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晋江虹山，1992年父亲回乡时所摄。
父亲彭松涛生于1917年，于1996年往生，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
父亲本名“乔松”，老家在福建泉州洛江区（原属晋江县）虹山乡。父亲提起故乡时常说，爷爷家屋后有一片松林，是他小时玩乐的地方。《新加坡晋江会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转载了一篇父亲于1949年写的“晋江第一高峰白虹山”，文章开篇即言道：“虹山是我的家乡。……山麓溪涧，萦回曲折，村口植有千年古松万余株，密密紧布。……参天蔽日，姿态万千，均可入画，山风鼓动，松涛澎湃如万马奔腾，亦一奇景。”到新加坡后，父亲因思念故乡，故改名为“松涛 ”。
父亲一生从事新闻事业，曾在新马两地多家报馆工作。二战后他从中国到新加忆父亲彭松涛坡，1947年在《南洋商报》担任副刊“商馀”主编兼写社论。报馆编辑部在楼上，排字房在一楼。楼层中有一个小通道挂着上下直通的篮子，编辑、记者把写好的稿子放在篮子里，拉一下篮子的绳子，稿件就送到楼下的排字房。父亲才思敏捷，下笔如有神助，文思汩汩而来，所以写字速度非常快，字体相当潦草，一般排字工人看不懂他的字，南洋商报还因此特别为他指定专属的排字工人。
父亲的文抄手
父亲博学多闻，一生笔耕不辍，文言文或白话文都下笔成章。他所发表的文章范围广泛，涵盖政经、文史、艺术等，也帮一些朋友写传记。他说，帮人代笔，必须写谁像谁，要有那人的身影，见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60年代他在吉隆坡办了一份《学生邮报》，其中的文章他特以小学生的语气书写，以方便学生阅读与理解。
我记得在念中学时，那时已有中文打字机。但是打字员看不懂父亲的字，我常常帮父亲誊写文稿。后来，他索性口述，由我直接笔录。他一边念，我一边快速记下，给他过目后再誊写在稿纸上。我上大学后，由妹妹悠儿接班。在他多年的训练下，我们练就了快速笔录的能力，后来到南洋大学念书，班上同学常向我们借上课随堂笔记来抄录。
五十年代的《南洋商报》报社，坐落在罗敏申路，《星洲日报》的报社就在对面。父亲说，两家报馆的编辑与记者晚上在报纸下版后，都会到附近的老巴刹吃夜宵，聊天交换讯息。那时的老巴刹成了新闻交流站。
记忆中父亲的老朋友
父母二战后只身从中国南来，我们在新加坡没有亲属长辈。但父亲交游广阔，家中常有访客。他要我们以伯伯叔叔、姑姑阿姨称呼他的朋友。
父亲的朋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郑梦周伯伯。50年代他与父亲同在《南洋商报》工作，每天晚上工作完毕，郑伯伯会载父亲回家，两人到家再聊至深夜。后来，我在编写新加坡晋江会馆特刊时，看到会馆的文献才知道郑伯伯与父亲是晋江同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笔名姚紫。
小时候，常听父母提起的另一位长辈是郑古悦先生，我们称他“叔公”。在1970年代新加坡巴士公司成立之前，郑古悦叔公经营的郑古悦巴士是本地规模最大的私人巴士公司。那时我们住在巴西班让海边的浮脚楼。我记得郑叔公到我们家时，总是两手提着一罐望里万花生和一盒蛋糕快步地走进来。他是父亲非常敬重的长辈，父亲说郑叔公为人勤俭自律，虽已七十高龄，却没有一颗蛀牙，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吃花生。因为郑叔公的极力相邀，父亲才于1953年离开《南洋商报》到《中兴日报》担任总编辑。
吉隆坡的岁月
除了《南洋商报》、《中兴日报》，50年代父亲工作过的报社，还有《南方晚报》、《新力报》、《华声报》。1959年父亲离开南洋报社到吉隆坡，我们也举家北上。
父亲在吉隆坡的报馆工作时，片商一旦有新戏上映都会送票给报馆，我们就常跟着记者一起去看戏。父亲会在我们看戏后听听我们的意见，随机教育。比如我们看了越剧《碧玉簪》后，父亲特别给我们解说其中“送凤冠”的修辞手法：“你休要多言多语多相劝，倒使人愈思愈想愈心酸。……你已是大富大贵大状元，该另娶个美德美容美婵娟！”对此我们印象深刻，所以《碧玉簪》的唱词，我们姐妹都能倒背如流，常一边做家务，一边对唱。
还有一部西片“最长的一日”（The Longest day），叙述二次大战欧洲诺曼底登陆的故事。我们看戏之前，父亲先给我们讲解欧洲二战的历史，让我们对电影中的故事背景，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更能体会剧中人物的酸甜苦辣！
