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舜
两千元创立“森林公司”
1912年2月(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同安孙厝村孙清廉家,一个五官端正的男婴发出第一声婴啼。孩子快速长大,送进村里唯一的乐安小学受教。
“乐安”是陈嘉庚办的学校。孩子命里同嘉庚先生似有不可言说的缘份。
孩子健康、聪明、乖巧,喜欢运动。村里没有出路,父亲远在海外。1926年他14岁,兄弟姊妹四人由母亲带到新加坡,一家人得以团聚。
孙炳炎
孙炳炎是这孩子的名字。货船《丰平号》将他们送到陌生的土地,开始一生的长征。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颠荡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北方难民逃亡南方,南方饥困乡人渡海求生。海外几个地名总挂在乡人嘴上:菲律宾、缅甸、暹罗,“吕宋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道尽心中的钦羡。那时听到槟榔屿马六甲,直到陈嘉庚的事迹广泛流传,新加坡(石叻坡)才渐渐有了名气。
孙炳炎是众多移民里头平凡的一员,许许多多纪念册披述了他的生平,他的奋斗和成就。是的,每个成功的人物都有耀眼的星辰,成功绝非偶然,抬头是荆棘,低头是蒺藜。
从1927年四处打工,到1932年以微小的两千元在芽笼创立“森林公司”,先后在杂货店、汽车零件店、酒庄、黄梨厂当过书记和店员,经受的压力挑战,锻造了他的毅力与魄力,逐步形成奋进的人生观。首先是勤劳工作,抓紧时间学习。创业以后,他确立了自已的人生哲学:勤劳、讲信用、谦虚、多交友少树敌;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打工阶段,忙完一天的杂务,晚间他钻进书本,阅读报刊,认真读英文。小学只念几年,知识远远不够用,加紧苦学是硬道理。他有一肚子意见想抒发出来,便尝试写作,稿子投给《新国民日报》,笔名“卡火”,写的多是杂文小品。东北事件触发他的激愤,作了一篇《哀莫大于心死》,痛骂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创业未曾阻碍他的刻苦自学,他要多方位认识这个世界,他要深入人群,拥抱澎湃的社会洪流,发挥一己的棉力。
与陈嘉庚结为忘年交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嘉庚擎起救亡帅旗,本地侨胞纷起响应,200多个团体组成星华筹赈会。1938年进一步扩大组织,联合东南亚各地华侨成立“南侨总会”,会址就在怡和轩。
陈嘉庚正义之火所至,金石为开,熊熊烈火燃遍东南亚。
孙炳炎被选为芽笼筹赈分会主席。他仰慕陈嘉庚的精神,陈嘉庚赏识他敢说敢做,浑身干劲。两人结成了忘年交。
孙炳炎与陈嘉庚在北京合影留念
随着英军投降,星岛沦陷,日军登陆搜捕抗日份子,制造杀害五万以上良民的大检证。孙炳炎东藏西躲,有时连续几天没回家。
三年八个月的苦难挨过了,日本投降,新加坡一片废墟杂乱无章,物资缺,人力缺,样样缺。
在重建过程中,其困难和捉襟见肘可以想见,机智和力拼缺一不可。
孙炳炎胼手胝足,辛苦累积,1945到1950的数年间,积下资产50万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百废待举,建筑材料是大热门,他决定转型为有限公司,把业务从新加坡拓展到全马各地和香港。
50年代打下基础,60年代乘风起飞,表面上一切光鲜顺利,内里的汗水疲惫谁能明了?
