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抗照片背后的故事——南洋画家印尼偶遇记
- 张夏帏
- 2月4日
- 讀畢需時 7 分鐘
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叙述里，四位来自中国的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陈文希、钟泗滨与陈宗瑞于1952年结伴往爪哇、厘寻找艺术灵感，这段历史性的写生采风之旅与翌年的总结汇报式展览，成为岛国艺坛之美谈、马来亚美术史上最关键的篇章。
数十年来，这次艺术之旅经不断重叙、转述，不知何故原来为”印度尼西亚之旅“的说法，后来却成为“厘之旅”，或许是因为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厘的影响比较显著。
颇有意思的是，一本今年初出版的300页篇幅、图文并茂洋洋洒洒的大部头画册，书名就是《厘1952》，虽然有加上副题“通过刘抗的镜头：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的爪哇与厘之行”（Bali 1952: The Bali and Java Journey of Four Singaporean Artists through the Lens of Liu Kang），书的重点似乎还是放在“厘”上，难道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评价？
《厘1952》作者葛月赞（Gretchen Liu）是已故画家刘抗的媳妇（长公子刘太格的夫人），曾以英文书写出版过多部有关新加坡历史与传统的著作。她2016年在刘抗加东区Jalan Sedap家中收拾遗物时，偶然寻获一个旧鞋盒，盒盖上写着“相片厘”四个大字，盒内整齐排列着以中英文标注的信封，信封内装有6cm x 6cm的底片。四年后疫情期间，她进一步整理这些旧物，仔细一看，惊讶地发现底片竟多达一千张。她从这批尘封将近70年的底片当中精选了数百幅冲印出来，加上认真的考据，用生动的文笔完成了一部当下极具参考价值的美术史记录。
我曾分别用中、英文为这本新书发表过评论，若有兴趣请参阅：《源》2025年第3期：“南洋画家印尼之旅的真相”与 Bali, 1952: Nanyang artists search for inspiration（[https://www.google.com/url](https://www.google.com/url) sa=t&source=web&rct=j&opi=89978449&url=[https://www.thinkchina.sg/culture/bali-1952-nanyang-artists）。](https://www.thinkchina.sg/culture/bali-1952-nanyang-artists）。)
本书以先前未曾发表过的照片，配合画作图像和原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最翔实的“新加坡先驱画家爪哇、厘之旅”的纪实文献。此外，作为读者，我们还可在其详细引人入胜的叙述中，从尘封至今的图片与资料里寻获一些新线索，增进和补足我们对新加坡美术发展的认知。
这里不再写书评，只想通过出现书里两位跟新加坡与东南亚有深厚渊源的重要中国画家，谈谈他们跟东南亚以及新加坡美术史的关系。因为，如果不是书中精彩照片的启示，我们会很容易把他们遗忘掉。
葛女士在书中特别指出：新加坡画家组成的“四大天王”团队，旅途上有另一位来自中国、名叫罗铭的画家加入，实际上他可算是第五位成员。虽然中途离去，他的参与不容忽视，并且罗铭也携带相机，只是所拍摄照片至今下落不明。罗铭之前也曾出现在刘抗发表过的一些照片里，但犹如昙花一现，不像在这批新发现的照片里频频亮相，通过与文字记录相互参照，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他更多具体情况以及他跟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关系。
原来罗铭（1912-1998）原籍广东普宁，与陈文希、陈宗瑞同属潮州人，早年与新加坡先驱画家在上海艺专时就已相识。他于1947与1950年曾先后在新加坡与槟城举行过展览，所以对于新、马艺坛并不陌生。他从1947年起就在泰国、越南、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各地从事写生与展览活动。罗铭在雅加达一咖啡馆偶然遇见刘抗等人时，马上就决定把臂同游。其实，当时这五位来自中国而在南洋活动的画家那份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是不难想象的，更何况他们有着同样的教育背景，年龄相仿，对东南亚地理风光、人文景观都有共同的兴趣，结伴而行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罗铭兼通中西绘画，因极力主张写生，花了5年的时间，游历东南亚诸多国家以丰富他创作的内容和风格。我们从现有的资料里知道他1952年与刘抗等人于7月28日完成厘之旅程后，8月接受徐悲鸿的邀请，返回中国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其实，这本新书并没交代罗铭尚未遇到新加坡四位画家前，是否已曾访问过爪哇与厘。
就现有的相关记录看：罗铭1948年曾在新加坡举行展览，然后1950在槟城也开过个展，作品都是马来亚风光，大部分由当地鉴赏家骆清泉收藏，展出的场刊有当时在北京的徐悲鸿题字并序，也有骆氏的编后话。另外，《南洋商报》于1950年10月7日报道一项罗铭参与的联展时，提到他展览完毕后将前往爪哇、日惹、厘一带旅行。我们可依此猜测，他很可能在1950与1952年间未遇见新加坡画家之前就已经在印尼活动了。
