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文学
陈嘉庚先生曾担任多届怡和轩总理职位:1923-1927,1928-1930,1935-1941,1945-1948。怡和轩在他领导下,从一个只有百多名会员的小社团,跻身新加坡最重要的华人团体行列,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影响中国、新加坡以至东南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非政治组织。趁怡和轩创立125周年之际,回顾陈嘉庚的一生成就及其伟大精神,具有一定意义。
爱乡爱国 义不容辞
陈嘉庚生于1874年,16岁来新加坡谋生,60年后的1950年他回中国定居,1961年因皮肤癌复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陈嘉庚是一位爱国爱乡爱民的实业家,除了打理自己的公司业务,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在公众事业上。
首先是关注福建老家人民的福利:1911年,他成为福建保安捐运动小组的主席,支持推翻清朝统治和保护家乡治安;1922年,他联合闽南侨领,为反对闽南种植鸦片树苗向省长请愿;1938年,他发起售卖救国债券,支援福建建设;1940年10月,他在泉州考察期间致电福建省主席陈仪,要求撤销统制运输规定,因为这条例衍生的许多舞弊和苛捐杂税,已造成福建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陈仪不以为然,他再上书蒋介石,要求撤换省长,后者也不予理睬。1941年4月,他不畏阻挠,在新加坡召集南洋闽侨大会,通过议案,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调走陈仪。他在《南侨回忆录》里写道:“吾侨非如国内军阀官僚,竞争地盘权利,我等所争及要求者无他,只希望勿以残酷苛政特施于我闽人而已。”
其次是关心中国命运。他多次高举义旗,在新加坡成立多个筹赈组织,对苦难的中国同胞伸出援手。1928年,他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获得新加坡122个团体响应,三个月内筹募善款30多万,救济遭日本军烧杀掳掠的山东难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新加坡华侨群起反对和谴责。8月17日,星华筹赈会在怡和轩召开大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很快筹募到1000多万元支持中国抗战;10月10日,南洋多个地区华侨纷纷响应,派出168名代表议决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办事处也设在怡和轩,陈嘉庚出任主席。
自此,陈嘉庚成为新马、印尼和菲律宾乃至南洋其他各地的抗日活动总指挥,怡和轩无形中也成为救亡运动的司令部。1938和1939年,中国政府为了突破日本的封锁,努力促成滇缅公路通车,极需要汽车驾驶员和修车机械员支援,南侨总会于是先后安排九批机工3192人前往云南,而怡和轩也自然成为联络各方志士的枢纽。
嫉恶好善 无所畏惧
在1942年之前,陈嘉庚关心中国内政,批评贪官污吏尤其积极。他在《南侨回忆录》里有一则文字《为公为私可质天日》写道:“余自前年因西南异动而攻击陈济棠;以提倡和平卖国,攻击汪精卫;以阻碍军运,攻击宋子良;以舞弊国帑,攻击孔祥熙;以腐污误国,攻击吴铁城、蒋鼎文、高凌百;以野心祸闽,攻击陈仪、徐学禹;以教育党化,攻击陈立夫;呜呼,此岂余之好事哉!若谓余反对国民党而发,则所敬仰如冯玉祥、白崇禧、阎锡山、马寅初、张发奎、卫立煌、胡宗南......,及其他等数十人,岂非国民党人乎!不过激浊扬清,属余代表南侨职责,嫉恶好善,出令爱国天性,既不能圆滑敷衍,又不能同流合污,安能免于受人不满耶!”
