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之时——连士升《祖国纪行》与南洋回望

民国三十四年，日军投降，二战宣告结束，谁也不曾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只没迎来昌盛发展，反倒陷入国共内战，国家动荡不安，货币崩坏，短短数年间，神州大陆易主，国民党于民国三十八年撤退到台湾，形成两岸对立的局面。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身处南洋的海外侨民，同样心系祖国，对故土家国发生的一切心急如焚。时任《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连士升，即在民国三十七年初，应报馆聘用，“返国作旅行通讯”，在《南洋商报•中外版》发表〈祖国纪行〉，将他三月五日至五月二十四日，近三个月漫游京、沪、苏、杭、香港等地的所见所闻，“以个人旅行生活为经纬，而发为事实之观感，由谈身边小事，而至天下大事……使读者透视当前中国实情”。

文章刊载后，深受读者欢迎，报馆更收到不少“来信报告读后的感想，及要求印发单行本”，加上作者看见友人太太把游记剪存，留待孩子成人后阅读，也动起印单行本的念头（详见〈自序〉），因此顺应《南洋商报》编印丛书计划，以《祖国纪行》为书名，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列为“南洋商报丛书第一种”。书甫出版就一纸风行，由于连士升是“社会主义学者”，所载多少触及国情腐败、货币崩盘、底层人民悲哀，让身处南洋的侨民感同身受，读者漫云就评论此书当为每一中国官僚备置，让他们“看看自己的罪恶，看看人民的怒吼”，而读者黄昌海也评述内里收录的〈论收拾民心〉“立论最公允，不偏不倚，在在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故短短半个月即再版，至十月二十五日，《南洋商报》，”为应读者之需求，决再印第四版”，足见反响之大（注一）。

《祖国纪行》除了〈自序〉与〈后记〉外，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书的主轴，即连士升回国见闻的〈祖国纪行〉。另一部分，则是三篇连氏另外撰写的小论文，包括动身回国前，特地写成供中央各部参考的〈华侨普遍的要求〉，及重返南洋后，作为回国观感总结的〈中国的前途〉和〈论收拾民心〉。连士升在〈祖国纪行〉里，跳脱以事件或标题为导向的写法，反倒以日记体的形式，将每天沿途观察记录下来（每篇开头即是日期，如「三月五日（星期五）」），读起来不但更有真实感，也为我们谱写出一阕中国国民党政权颠覆前的狂乱曲。

由于〈祖国纪行〉是以日记体的方式编写，故每日所述并没有特定主题，无可避免会记下些琐事，如出游沿途景观，旧友的拜访与交流，物价变化，行程所见所思等。初读或略显杂乱，但只要扣紧全书主题为突显中国实情，则不会跑题了。也正因这些琐事，才让〈祖国纪行〉达到“由谈身边小事，而至天下大事”的效果，把当时中国发生的情况给记录下来，单单“物价”的崩坏就很值得阅读了。

三月六日，连士升初到上海，就给物价弄得头晕眼花，当时的“面包五万元一磅，牛肉八万元一斤，鱼十五万一斤，米三百五十万一担”，透过比价发现，原先一九三八年售价二元五角的被单，现在卖到一百万元，把时价与旧价除一除，价差竟达四十万倍，战前的百万富翁，今连一担米都买不起，足见物价崩坏之剧。而这还不是法币（国家法定货币的简称，不是法国货币）的谷底，据同年七月〈后记〉，连氏提及他“三月初回国时，黑市美金值三十多万元，米每担三百多万元。现在黑市美金已经提高二十多倍，米价也提高十倍”。

正因法币的持续走贬，使人民对它毫无信心，交易时甚至会“以实物计算，如裁缝一工为米若干，顶租住屋，修葺田园，也以米来计算”。一些省份同样以不同单位结算，其中如“沿海各都市的人以金钞为本位，两湖云贵以白银为本位，江南各省的乡村以米为本位，山西太原甚至以高粱为本位”，市面上很少再说法币了。

〈祖国纪行〉除谈及当时的物价、法币外，尚涉及不少面向，包括由此衍生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物价飞涨，使当时“大学校长的收入仅够买五包面粉，等于战前十五元”，而底层职员生活就更悲惨，薪资跟不上通胀，原先政府给予的八斗米资助，又减去其五，致使生活不稳，相对而言，劳力工作者却可以就法币浮动每日更改价差，连士升不禁感叹，“卖苦力的比较公教人员的收入更好”。另学校也在闹学潮，一有风吹草动，政府就以共产党捣乱为由，到校搜查逮捕，致使学生不满，其中圣约翰大学学生就用三丈长白布横写标语“特务横行，非宪非法；物价飞涨，虽学难生”，前两句控诉上海暨南大学学生被捕事件，后两句则说公费太低，不易维持生活。