奇怪的是，除了这一则新闻以外，我们难得找到关于罗铭在印尼的行踪以及创作情况的记录。譬如说，罗铭参与新加坡画家1952年之壮游，似乎不见有任何记录，有写作习惯的刘抗与陈宗瑞也没怎么提及，就连罗铭本人也似乎不曾留下这段经历的有关文字。他1959年至1988年从中央美院调往西安美术学院，频频在中国各地举行展览。中国方面的资料称他为“归侨画家”，但几乎都没涉及他侨居东南亚的具体情况，有关记录中也不见他印尼题材的作品。如今倘若不是因为葛女士这部新书里的多幅照片和叙述，我们就无法肯定地说他跟新加坡画家有多密切的关系。
更令人费解的是，罗铭后来1989年来新举行个展，旧地重游与老友重逢肯定令他非常兴奋，当时四人中只有刘抗与陈文希尚健在，媒体对他的来访有多篇报道，却竟然对1952年他与刘抗等人那段值得怀念的艺术灵感之旅都只字不提。如说忆旧的话，《新明日报》的王振春倒是写了一则以“中国画家罗铭与老友喜相逢”为标题的新闻，特地报道他与美术评论家玛戈（原名许钟祜，1908－1993）久别重逢的故事，还刊登了一张两人相拥的照片。原来40多年前玛戈曾为罗铭在新加坡展览写过评论，两人后来成为好朋友。但是，依照当时各媒体的报道来看，他与刘抗和陈文希重逢时似乎未曾缅怀当年同游印尼的往事，媒体方面也无人想趁此回顾当年。
在刘抗所拍摄的照片里，另一名叫周碧初（1903 - 1995）的中国画家，似乎只参与其中一天的活动。葛女士对他的突然出现感到疑惑，更何况刘抗和陈宗瑞的记录里全没提到他。或许是因为周氏在印尼居住了大约10年，葛女士以为刘抗等人在厘拜访定居在那里的比利时籍画家Le Mayeur与荷兰画家Bonnet，很可能是由周碧初引荐的。在缺乏足够资料的情况下，她这说法虽似有道理，但终归只是猜测揣度。
要多谢福州大学林银焕教授传来两则剪报，让这个疑团终于得以迎刃而解。《星洲日报》1953年5月14日报道了中华美术研究会联合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在植物园设茶会欢迎张荔英与周碧初访新的消息。会上刘抗发言表示热情欢迎两位远道而来的画家，并希望他们“长期居留在新加坡加入我们的阵线工作，以增强我们的力量”，但并没提及去年厘的事。另外，陈宗瑞印尼归来翌年在《星洲日报》（9.6.1953）发表了一篇短文以记周碧初在新的画展，文中回忆在厘偶遇周碧初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陈于20年前离开上海时期盼会见周碧初并欣赏他的作品，但却缘悭一面；原来，新加坡画家在印尼旅途上经过万隆，获知周碧初曾在那里举行画展并且刚巧昨天离去，惋惜之余，参观万隆工艺学院时又听荷籍教授 Ries Mulder 对他赞扬有加，再次失之交臂更感怅然。没想到，最后他们竟在厘偶然相遇，只可惜翌日即将分道扬镳。
周碧初原籍福建平和，为中国著名油画先驱之一，兼美术教育家，1920年代厦门美专毕业后留学法国，与徐悲鸿、颜文梁与林风眠为同窗好友，曾先后于上海新华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任教。他于1949年起侨居印度尼西亚直至1959年返回中国，所以他也被称为“华侨画家”。周碧初在印尼侨居的10年间是他精力最旺、作品最多、艺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在文献中也记录了那时期完成的作品。此外，具体活动情况所知不多，但不难想象以当时印尼正处于苏卡诺时代，华族比较有活动空间的环境下，他必定有所作为，与其他华人画家如李曼峰等一起活跃于印尼艺坛。1954年他曾以著名华侨画家的身份，受到苏卡诺总统正式接见。
上述《星洲日报》1953年5月14日的报道里，提到周碧初于同年6月在新举行个展完毕，“然后首途赴爪应日惹美术学校之聘。”这里的“日惹美术学校”指的应该是ASRI（Akademi Seni Rupa Indonesia, Yogyakarta 日惹印度尼西亚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如今已成为印度尼西亚艺术学院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周碧初旅居印尼期间很可能曾进行美术教育工作，他很可能跟李曼峰、叶泰华、徐君濂、杨永奎等印尼多位华裔美术家有接触和交往，也可能曾加入印华美术协会成为会员。
当年刘抗拍摄这么多珍贵的照片，如今不仅成为那段历史性壮游的翔实记录，其背后也隐藏了不少有待挖掘的事迹，能为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线索，比如罗铭与周碧初在东南亚活动的情况以及跟新加坡的渊源，都值得我们深究。在探讨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新加坡先驱画家的东南亚想象与经验，与有些地方的画家比如中国与印尼，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时空上必有平行、交汇处。
我细读《厘1952》里的照片与文字想起这些问题，为进一步了解罗铭与周碧初在东南亚活动的情况，除了新加坡现有的档案外，我也向中国与印尼有关方面去查询，料必有值得相互参照增补的地方。
看来扯远了，以上所提诸问题确须进一步探讨，我的说法全凭个人浏览有关记录所得浅见，难免遗漏谬误，但愿抛砖引玉，恳请高明赐教！
作者为本地美术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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