战后,1946年9月7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通电美国总统等五位领袖,要求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不应该再援助蒋介石政府,而应协助促使内战终止。他的反蒋立场,首先遭到马六甲华社发难,继而迎来东南亚各地多个组织的一片谴责声浪,然而,秉持着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无所畏惧的正义精神,他顶住各方压力,坚决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前途而请命。
从以上行动和文字记录,可知陈嘉庚实乃大义凛然的爱国爱民志士。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择善固执、敢怒敢言,全不顾及私利以及个人安危。
立足当地 站高望远
陈嘉庚立足新加坡,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关系公众利益的事,也是非常关心的。
陈嘉庚在怡和轩致词
1927年,本地好多闽商与当时的福建会馆董事,对兴学的态度都很冷漠,这导致陈嘉庚向薛中华领导的福建会馆董事会施压。根据杨进发所著《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的评介:“福建会馆内部组织之涣散,乃是催促改革要求之根本因素。一向崇尚组织的陈嘉庚,目睹福帮最高机构内充斥着上述种种弊端,乃感憎恶不已。他将福建会馆之改革、重组以及自己之出而领导,归因于会馆之趋于腐化。”在1929年举行的会员大会上,他获得众多闽商会员支持,接手主席职位,此后便大力开展会务改革。
1929年,陈嘉庚鉴于中华总商会的帮派运作性质不易改变,倡议成立中华会馆,希望能借此团结更广大的族群而不受限于籍贯和宗族的观念。在他的构想下,中华会馆将容纳举凡与华人社会有关的社交、慈善、教育及文化等各类活动,也欢迎中华总商会设于馆内。不过,这项建议最终遭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否定。
1939年,陈嘉庚提议在中华体育会前面大草场兴建中华大会堂,以促进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的联系。他描述会堂可容纳千人,中国领事馆也可设于此,并设图书馆。他的这个构想,或许因为时局艰难不能付诸实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新加坡市区投弹。陈嘉庚在总督要求下,召开华侨总动员会。12月30日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全面支持抗日战争。后援会除了组织保卫团、劳工服务团和宣传队,也依众议成立星华义勇军。
1948年初,投降日军的原马来亚英军司令白思华,发表一份《关于马来亚战役之报告书》,把华侨援英抗日的事迹一笔抹杀不说,还诬指华侨乃趋势附炎之辈,“协助敌人多过协助我等”,全马华社顿时哗然。陈嘉庚于是以南侨总会名义提出抗议,并列举事实据理力争。起初白思华不予理睬,他便发出警告:“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白思华最后才承认抗议的“内容乃千真万确”,并向华侨道歉。
由此可见,陈嘉庚是一位站得高看得远的社会领袖:眼光锐利、做事果断、敢创新、敢尝试、也敢冒险。
倾家兴学 启迪民智
陈嘉庚忧国忧民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开拓实业和兴学办校。他认为中国要强大,经济须发达,果真如此,振兴实业和普及教育便是两大途径。
1907年,他代父陈杞柏还清因生意失败欠下的款项后,便快马加鞭,看准时机发展自己的经济王国。他前后开办工厂三十多家,商店百余处,也经营航运。除了大规模开发黄梨园和橡胶园,他也建立加工厂和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拓销售网,聘工人数万,一度还成为世界著名橡胶产品供应商。
与此同时,从1906年开始,他便有计划地在居住地和家乡建校,全面发展新式国民教育。
他创办及资助的新加坡九所华文学校是:1906年道南学校、1912年爱同学校、1915年崇福女校、1918年南洋女校(南洋女中前身)、1919年华侨中学、1930年南洋女中、1938年南洋华侨水产及航海学校、1941年南侨女中(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及1946年的光华学校。此外,他也曾捐钱资助两所英文学校: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
陈嘉庚对故土乡民的爱怜,也反映在他持续捐出巨款,在集美兴建的八所学校和厦门大学。1913至1927年期间,他和弟弟陈敬贤在集美建立的学府包括:集美男小、女小、男师、男中、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和国学,学村里还设有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及幼稚园,统称“集美学校”。从1919年起,他也发起建立厦门大学,1921年开课时,半数学生是南洋华侨的子弟。
宁吃稀粥 不弃教育
陈嘉庚读书不多,只会讲闽南话,连华语都听不甚明白,却是一个具有眼光和睿智的民族教育家,他不但顾念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机会,也积极提倡女学,并格外重视师范和技术职业课程。后来,他还进一步办起大学,明知不易,还是情愿挑起这岂止千斤的重担。有人作过统计,他在1904至1934年做生意的30年内,总共赚钱1900万元,捐助集美学校和厦大的款项便达800万元。
陈嘉庚倾全力办学,可从以下几个例子见诸一般:
1919年,正式成立陈嘉庚公司所办的律师文件里指明,南洋所有不动产,捐集美学校永久基金。1923年,他把在马来半岛柔佛州的4000亩大成胶园和陈嘉庚公司三分一股权,捐给厦大基金。1929年,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序文称,厦大与集美学校是公司最大股东。
