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新加坡宣布将于2024年将碳税从目前每吨温室气体排放的五元（3.7美元）上调五倍至25元（18.6美元），以为其脱碳努力提供资金支持，建立一个区域碳市场，并将实现净零排放的最终期限提前。
此次宣布的碳税增幅，远远高于市场预期，背后的缘由也因此值得细细探析。
这是政府强制征收碳税的最大规模举措之一，也相信是此次预算案中除消费税调涨之外，企业最关注的另一调整。财政部长黄循财在预算案讲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碳税将逐步提高，在2026年和2027年上调至每吨温室气体排放45元，2030年上调至50至80元，向企业发出强烈的意向性信号：新加坡的碳税费率将逐渐跟上先进国家水平。这将使新加坡成为亚洲碳税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有力推动所有企业考虑脱碳问题，而且越早将之纳入考量，企业将更能建立优势。
致力成为碳服务和碳交易中心
新加坡是首个引入碳税的东南亚国家，但它自2019年起征收的5元碳税，外界都评估为低于合理水平，在国际间算是敬陪末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高收入经济制定的50美元或75美元碳税标准相差甚远。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蒙文能（Ravi Menon）去年中受访时曾指出，如果新加坡没有制定合理碳价，那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举措将无法取得经济意义，也无法进一步推展。
新加坡的碳政策需要为高成本的脱碳技术提供资金，而这些技术需要高碳价来实现盈亏平衡。建立一个区域碳交易中心将有助于合规和资源碳信用额的融合发展。因此，对我国而言，制定正确且合理的碳价有更广泛的战略意义。这很大程度上可成为区域规范或指标。
对于希望驯服混乱的跨境碳交易且已雄心勃勃地启动碳市场的新加坡来说，碳税将是引导碳减排资源优化配置的其中一个有效价格信号。
早在调高碳价前，新加坡的碳市场已在2021年底启动。市场专家均指出，由星展银行、渣打银行、新加坡交易所和淡马锡控股合资的Climate X（CIX）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所很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目前较为分散、效力不够高的区域自愿碳市场，或也有助协助亚太区域各国管控二氧化碳排放。
根据《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新加坡瞄准成为亚太区的碳服务和碳交易中心。负责招商引资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指出，许多跨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当越来越多企业更注重永续发展时，新加坡也希望满足相关的碳资产管理与交易需求。
其实，在2021年底于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上，新加坡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其作为“中间人”的智慧，出力促成了《巴黎协定》第六条（Article 6）实施细则的通过，解决了这个自2015年以来各方分歧最大的复杂议题，替全球碳交易市场打开大门。
全球碳市场的建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购买他国的碳信用额来实现部分气候目标。新加坡主要希望为碳行业带来它亟需的标准化和透明度，并帮助亚洲国家找到合理的谈价格。
毕竟与受政府监管的合规市场不同，自愿碳信用额是基于广泛的标准发布的，从技术层面运作来看，它可以售给世界上任何有意抵消碳排放的实体。这导致在不同价格水平上，有不同的交易行为。
目前，自愿碳排放市场充斥着对企业“漂绿”（greenwashing）的指责，即指一些公司在报告中使用低质量的碳信用，误导外界它正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类行为，无疑是一种欺诈，也是环保主义分子对碳交易最大的控诉，因为涉及“漂绿”的企业根本没有在承担减排应付出的成本。
碳交易市场面对的挑战
新加坡在区域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的优良记录，则让它有独特的优势。根据估计，全球对高质量自愿碳信用的需求到了2030年将增加15倍，达到每年20亿吨二氧化碳。新加坡或可解决自愿碳市场的混乱，建立未来客户对碳交易的信心。
不过，在整合市场方面，新加坡并不是毫不面对阻碍。目前，碳信用可以从不同渠道购买，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往往模糊不清，导致利益冲突。一个严谨的碳交易市场必须具备透明度，也要有追踪和监控碳信用交易的能力。
此外，另一关键挑战是，新加坡要如何推动市场参与者在新加坡进行交易？尤其在亚细安成员国之间，仍有许多重度依赖煤炭的发展中经济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基于全球经济及能源市场动荡，政府已将原本征收碳税的计划推迟到7月；由于有各种既得利益的操作，印尼的煤炭价格上限一直定于每吨70美元，这使得新能源的使用在印尼较不具备竞争力，脱碳也面对层层阻碍。