新加坡自治透露曙光
新加坡自治透露曙光。政府立定主意在裕廊开辟工业区振兴工业,他立即响应,官民合创的第一家重工业:“大众钢铁厂”终于在1962年奠基,1963年投入生产。
接下去新加坡由政府或民间推动的经济建设,森林公司都十分关注,竭力参与。
1956年孙炳炎参加一个庞大的星马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多个省市。由于公司资信销网俱佳,广东五矿进出口公司委任森林为新马等地区总代理,此行并荣获多类建材的总经销权。
丰隆集团财雄势厚,一向执建筑材料商之牛耳,它代理日本的“乌龙牌”水泥;森林代理“五羊牌”,中国制造。每当货轮近岸,上百条驳船涌入河口,工人将五羊水泥一袋袋搬入货仓,日夜川流不息,路人驻足旁观。
中国方面得到收获,日本方面也屡有斩获。孙炳炎一路是潮流的先锋,主张“插花要插在前面”,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改变组织,扩展为“森林企业”挂牌集团,同时延请“能人”助阵,这就是1964年的转型,向公众售股。
气势如虹的森林有个对比“够力”的上层架构:常务董事会。成员如下:
谢镛——曾在“南顺”服务,作为智囊团之一,筹备挂牌事务,后担任森林金融新马总管。
杜亿春——负责所有政府部门的招标,管理拆船厂,联络日本取得技术和人材协助。杜原是槟城森林公司经理,操一口流利日语兼英语。
沈来喜——勤劳精干,从英文秘书升为董事,联系政府部门,参与合同协议的拟订。
陈惠民——马来西亚商人,投资森林集团,负责建屋和油棕种植业。
吉隆坡和槟城两位董事经理:张明寰,张利瑞,除督管贸易,协助金融,负责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如种植、屋业等,也各付出辛劳。
森林投资马来亚水泥厂以及与日本合作的八幡钢铁厂,则由杜亿春、谢镛担任董事。
他的处事原则和特质
挂牌之后,森林周围百商云集,要求共同开发的投资项目繁复,单单审议就费去好多时间。有些项目做成,开了厂,如洋灰瓦厂Atlas,塑胶装饰板厂Decola,混凝土预制厂等,最终蒙受亏蚀。一度远至印尼开垦森林区,也落得问题重重,铩羽而归。
森林有不只一个的黄金年代,后来黯淡下来,可能是多种因素所造成,这里不需要去研究。然而,无论晴天阴天,孙炳炎都能保持一颗超然物外的赤心,“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这不是人人做得到的,除了个人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社会进步不变的信念,还须有与生俱来的坚毅的个性。
我们来看看孙炳炎具有怎样的特质:
1)有强烈的求知欲;
2)积极、乐观、真诚,幽默,富亲和力;
3)爱乡,爱国,爱身边的亲友、同事、会友以及来往商户;
4)有相当精准的判断力,善于捕捉潮流的动向;
5)容易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热衷于开拓新事业;
6)策略既定,马上实行,绝不拖拉苟且;
7)人际关系极佳,平等待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对付别人;
8)慧眼提拔公司干部,擢升他们到领导层;9)顺境时不麻木不自满,逆境中不消沉不颓废;10)坚持做好事,做“对”的、不违良心道义的事。
新马政治七年三变
他有成熟的人生观,相信世事无常,导师陈嘉庚或曾告诉过他,能取能舍方为真君子,钱收久会臭,钱不是用来花天酒地,多赚钱可以用来做更多的好事。
他在与家人、亲友、会友、同事来往的言谈,一再重复他的人生哲理。
孙炳炎事业猛进之时,正是新马政治急遽变动之际。短短七年,新加坡跨越自治/大马/独立三个时代。
1965年3月就任会长,中央政府还在吉隆坡,重要事务东姑首相说了算。孙炳炎就职时宣布未来要推动的六项工作四项任务,其中几项必须中央政府拍板,比如营业税诉求,向日本追讨血债,都是紧锣密鼓不容稽延的要务。
孙炳炎率领董事,参加马华商联会的追讨血债会议,面谒东姑首相陈情,恳请财长陈修信改变营业税政策。而新加坡方面的事务可谓千头百绪,新旧交织,当中如配合政府工业化宏图,成立修改章程小组,筹建纪念碑,设立总商会基金与陈嘉庚奖学基金,修葺晚晴园,扩大会内文教活动,组团外访考察.......最令孙炳炎揪心且投下最多精力的三件事,依序是:追讨血债建碑和修改章程。
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马宣告独立,形势大为改观,孙炳炎与一般华商脚下和心里的石头一下子抛开,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凭着能力与智慧,新加坡无疑的将向前迈进。
追讨血债按了休止符
新加坡人不会忘记,1963年8月25日,政府大厦广场举办十万人群众大会,群情鼎沸,激昂声中演说者历数日军当年的检证,强征奉纳金,杀害民众不下五万人等罪状,大会通过坚决追讨血债五千万新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李光耀总理亲临会场发表演说。
事过三年,日方装聋作哑,1966年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新加坡,事件重新炒热,各界议论纷纷。
整个事件比预估的更快达到结果。新日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日本会献出5000万元,半为赠款,半属贷款,免息。
声明由李总理转告总商会,附带说明:这是为了消除彼此在工商业进行合作的障碍,总商会要确保这个问题不再成为日后的争端。
如此解决显然与十万人大会的决定颇有距离,怎么办?