实际上，〈祖国纪行〉内容还牵涉当时的方方面面，在此不一一细表，但其中有段颇值得玩味。四月一日，连士升乘特快车去杭州路上，遇见一空军少尉，交谈间，询问东北国军为何常打败仗，言除因国军将领指挥不当，只顾过纸醉金迷生活外。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利用民众打头阵，攻碉堡，守土的军队开枪扫射，然而扫射民众实在于心不忍，等到国军的枪声沉寂的时候，真正的共军就出其不意地把碉堡占领了”。这段记载，虽不能考证是否真实，但连士升作为“社会主义学者”，实没必要诬陷中共，不管是真是假，这样的言论，放到当今什么都要和谐的中国，这般动摇党威望的论述，想必也会「和谐」去除。

《祖国纪行》作为一部以个人亲历，将彼时中国状况记录在案的书，自有它蕴含的时代意义，然而它的特点并不单在反映中国实情，书中带有的南洋视野，让一向隐性的南洋声音得以听见，这恰恰体现在连士升书前附上的文章，尤其〈华侨普遍的要求〉，就是他「亲自与南洋各阶层华侨谈话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文中归纳的几点，「多少能表达大多数华侨的要求」，为我们掀来南洋侨民回看中国的特殊视角。

〈华侨普遍的要求〉是连士升回国前，“站在华侨的立场，特地写成供中央各部参考的。文中列举四项要求，分别是“和平谈判，共商国是”、“少派大员，多派专家”、“豪门资本，悉数充公”、“宽宏大量，接受批评”，倾诉着南洋华侨对祖国的期许。抗战结束后，海外侨民无不盼望国家日臻强盛，使他们在 “海外能够抬起头来说话”，然而中国犹如昙花一现，国共内战以来，“国际的地位，差不多像国币一样，天天贬值”。

这不只让侨生子弟对祖国信仰动摇，不再学习国文；就连另眼相看的土人，也“明目张胆地跟我们作对头了”。其中像暹罗就“加紧统制华侨的米业……压迫华侨学校……菲律宾取销市场内的华侨摊位。荷印战争继续以华侨为攻击中心。缅甸禁止英国以外的外侨保有不动产”，至于马来亚的情形，可惜的是，连氏认为“诸位读者比较我更明了”，没多做叙述，但想必不会比上述数国好上多少。正因南洋侨民生活深受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所以当他们回看中国内战时，“坚决主张和平谈判，共商国是……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忍让为国，言归于好。祗要双方幡然觉悟，便告和平统一”。

再者，南洋华侨对政府派到各地“宣慰”的“大员”也颇有怨言，这本是一番美意，既“宣言中央的德政”，也“慰问华侨的疾苦”，然而这些官员“来头大，派头大，开销大……每天……接侨领，见乡亲，写题词，食大菜，擅开五十年内不能兑现的支票，……劳民伤财有余，为党为国不足” ，致使原本就人员短缺，经费不多的领事馆徒增负担。因此文中认为与其派遣“大员”宣慰侨胞，倒不如让领事代为处理，省下的开销也可用作聘请专才，而专才才是南洋领事和侨胞亟需的人才。

南洋各地的领事馆，至少需聘请三类专才，即法律专家、经济专家及教育专家。由于“南洋各地法令如毛，侨胞稍一不慎，小则罚款，大则坐监”，故需法律专家悉心研究当地政府加于华侨身上的法令，必要时给予指导驳斥抗议。至于经济方面，侨民多为商埠，但他们的组织与方式相当落伍，“像欧洲人的大规模有限公司，华侨极少尝试……对土产的来源，出路，起价，落价，大多唯外国洋行的马首是瞻”，故需通晓商情，精通国际经济趋势，及当地商业实况的专才顾问协助。最后则是教育，需要专才“研讨华侨学校行政措施和课程的内容，指导侨生回国升学的办法”，唯有透过上述专家，才会让南洋华侨受益，“比较随意派大员到南洋去宣慰强胜万倍”。

可惜的是，当时的外交政策，以“第一流人才到美国，第二流到欧洲，第三流到南洋”，然而“南洋做外交官，官阶虽低，但责任却极繁重”，像新加坡、马来亚等，每一区管辖侨民，动以数十万计。故不管是侨民或连士升，都认为中央应派遣第一流人选至南洋，他们应“学识优异，经验丰富……起码须派叶公超，胡庆育这一流人物”，才能胜任。

《祖国纪行》作为国共政权交替前夕的一本书，透过日记体的形式，以我见即我写的角度，将当时的社会乱象给记录在案，更难得的是，内里收录的论文，倾诉着彼岸，南洋侨民的期许与要求，让他们回望中国的声音得以听见。至于书中另两篇〈中国的前途〉和〈论收拾民心〉，虽是连士升从中国重返南洋后“旅行观感的总结”，但立论中肯，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中央时政的回应，可惜未见改革，隔年神州大陆易主，让心系祖国的侨民情何以堪，悲乎！

作者为马来西亚作家

注一：《祖国纪行》一书的出版概况与评论，详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National Library Board），所建设的旧报纸网站NewspaperSG。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search?q=%E7%A5%96%E5%9C%8B%E7%B4%80%E8%A1%8C&nid=nysp&df=1948-01-01&dt=1948-12-31&sort=Relevance&size=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