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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舜

回味《人间》往事


如果说银行是我谋生的第一站,《人间》便是我融入社会的第一份“义工”。


刚出校门不久,幼稚懵懂。让家长放心的,就只有:这孩子听话,有人缘,喜欢看书,相信不会变坏。


会不会变坏自己可不敢担保。平日读的文艺书,正反面人物何其多,笑面虎老狐狸千奇百怪,取来便是现成教材。


倒是堂伯孙雪庵赠送的横匾受用。行书四字:“读书养气”。晨昏打几个照面,养几回气。16岁有幸进入大公司当雇员,人众口杂,受气难免,怎么消泄?有办法,拿起笔杆子“出气”。出得多读得勤,养气渐成“习气”。


那年头,《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副刊,同早餐的牛油面包一样可口,尤其喜爱文艺副刊、学生园地和文娱介绍,总要先睹为乐。


一份学生期刊《荒地》1953年蓦然出现,年轻人用热情的笔写年轻人的事,文字清爽,感情纯粹,多数篇章言之有物。朋友见面聊天,不期然会谈起《荒地》,哪篇文章值得读彼此互相推荐。知道我偶尔动笔,有人怂恿说:为什么不投稿去?他们会登的!


没错。寄去的稿子发表出来了。后来又投去一两篇都没有落空。


于是尝试投去《文风》,杏影先生改动了文句,陆续见了报。


这时候起,读书之余涂涂写写,“文艺青年”这称号感觉很过瘾。


有一天,刘少锋来我家


1954年某一天,王如明带了华中学生刘少锋来我家。不多时又介绍一位沙巴学生邓松青。如明说,他们正在筹办一份刊物,定名《人间》(The World)——一份半月刊。


资金哪儿来的?哦,我们在同学中招股,每股10元,反应相当好,头几期出版费应该不是问题。


我没丝毫经验,听他说得轻轻松松,陪着高兴。心里琢磨着:是啊,头几期卖出去,收回钱,接着又印新的,好主意!


据说招股表格发到学校,获得热烈响应,股本几千元稳执在手。至于编辑校对发行等人手,更不用烦恼,校内校外许多人挺身要帮忙。


刘少锋当主编,我把稿子交给他。少锋个子不高,略胖,圆圆的脸孔笑意浓。他谦虚地缓慢地告诉我心目中的《人间》是怎样的。如明在一旁附和打气。


如明住在红桥头左近的淡申路。少锋寄居在离我家数十步之遥的平房,林乃燕家。


《人间》首期出版了,少锋赶送我一本,接到它禁不住激动。封面由郑国伟设计,封面画是蔡名智的杰作。翻开,内页大小铅字排列本期刊目、作者。我给的短篇《苦难》显目地夹在行间。

《人间》创刊号


一个十六七岁中学生,在不长时间里竟编好这么一本各种文体兼容并蓄的刊物,真是好样的!《苦难》题目的左边,他加上两行副题:纵使奴隶失去了一切,总该还有一双反抗的手……。


陌生的一下子熟络了


热腾腾的氛围聚拢着热情的小青年。一个个工作人员怎么跑来金吉巷出版社的,谁把他/她邀来的,几乎没人去过问。亏得这么多此去彼来、自告奋勇的大孩子,只要财政上一松动,立刻稿到,人到,短时间内就能送稿付印。


好事多磨。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忽听说少锋辍学,打算到中国去升学。主编走了怎办?谁顶上去?好像又是老大哥如明,招来洪明壮大编辑阵容、詹道熙管财政。几个月内先后来了林清如(林青)、陈国安(林臻)、陈泉海、黄今英、李茂枝(李火)……稍后张道昉(李向)也来助阵。我家距出版社不远,业余时间较多,怀里有一把钥匙,想看稿或写稿一迳往金吉巷跑。

《人间》同仁。(左起)前排:王如明、陈国安(林臻),后排:柳舜、林清如。


我拉了好几位帮手,邻居刘基义,他的同学辜应悦、陈前进、秀桃、王以针;还拉了银行同事黄秉坚、陈铭华、颜清祥、蔡剑秋、黄联仪……社里的朋友通常会带来另一些朋友,大家碰面亲热交谈,生脸一下子变熟,彼此无所不聊,掏心掏肺。原来青春是闪闪发光的,真诚无私的友谊是“义工”酿出来的醇酒。这是意料不到的、文艺以外的收获。数十年后路上会上相逢,亲近不减当年,其中健在的,无不成了超逾一甲子的挚友。


由于处理《人间》的编务,我的生活圈子不知不觉扩大了,学会同陌生人聊天倾谈。1955、56两年,反殖运动进入高潮,文艺界策划组织“文艺写作者协会”,新马两地老中青作家踊跃签名参加,筹委会主席冰梅。一年后另一个遍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的“文化协会”筹委会成立,由刘仁心担任筹委会主席。两者先后申请注册,都不获批准。身为《人间》代表,在一般会议、讲座、纪念会这类场合,迫不得已应邀发言,有时必须上台讲话,上得山多不畏虎,脸皮磨厚胆子也大了。


