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奥本海默与杨振宁。
看了三小时长的电影《奥本海默》（诺兰执导），这个时候上映这个片子，很有意义。美国政客，已经把“麦卡锡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个工具每使用一次，就会导致美国社会再撕裂一次。不存在的敌人是美国政客挥之不去的幽灵。
奥本海默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领导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用三年时间、四千名科学家、超过二十亿美元，首次研发出3枚原子弹，一枚为实验弹，另两枚投到广岛和长崎。
看《奥本海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我做记者时，跑过科技新闻，后来又在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的“八方”工作过，对科技这一块还不算太陌生，对奥本海默也有所关注，所以电影看得很顺溜。
撇开电影，这里说一下奥本海默和杨振宁的交往。奥本海默1947-1966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杨振宁经恩里科•费米和爱德华•泰勒推荐，1949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本打算待一年就回芝加哥大学任教。结果，杨振宁在这里待了17年，直到1966年去石溪。也就是说，奥本海默和杨振宁有17年的交集。
杨振宁在《六十八年心路》里写道：“1954年2月，我在普林斯顿见到奥本海默时，他和以前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异象。两个月后，我从纽约时报上得知他遇到了麻烦。”所谓麻烦就是奥本海默被剥夺安全许可，全面禁止接触一切美国原子能项目。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事件”。这个冤案直到去年才平反。上面提到的爱德华•泰勒，是杨振宁的博士导师，也是洛斯阿拉莫斯团队里的一员，但他痴迷于氢弹的研发（他后来成了美国的“氢弹之父”），与其他成员有冲突。1954年，他在闭门听证会上指控奥本海默，因此，他在科学界的名声很糟，尽管他的科学成就很高，也得过诺奖。
杨振宁曾在一篇文章的后记里写道：“20世纪50年代末，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次物理教授会议上，奥本海默（Oppenheimer）似乎不经意地说他想邀请默里•盖尔曼加入研究院。下次会议时我对他说：默里很棒，但是如果他来我就会走。奥本海默以后再也没提这事了。”
上面这段文字，充分显示了杨先生耿直的个性。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上面提到的时间是“50年代末”，大约是1958年或1959年，也即杨获诺奖之后，杨的身价使得他有底气向奥本海默摊牌——“他来我就会走”。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奥本海默具有领导才能，能够平衡人物关系。
那么，默里•盖尔曼何许人也？杨为什么不愿和他共事？盖尔曼比杨小7岁，同样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在杨李获奖12年后的1969年也获得诺奖，并有“夸克之父”之称。盖尔曼涉猎的学科极广，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除了数理专业，他也精通考古学、动物分类学、语言学。这样一位人精，当然难免恃才傲物、咄咄逼人。杨先生深知盖尔曼的优点和毛病，保持距离做个朋友，没问题；一旦成了同事，朝夕相处，或许就会产生矛盾。这也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
杨振宁还说过：“1965年春的一天，奥本海默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在1966年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奥本海默说他想建议董事会任命我做他的后继人。”杨振宁本能的反应是不愿意接任这个职务，他思考几天后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婉拒了：“我能否当一个合适的院长十分值得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担任院长我不会感到高兴。”1966年杨振宁去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在《六十八年心路》一书谈到恩里科•费米时，杨振宁称道：“在所有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当中，恩里科•费米是唯一在理论和实验上都做过一流的贡献的物理学家。我钦佩他的贡献，也钦佩他的人格。”杨振宁话锋一转，继续说： “与费米相比，奥本海默和爱德华•泰勒就都乐于追求权力和影响力。”显然，杨振宁更佩服费米，认为他是一位“完美的儒家楷模”，而奥本海默和爱德华•泰勒“各有自己的一套取悦观众、标榜自己的方法。”
奥本海默精力过人，兴趣广泛。他喜欢读书：《薄伽梵歌》《荒原》《追忆似水年华》以及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著作都是他经常翻阅的，尤其是印度教的经典《薄伽梵歌》，电影里奥本海默和女友做爱时阅读梵文《薄伽梵歌》，引起印度的不满，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经典。奥本海默具有“现代性”和“开创性”，接触各个领域的划时代作品，看毕加索的画，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他自己也是划时代的人物。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期间住过的房子是大数学家赫尔曼•韦尔曾住过的，杨振宁在这间Art Deco式的建筑里住了九年，直到他1966年搬去石溪为止。恰巧，1966年奥本海默从高等研究院院长任上退下来，要搬离院长住宅，这时杨振宁的房子空出，奥本海默就搬了进去。第二年即1967年，奥本海默病逝于此房子中。
奥本海默没有得过诺贝尔物理奖，但他这个级别的科学家也不需要诺奖加持了吧！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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