11月1日孙炳炎复函李总理,表示董事会对于函中所提政府为我国经济发展着想所采取的决定,至为了解;惟是项决定恐与各民族群众大会议决案“未尽相符”,难向群众交代......
如此委婉的反应,获得政府又一份复函,简捷了当告诉总商会:这是新加坡政府所作决定,政府并非邀请贵会向人民解释政府的决定,向新加坡人民交代是新加坡政府的责任。.....
强势政府的态度已十分明白,事情在一边“决定”一边“遗憾”的情形下按了休止符。
筹建纪念碑困难重重
1962年1月,全岛许多工地发现无主骸骨,数量可观,证实都是日占时期惨遭杀害者的遗骨。凡有通报,总商会即派人前往视察收拾,越积越多,遂组织“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进行探查、发掘和迁葬的全套工作。
累累白骨的照片出现在报章上,怵目惊心,血淋淋的一段历史如在眼前,这也酝酿了1963年十万人追讨血债的群众大会。
死难同胞不只华族,总商会联合其他民族共同处理,建造纪念碑悼念亡魂,蔚为共识。
募捐委员会迅速成立,推动商团、会馆、仁人义士捐输共促其成,政府以一元对一元作为赞助,另拨出一块四英亩的地方建立碑园。
工作进展顺利,不过并非一帆风顺。
原来设计的纪念碑基台好几层,准备将600多瓮遗骨火化后展示于公众面前,警示战争的罪恶,后因不同民族对丧礼有不同的宗教风俗,改为土葬,骨骸深埋在200纪念碑的基台之下。
此外,曾任南大秘书、诗词家书法家潘受,受孙炳炎礼请,书成李光前极为欣赏的一篇精心撰写的《碑铭》,计划中依循潘受的墨宝,连同英译缕刻在碑台四面壁上,一切程序都说好了,可是,“等到纪念碑揭幕,只看见碑名”,没有记述事件的文字,以及文字闪耀的血光与呼喊。
1967年2月15日,纪念碑终告揭幕。孙炳炎会长致词用了潘受碑铭的文词,请读以下铿锵的声音:
这座纪念碑的完成,一则以象征新加坡人民对死难者致永恒的悼念;一则以宣示侵略战争的不足为训。
冤不宜结,仇必须解。我们今天要严正指出,今后人类如要生存,国与国之间应互相尊重,特别是大国强国必须尊重小国弱国,战争才得永久消除。
我们强调,任何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一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
那年起,每年的2月15日,就订为悼念亡魂的祭日。
总商会修改章程掀起风波
孙炳炎第二届会长任期将满的时候,总商会爆发了一场针对分帮选举制度的论争。
1968年7月17日董事特别会议,康振福首先开炮,发出书面声明给各家报章,猛轰总商会修章小组开了16次会议,结果对大原则问题没有一个交代,这大原则便是废除帮派。
公开声明批评帮派不合时宜,开倒车。康振福的支持者是小组成员之一黄祝秋。孙炳炎以书面答复。康振福回驳,同样公诸报端。
为了应付康等的“挑战”,总商会举行第二次特别会议,接着征求会员对章程修改提建议书,并在十月十二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康振福在该次会员大会以“把持分肥”一语,指帮派制存在弊病,引起大多数董事严词责难,这也导致康振福11月初辞去财政主任一职。
董事会议黄祖耀指出:把持分肥这句话实在不能说。康先生对总商会会务一向工作勤劳,其他方面也都极为尽力,唯独这次提到“分肥”,实在大错特错。
陈共存进一步说:把持分肥这字眼相当严重,整个董事会多少会给社会人士和东南亚人士讲(议论)。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应付,第一是承认有分肥,第二是默认,第三是起来解释,叫冤枉,第四是采取法律行动。不过这(最后)一点我们绝对不这样做。
康振福后来在报章澄清说,他讲的是帮派制的弊病,绝对无意损及商会名誉。
