单中,已经看得出来,这批当年的辩论高手,是今日新加坡社会的华文精英,是当今推动华族文化发展的中坚人物。


我自1980年代开始,多次被邀担任电视辩论会评判,有时也代表评判团发言,作总结评论,宣布辩论结果。


新加坡电视台在1986年将辩论会扩大为”亚洲大专辩论会”,邀请亚洲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大专学府派队参加比赛,开始激起各地的华语辩论热。1988年上海复旦大学参赛,和来自台北的台湾大学决赛狮城,捧得冠军杯。那是两岸青年少有的交流活动,吸引众人瞩目,媒体也极为关注。结果双方辩论场上作君子之辩,在场外和睦相处;特别是双方的男女辩手的互动,让不少好事者关心解读,也让人真实感觉到”两岸一家亲”。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复旦大学领队王沪宁,当时是复旦国际政治学院副教授,如今,30年后,已经贵为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名列第五。这是他第一次带队访问新加坡。


1993年新加坡电视辩论会,再次扩大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国方面再次派出复旦参赛。由于1990年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来自中国的武汉大学队在大决赛中败给马来西亚大学,舆论哗然;这次复旦大学队是要为雪耻而来的。领队是哲学教授俞吾金,王沪宁担任顾问,二度来新。经过几轮辩赛之后,复旦队和台大队再次对决大决战,辩题是”人性本善”。双方激辩之后,历史重演,复旦获得冠军。


1993年的这场大决赛,特别引人注意,直到今日还有人提起,称之为”世纪之辩”。由于双方表现杰出,对话精彩,录像带流传各大专院校,成为后来辩论队参考学习的模范材料。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原因;一是这场辩论的评判团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和哈佛教授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新加坡方面参与评审的有吴德耀教授,许廷芳律师,以及时任南大传播学院院长的郭某。最后负责讲评的是杜维明;由这位新儒学大师剖析”人性本善”的辩论,那是再合适也不过了。当天在场还有副总理李显龙,是受邀贵宾。这场辩论还出现了两位杰出辩手,引人注目:那年的最佳辩手蒋昌建,现在主持电视节目”最强大脑”,是当红的媒体人。唯一的女选手姜丰后来到中央台主持节目,又曾到剑桥留学,前几年还卷入新闻事件,成为话题人物。当年辩论结束后,是她代表复旦大学队,从副总理李显龙手上接过冠军奖杯的。

1993年狮城之辩在中国大专学府造成一股辩论热潮。还记得1994年5月,南大校长詹道存带领各学院院长到北京、西安、上海访问各重点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没想到我们一行刚走进复旦校园,竟然有过路学生前来和我握手,问我是不是曾担任电视辩论评委的郭振羽。


原来那段时间有不少学生观看电视辩论录像带,竟是课余活动的一部分。最近几年遇到一些90年代后来新的新移民,有不少当年正在大学读书,偶尔也有人提起90年代的新加坡电视辩论,惊喜之余,也增加了几分亲切感。


其实早在1993年1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主编就是王沪宁和俞吾金。这本书销售极佳,到了2003年,竟然又出了一本《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而在这10年期间,我多次到中国访问,在不经意间也前后买到几本新加坡电视辩论的专书。


我翻阅手头这7本狮城辩论专书,体会到在1990年代,由《狮城舌战》开启的辩论比赛,在中国大专学府带动风潮,可说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几本书详细分析历年多场辩论,从辩题到策略,从语言技巧到逻辑思辨,从辩论规则到审评标准,讨论极为深入。依我看来,已经达到建立”辩论学”的层次。对应这股热潮,中国央视在1994年开始举办”长虹杯全国大专辩论赛”,和新加坡电视台合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错开,每两年举行一次。论者认为,在几年之内,中国各大专和中学的辩论活动,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竞赛品种”,变成大中学生”最喜欢的现代游戏之一......短短四五年里,就走完它由引进到家喻户晓的普及过程,和幼稚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梦断狮城:’97大专辩论会透视》,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1997,页I-II)

新加坡电视台和北京央视合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最后一次在新加坡举行应该是2001年(第五届)。1990年代的新加坡电视台,可说是完成了时代使命,藉由国际辩论会鼓动世界各地(遍及四大洲)大专学府华语学习和辩论,甚至于在中国掀起辩论热潮。回顾这段历史,1990年新中建交,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学习新加坡经验。1990年代新加坡电视台主办的国际辩论赛恭逢其盛,正是新加坡文化软实力反馈文化原乡的一个例证。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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