回归新加坡
1965年新马分家，父亲觉得还是回新加坡比较好。于是1966年底我们匆匆搬回新加坡。返新后，父亲创办石叻报社，出版《石叻晚报》，后改为《石叻周报》，1981年停刊。期间父亲曾两度返回西马，一次是在1968年到吉隆坡协助《马来亚通报》由三日刊改为日报；另一次是在1970-1971年间应槟城《光华日报》的邀请，为该报进行编辑组改革工作。
图2：50年代父亲在南洋商报编辑部所摄
除了办报外，父亲也致力于文史的编纂与出版工作。1976年出版了九百余页的《新加坡经济年鉴》；1981年出版了费时三年编纂的《新加坡全国社团大全》。期间，他也为同济医院、安溪会馆和晋江会馆编写特刊。
父亲于1978年编纂的《新加坡晋江会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厚达八百余页。父亲以他对新闻与文史资料特有的敏感度，在特刊中收集了许多晋江会馆与晋江故乡的珍贵史料。父亲在特刊的编后语写道：“我希望本特刊之内容，对研究华族先辈开发南洋历史之学者，如能有所帮助；同时对南洋出生之晋邑后裔，如能从中获知只身之根源，则本刊出版委员会诸公数年之辛苦努力，就没有白费了。”这本特刊是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纪念特刊。三、四十年后，晋江会馆请我编写会馆九十周年和百年纪念特刊时，幸好有父亲编写的六十周年特刊为参考，我才得以顺利完成这两本特刊的编写工作。
坚持儿女必须受华文教育
六七十年代，新马的教育制度分华校、英校两大阵营。那时许多家庭，孩子一半念华校，一半念英校。对于我们姐弟六人，父亲坚持全部都念华校。父亲的朋友曾劝他说，你有四个女儿，可以两个念华校，两个念英校，英校生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父亲说：“不可以！英语要学，马来文也要学，但不能因此而牺牲对华文的学习。”父亲认为，身为华人，我们一定要学好华文。外国人不会因为你的英文说得好而尊重你，却会因为你不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而瞧不起你！
父亲除了要求我们学好华文外，也鼓励我们要学好英语。他说，他不通晓英语，所以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稿，他必须等翻译好了才能阅读，很吃亏。除了英语外，我们在吉隆坡求学时，也要学马来文，父亲还特别请了补习老师到家里为我们补习马来文。
父亲对儿女教育一视同仁。1969年我高中毕业，次年同时收到南洋大学和师资训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希望我念师范，因为两年毕业后就可以当教师，可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认为教育很重要，不让我上大学对我不公平。因为他的坚持，我和妹妹们才得以上大学。我们靠助学金以及教补习，顺利完成大学教育。
父亲的藏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学识丰富、风趣幽默的人，一生为理想办报。他是文人性情，不擅长经营，因此他创办的报刊皆以失败告终。从我懂事开始以来，家中一直生活拮据。但是小时候我们物质生活虽然匮乏，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父亲从不向我们说教，他对我们采取的是爱的教育。记得我们姐妹小时候常常会为一些小事争吵，父亲从不大声呵责我们。
父亲就算没钱吃饭，也一定要买书。他每天晚上回家经过报摊，只要口袋里还有几块钱，一定会全掏出来，把报摊上各家的报纸都买一份。他把报纸放在书桌上，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阅读。父亲喜欢一边看，一边评论不同报刊对同一则新闻的不同报导与处理方式。我们当时年纪小，听得似懂非懂。
我们多次搬家，父亲对家中布置不讲究，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书房。我们在吉隆坡的住家只有两个房间，客厅就成了大书房，除了靠窗的一面墙，其余三面墙都是大书架。我们家以前没有电视机，看书就成了我们最大的娱乐。