康的辞函文句又出问题,11月底董事会达致如下议决:辞职书中所有指摘完全不符事实。即席通过康的辞职,并且决定不予答复。
不答复,因为怕对方纠缠下去没完没了。
15人修章小组修改了部份章程,分帮选举仍旧保留。
孙炳炎取代高德根膺任会长,作为福帮的一员大将,康振福是其中一个有力的支持者。康的手上控制了龙溪会馆一批总商会会员,过去这批两百多名的会员也曾发挥作用。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康振福冲着孙炳炎开炮,至今不得而知,但整个事件是董事会认为废除帮派尚未成熟,董事会审议15人小组的建议,孙炳炎并没有独断独行,他必须遵从大家的意见,他常说,他实行的是集体领导。
康振福身为多间华校董事,为华教出钱出力,人所共知,但这次风波显出他的急躁,不只得罪了华社最高机构——总商会任劳任怨的领导层,而且强人所难,进而用词不当,引发众怒。
总商会二战后数度修改章程,帮派制的存废是其中议程之一,1947年李光前担任会长,修章触及帮派,产生了歧见,李光前觉得时机未臻成熟作罢。1959年章程修改,帮派依然存在。
帮派本是历史的产物,早年华人渡海谋生,衣食住行看病找工作,靠的是乡亲宗戚,形成宗派也就形成力量。总商会要真正做到“华人最高机构”,要展示自己的代表身份,同殖民地政府办交涉、提建议,或者向外商外国争取共同利益,唯有团结各帮各派,集中最佳人力物力,才能取得成功。
总商会便是一步一脚印壮大起耒的,在漫长的日子里,证明了帮派存在的价值。
当然,事过境迁,各个时期随着大环境的变动,纲领和目标便也跟着转变。
任怡和轩会长36年
孙炳炎逝世于2002年,享年91岁。
同他有过接触的人,第一个感觉是他的亲切幽默、爽朗豪迈;一起共事的朋友惊见他的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祖国永远在他心中。新加坡是他的家,事业在这里,家庭在这里,1965年家的后面才多了个“国”。
没错,新加坡一得一失关系到他的前途。然而中国是他文化的根,生命的源。孙厝村祖先的在那里,先人的遗训在那里,那里有族人的期盼,如同鱼离不开水,祖国给予他非金钱所能替代的温暖。
他曾说,一辈子在学这学那,学到差不多懂了,就要走了。
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因他谦虚,包容,不像大老板。怡和轩会长当了36年,同安会馆主席36年,中华游泳会主席38年,孙氏公会,中华医院,福建会馆......许多团体的基金、会所、设备,是他这实干派建立起来的,在他的号召推动下,人们梦想成真,从而孙炳炎树立了声望和威信。
孙炳炎在怡和轩100周年庆典上
王鼎昌黄金辉两位总统和家人,可说是他家里的常客。他家拿手的同安“薄饼”,炊制一流,贵宾们齿颊留香。
他喜欢交友和旅游,退休后常携带家人游历名山古刹,每到中国,一定访问家乡亲属,资助家乡的学校和医院。曾经在殖民地时期遭驱逐出境的,自动赴华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如张楚琨、黄复康等老友,他也一定设法找到他们,促膝聊天叙旧。
以上是他平凡的一面。在商业疆场他的苦拼与机巧,又是另一番风貌。
心正、念旧、容人,孙炳炎在他的时代是个杰出的领袖,在未来是难得的一位模范人物。
作者为本地作家
参考书目:
《大德不孤》郭倩、叶薇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孙炳炎评传》孙桂平、孙吉龙著
《独木成林》主编陈毅明
《帮派制度的论争》国际时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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