每一期要有重点文章


处理稿件是编辑部最大的挑战。限于财力,半月刊拖成月刊,时而无法定期,但内部审稿发行等工作没有松懈。每一期要有重点文章。读者期待配合时局的评论和作品。这一来,可用的外稿少之又少。李向在审阅外稿这件工作上下了大功夫,他仿效杏影的做法,细心读稿、改稿、评点,不能用就退稿,许多后进都受宠若惊。彭龙飞(驼铃)曾经投来诗稿,李向情有独钟,竟循通讯地址找到偏远的学校访问他,临别送给驼铃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严寒,通红的鼻子》。这种编者与作者的互动方式,李向从不提起,数十年后读了驼铃文集我才知道。李向对待文学的严肃认真,对待作者的苦心爱心,也许后无来者了吧。


外稿适用的不多,编辑们只好“出手”。头几期硬顶的三人是:如明、清如和我。三人常在社里看稿,并商议本期要目。发现少了诗歌,喂,你写一首,可以表现……;少了文评和理论,王如明,你行,任务交给你了;小说有没有?清如,就你来,你的笨珍小城故事多,你负责,要快!后者但笑不语,捏了桌上几张白报纸,身子不动刷刷刷在原座位快笔书写……半个多小时过了,写满三张纸,忽然想到什么跳起来:糟糕,我约了朋友八点见面,马上要走了!……没写完,你们去完成吧!你写的什么,怎样结尾,我们蒙查查,怎么去完成?你们可以的!写好不用我看,叫应悦送印务馆发排。下来一个礼拜我很忙……谢了,再见!如此“无尾的结局”还好不常有。见者有份,我们只得狗尾续貂。


尽力去做绝不推托


人进人出,编辑部随时调兵遣将。青年有共性,有相近的目标和理念,因此“问题不大”。分配工作时,各人尽力去做,绝不推托,倒也过关,有趣。诗,散文,短论,短篇,小剧,书评,戏评……任何文体都难不倒,需要就动手,该冲就去冲,久而久之,粗品渐渐磨细,不懂的渐渐明白。


那样的年代,那样的风气,使一代人迅速成长。深刻领会集体协作才是正道,心中剔除自我,做任何事总觉得精力饱满。


《荒地》《耕耘》随反黄运动崛起(两刊创刊相距七个月)。《耕耘》出道七个多月《人间》出版。又四个月《生活文丛》诞生。可惜的是出了18期的《荒地》与出了20期的《耕耘》,先后被吊销准字(前者1954年5月,后者1955年3月)。其余的刊物包括《人间》,在1956年9、10月间,统统禁止出版、销售和收藏。


必须顺笔一提:上述青年文刊存活的三年左右,姚紫编的《文艺报》/《文艺报副刊》,骆宾路等人编的《人闻》,杜红等人编的《汇流》,吐虹编的《萌芽》,也都受到学生、店员、工人的欢迎。


殖民地政府要的是表面民主的温度,怕的是民众反应的热度。


销数每期不下五六千本


无论怎么说,这些刊物填补了青年借文艺陶冶生活的迫切需求。今天看来分量质量均感不足的上述刊物,销数每期不下五六千本,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些春笋冒尖的刊物,从内容看,实践了“本地人写本地事”的论说,为日后写作者标示正确的创作道路。


《人间》出了五六期,销路仍不断地增加,马来亚来的订单最为突出。


有一天,主持发行的应悦兴冲冲告诉我,南马一位李凌千这回破天荒订了百多本,早些时他只买十本。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对社里任何人都是莫大的激励。


也有难受的时刻:印务馆电话催账。创刊半年后,现金用完了,书店欠账久未清还。财务非我所管,但一边忙着组稿,一边粮草告罄,印务馆老板扬言再不先清还一期的印费,稿子别送过来。工作人员每到金吉巷,听到电话铃响,谁都不愿拿起听筒。


我们学会敷衍,学会讲几句骗话,欠账能拖多长是多长。


友人支持雪中送炭


友人陈远才家境宽裕,为人豪爽,好几次捐献解困,雪中送炭,助我们渡过难关。他的付出,社里只有几个人知悉。


停刊前的一两期,又一次陷入无米之炊,如明说,只好找许淑英帮个忙了。他向淑英借了500元,刚够还一期印费和杂费。年终我领了花红,请他如数还给淑英。那时,《人间》已经“寿终息影”了。


我们一期挨过一期,不是什么秘密;印务馆很清楚,政府心中有数。


这段期间文刊的前仆后继,直接间接推动大报副刊活跃起来,发表作品的园地拓宽了,鼓舞一群群青年投入文艺创作。当中展现才华见报率高的有:周粲,谢克,李向,杜红,钟祺,林丹,林臻,廖建裕,苗芒,长谣,陈凡,马亚,贺巾(遄泉),王葛,忧草,严冬,麦青,谦君,白蒙(陈全),子迅,文丁,冰梅,征雁,吴岸(叶草)……。一个作者用几个、几十个笔名是当年的习惯,未曾出书的“多产”者,很难在读者脑中留下印象。


美术界与刊物和副刊联系紧密,彼此携手共进。画家如蔡名智,郑国伟,林友权,李文苑,赖桂芳,朱庆光,郑文彬,陈子权……各在木刻、炭画、水彩、粉彩、插画、油画表现卓越,好评连连。他们为50年代的文艺风景添加优美、丰采与壮丽。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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