记得父亲的丧礼，许多新闻工作者来吊唁。他们都说如果对中国或新加坡早期的历史事件不清楚的话，只要问父亲，他不但会详细地告诉他们，还加以分析，甚至某年某月某日发生都如数家珍。有时还会从堆积如山的书堆里，翻找出一些绝版书供他们参考。父亲在海南三街（Seah Street）一间旧宅二楼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报。妹妹悠儿说，这些书报在父亲生前已转送他人。当时，他们是用大型罗厘车来搬运的。这些新闻工作者听了都扼腕叹息，后悔当初父亲送他们书的时候，不应该因为不好意思而没有收下。
家书
妹妹悠儿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找到一大叠父亲在西马工作时，与我们姐弟的来往书信。父亲细心地将书信收集在文件夹中，完整地保留下来。我翻阅书信时，往事再次涌上心头。其中一封1968年父亲写给我的信，令我感触良多：
丽儿，我应该提醒你，大家共聚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不久你们一去升学，将是永久不会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我就是这样。我还深刻地记着，当我负笈离家去读中学时，婆婆起初送到门口，一下子挤着眼泪，转身回到屋里去了。那一转身，爸还清楚地记着，婆婆心里一定意识到，“从此，这孩子将永远离开了我。”真的，自那以后，爸就少和家人在一起，直到完全离开，最后是永别。想到这点，爸的心里总是酸痛的。她那样的疼我，我竟对她没有一点孝敬，就此永别了。我连一点补过的机会都没有了。
婆婆也是疼你们的。我只有尽力来抚养你们，作为我向婆婆补过的表现。但愿你也珍惜大家共聚的宝贵日子，与妈妈、姐姐、妹妹及弟弟要分外亲爱，不可有赌气的事情发生。孩子，珍惜共聚的日子。
爸字 十二月九日
父亲说他于1931年离开晋江虹山老家，到泉州读中学。1939年福建师范毕业后，即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离开晋江家乡，辗转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就直接到新加坡来，没有机会回晋江老家拜别父母。1961年当父亲接到家中来信告知奶奶过世时，号啕大哭，把我们都吓坏了。父亲当年写给我的这封信，说到对祖父母的愧疚之心，特别提醒我，家人间必须相亲相爱，珍惜共聚的日子。
图3：1992年父母回乡，与三位叔叔婶婶、姑姑合影。
父亲说，爷爷是族中长老，生前盖祠堂，修族谱。因此，1992年当他接到三叔来信说，家乡重修祠堂，希望父亲可以回乡看看，他立即决定回去阔别了50多年的故乡走一趟。那年我带着三岁的小女儿和母亲陪同父亲回去。当我们乘坐飞机抵达厦门时，三叔一家到机场迎接我们。三叔看到我的小女儿，高兴地抱起她。爸爸在旁问我：“那人是谁？”我说：“他是你三弟呀！”三叔说，父亲离开家时，他只是个幼童。50多年后再见时，两人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从厦门到晋江虹山的路上，三叔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父亲与三叔交谈，口音很自然的就转换成晋江家乡口音的闽南语，他们谈笑风生，我在一旁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一路上，父亲都是高高兴兴的与家乡亲人交谈。一直到了晋江虹山老家，父亲一进祖父老宅的家门，看到大厅墙上挂着的祖父母遗像，马上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这一次回家祭祖，是父亲第一次四兄弟一起祭拜祖先，也是最后一次。
从老家回来四年后，父亲就往生了。如今每次想起，都庆幸当年陪父亲回乡祭祖，完成了他此生回家看看的一大心愿！ 父亲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一言一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谨以松年法师所赠冠头联，总结父亲无论经历多大困境，都昂然面对，潇洒的一生：
松影卧乱草
涛声寒在空
作者为华文语文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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