到了1931年,他的生意失败,八大银行逼债,将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限制他对教育事业的支援。这时候,整个组织发生怠工现象,银行集团不得不要求陈嘉庚继续担任董事经理。陈嘉庚开出的条件是须付他月薪4000元,并在月底发薪时,直接汇款给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陈共存在1984年撰写的《我的伯父》一文里指出,4000元约等于八十年代的40万元。“我的伯父的人生观是尽量培养人家的子弟,并且以身作则,来作为子侄的模范。不遗留产业给后辈,造成一种形势,使自己的子侄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郑炳山著的《陈嘉庚与李光前经营企业和为人的比较》,有这么一段话:“在企业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的长子陈济民曾劝他减少逐月汇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陈嘉庚回答:‘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
林孝胜著的《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管理》这么说,1934年,陈嘉庚在生意上正式退场后,“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后悔毁家兴学。”他还这么勉励自己:“自古英雄豪杰何尝不遇艰危落拓,况我乃一庸愚侨商,妄敢妄事怨咎。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耻辱。’”
陈嘉庚还不无感慨地说:“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境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幸甚。”这就是陈嘉庚的宽大胸襟和英雄气概。
他的挚友黄奕欢指出:“他的地位的形成,最初显然与他的财富有关系,随着他财富的丧失,他的威望与事功反而日隆一日,这与他的献身国事的精神与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
人在会所 心系社会
陈嘉庚是在1923年继任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1937年开始,他更视俱乐部会所为家,在三楼有个卧室,工作起居,一律在此。
因业务关系与他较常在一起、排行第五的儿子陈国庆,在《我的父亲》一文里说:“他接掌怡和轩后,就在三楼设立一间小图书馆,购置了《四库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等书刊供会员阅览。他自己最喜欢读的书是《三国志》。”
林孝胜的文章也透露,他上午去了工厂,中午“回家或到怡和轩俱乐部用简单午膳,吃番薯粥。下午,他到总行办公。五时下班到怡和轩处理社会及教育事务。”
欢迎尼赫鲁来访怡和轩合影
他的老友洪丝丝写道:陈老后来长期住怡和轩,整年难得回家一两次,相熟朋友调侃说他是在怡和轩做和尚。1947年12月底,陈老的次子陈厥祥从香港搭乘轮船前往汕头途中被海盗绑票,“我从南侨报社的电报知道,就到怡和轩去告诉陈老。谈话前,我很担心他可能经受不住......他听了......虽然也皱一皱眉头,但接着就对我说起福建会馆办学的经费问题。......之后,他才考虑如何营救爱子的问题。”
怡和轩是陈嘉庚的强大实力地盘,是本地华社开展多项重大任务的大本营,因此它自然成为新马华社最具历史意义的团体。
陈嘉庚曾在这里接见多名中国重要人物:1929年,中国国民党重要领袖胡汉民、孙科、伍朝枢和傅秉祥等来新,陈嘉庚便在怡和轩宴开五席招待,与会者包括林文庆、薛武院和林义顺等新加坡华社领导人物。1940年12月31日,他率考察团到中国10个月后回新,便是在怡和轩接见记者谈访华感想。1941年3月,国民政府驻新领事馆,为了阻止报纸刊登陈嘉庚在南侨总会大会上发表的批评讲话,竟唆使夜宿怡和轩的安南代表,乘夜盗取南侨总会印章盖印在发给报馆的假公文上。
放眼世界 支持正义
陈嘉庚也在回忆录上记载,1941年他是在怡和轩接电话,获知英国两艘战舰遭日本击沉。12月8日凌晨,他给日本军机的投弹吵醒,便是从怡和轩窗口看到不远处冒起的大火和浓烟。1945年10月7日,怡和轩同人在会馆召开欢迎会,祝贺他在印尼玛琅等地避难三年多后得以平安回来。不久,他也在怡和轩分别接见马来亚抗日军和柔南人民委员会的代表。
陈嘉庚同情弱小的侠义精神,也反映在他对被帝国主义蹂躏的弱小民族展开的反殖斗争的大力声援。1946年3月,他接受邀请,参加了本地印度社群发起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尼赫鲁访新欢迎会筹委会”。18日他亲到机场迎接,19日出席群众大会。当晚,他还在怡和轩设宴款待尼赫鲁;他的欢迎词是这么说的:“尼赫鲁先生非印度之大官,亦非印度之大富豪,而本会之欢迎者,亦不在乎是,而在乎先生之伟大人格。盖先生平生受尽艰难困苦,为印度民族求解放,为数万万人民谋幸福......”
1947年2月4日及7日,陈嘉庚在怡和轩召开两场新加坡华侨大会,抗议荷兰军人在印尼巨港大规模屠杀华人,并商议行动计划。他痛斥荷兰:“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何不自量乃尔!”并提出“全南洋华侨一致行动,对荷兰实行经济绝交”的方案,赢得全华侨社会的拥护。最终,荷兰殖民政府不得不向华侨道歉和赔偿。
陈嘉庚不只带领华社与怡和轩超越帮派扩大影响力,也引导大家放眼世界,支持世界各地开展的正义事业。
一代伟人 精神永存
1949年4月28日,怡和轩与福建会馆为他联合举行欢送会,因陈嘉庚5月5日即将前往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他们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写道: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
1961年,陈嘉庚逝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追悼大会。会长高德根致悼词说:“我们聚集这里,为的是追悼一代伟人陈嘉庚先生。陈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精神人格,将垂为后人典范楷模。他的一生表现了完整无疵的崇高人格......要表扬陈先生那种忘我为人的仁爱襟怀,明辨是非的强烈正义感,毁家兴学的伟大牺牲精神。”
作者为本刊编委
参阅资料:《南洋回忆录》(陈嘉庚著)、《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杨新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与南洋华人》(叶钟玲著)、《回忆陈嘉庚》(中国文史出版社)、《陈嘉庚》(黄今英著)、《百舸争流—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文集》(怡和轩出版)、《陈嘉庚、李光前与现代新马》(廖建裕编)、《陈嘉庚新传》(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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