设定碳价另一须考量的是政治因素，即其如何影响民生。新加坡此次宣布按阶段大幅调高碳税后，总理公署政策策略署旗下的新加坡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也在一份声明中解释，政府预计10年内都不会从碳税获得额外收入，碳税收入将用于减轻脱碳对企业和家庭的影响。
这是相当必要发出的信息，以安抚一般民众对于碳税调高而容易产生的顾虑，兑现“取之于民用于民”的承诺。例如，像在加拿大，过去它在实施碳税的时候，就面对一些省份的抗拒，结果燃油价格上涨、人民生活成本增加时，碳税就得“背黑锅”。
大多数人或许都支持让碳排放大户为气候变化买单，但实际上，随着为碳排放定价成为主流趋势，一般企业也面对与日俱增的转型压力及风险。按目前的趋势进展来看，若责任过重地落在一般企业身上，这可能造成反效果，企业甚至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主张将政策“去气候化”。
在国际范围，近来英国的气候科学家与其国会保守党成员就在气候议题与英国迈向净零排放的承诺上拉开战线。气候科学家曼恩（Michael Mann）指出，为拖慢国家的减排进程，部分政治领导人正刻意散播假信息，尝试说服大家：绿化费用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在承担，任何气候行动也只会导致生活费高涨。他们以此推动减税与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而这样的说辞也得到了部分民意支持。
曼恩指出，若情况持续，这将掀开一场新型的“文化战役”。
除了政治场域之外，许多国家的法院也正成为新战场，以游击方式为气候危机打官司、迫使政商权贵正视减排责任，成为环保主义分子推动减排进程的策略之一。去年5月，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就裁定石油巨擘蚬壳公司减排目标不足，颁令蚬壳必须在2030年前按2019年的碳排放水平，减排45%。
这是《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有企业被法院要求加快减排的首其案例。在东南亚，菲律宾多个民间组织于2015年也曾向当地人权委员会发起提诉，要求该机构就更早之前台风海燕造成的灾害损失，调查全球40多个化石燃料企业在碳排放与人权方面是否失责，间接导致风灾发生。
气候危机逐渐主导各国政治议程
这些事件都显示，气候危机所延伸的各种其他问题，如企业责任、代际资源分配等，下来都有可能主导各国的政治议程。
一方面，企业在承诺要为气候危机买单或设定任何减排目标时，必须确保这不仅是一种公关策略，若使用碳抵消的方式来补偿排放，碳交易市场也须透明，交易的质量必须受到严格监控。
另一方面，国家监管机构与领导人必须确保它们能谨慎地推进任何绿化相关政策，确保政策与规则都具公信力、清晰且公平。这也许是新加坡之前在碳税定价方面较小心翼翼的原因之一。
而目前许多企业竞相承诺要落实净零目标，检视它们是否有“漂绿”（greenwashing）嫌疑，更加迫切。本月初，一份由欧洲非政府组织新气候研究所和碳市场观察（Carbon Market Watch）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制定净零目标的大企业中，许多的气候目标都不具诚信，有一般的公司没有为其目标设定绝对减排目标。该报告突显了围绕企业自愿减排的复杂性。
报告作者、新气候研究所创始合伙人托马斯（Thomas Day）指出，若不加紧对这些公司的监管与问责，他们基本上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到头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净零声明，而是这些企业实际上承诺了什么。”
自去年COP26联合国气候峰会以来，各国遏制全球变暖的压力不断增加，企业和投资者对以碳抵消方式补偿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也日益感兴趣，碳价自2021年6月以来已经上涨两倍。监管机构正呼吁为碳市场制定严格标准。
因此，新加坡在碳市场发挥的也可以是某种示范作用，给予驻亚洲的企业更多信心，同时也可协助本区域企业尽早落实减排目标，加强这些企业的信用，以免社会因气候暖化议题而分裂。
从宏观层面来看，不论是实施碳税改变投资者行为与推动企业采取气候行动，或制定公开、透明的碳市场规则，最终目标应是达到长期减排效应。新加坡目前承诺，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到2050年将排放量从峰值水平减半，并在本世纪下叶尽快实现净零排放。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碳市场的成熟，新加坡也应不时调整愿景，以提前实现净零排放为最大宗旨。
作者为亚太区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 (Eco-Business) 编辑部助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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