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自2018年经历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旋即陷入一连串的政局混乱和波动，数十年来未曾出现的政治失序，却在短短四年来历经多重变化，令观者目不暇给。荦荦大者，包括同一届议会任期发生三易政府的情事、以防疫之名颁布紧急状态、连续策动多个州政府提前选举、政党结盟反复多变、新党小党纷纷成立，甚至是巫统推翻自己参与的政府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四年来的马来西亚政治，也是数十年来最具改革潜力的岁月，在希盟政府执政之初，以及国盟单薄脆弱的政府之下，都借用一时的政治杠杆，促成了若干体制成长，诸如18岁投票权、强化国会委员会机制、提升东马宪制地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允许反跳槽法进入讨论议程等等，这些局部的体制改革，虽然所获有限，也是过去未可想像的推进。
今日的马来西亚，所有主要政党都做过反对党，也都尝试过执政滋味，他们都有出入体制的经验。首相沙比里伊斯迈在2020年3月前，还是国会反对党领袖，因缘际会竟然意外拜相。这里可贵在于，权力既可以顺利地过渡，朝野也都体验过执政经历，就会更加理解政府治理的要求，以及改革的局限，较诸在野时的浪漫期待，或许能对体制各个向度有更务实的体会。
易言之，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局表面上动荡和不稳定，但对政治精英而言，走过这段难得的历史转折和近距离的参与，只会带来更多的学习与得著。这篇短文只是就政党轮替以来对马来西亚民主化的若干现象，提出一些观察。
三种民主想像
马来西亚近年的政治转型，如果从1997年金融风暴后算起，至今历时25年，这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光景，并不算短暂。这段期间社会的动员能量全面爆发，内蕴充沛，不会因转型过程的周折而休止，目前只是暂歇沉淀。但是经历了过去4年政党反覆轮替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区别出马来西亚社会对民主的三种想像。
第一种民主的想像，是对国家民主化的方向抱持迟疑和保留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担心民主化意味着权力的对外开放，无法如同往昔在巫统一党独大保护下获取利益，也惧怕政经网络会改写。这一群体可以接受马来人政治的内部民主化，所以巫统容许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但对马来人特权的流失和松动抱有防备之心，政治心理上充满不安全感。他们要守护传统的马来民族主义利益及其宗教精神，究其实是“只保马来人，不是保大马”，因此有机会主义的态度，也不太接受民主行动党分享政权。
第二种民主的想像，则是可以有条件地接受民主化和体制的改革，也同意政经体制的长期垄断不利于健全市场运作，适度民主化才能对国家竞争力带来效益。但是他们对民主化设下了前提，就是政经权力必须仍由马来人继续主导，其他族群在权力分配上应扮演次要角色，不能威胁马来人地位。这个群体是务实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一部份人受过现代教育和城市化的冲击，甚至还是倾向西化的温和穆斯林，包括部分巫统的温和派，愿意承认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社会乃既成现实，可以接受民主行动党在保持克制下参与政权。
第三种民主的想像，是认为民主化之后的体制改革，才能纠正国家多年来的积弊，如贪腐、低效能和族群偏差，他们深信民主化可以解决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期望完善宪政民主和建立程序正义的国家，各族群可以较为平等地分享权力，重建国家政经秩序。这一群体大部份为非土著和华人，以及自由派的马来人，他们在国内政治上接受普世价值，惟在人数上不是社会的主流力量，也无法说服或改变第一个群体对民主想像。
这三种民主想像，并非相互隔绝互不接合。第一和第二个群体可以在马来人团结的召唤下，采取权宜性的结盟，以防失去得来不易的国家支配权，但由于对国家利益和全球化的想像并不一致，不会维持长期共识。第二和第三群体同样保持互动与合流的可能性，前提是政经权力必须以马来人优先，否则第二群体无法确保马来族群内部对他们持续认同，一旦认同度下降，就会造成支持者流向第一群体。
选举无法驱动民主化
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过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就是相信以选举驱动政治民主化。这个思路乍听之下相当合理，议会体制下的民主化当然是要通过选举来实现，在民主并没有休克的情景下，信任选举机制并没有疑议。
但是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运动，却忽略了残酷的现实，就是在喧哗的选举动员以外，社会体制和民间基层依然停滞不前和未经观念洗礼。尽管政党经由博弈和合纵连横，可以借助选举程序，令半威权半民主的执政阵营失去权力，但政党轮替后的新政权，并没有足够能量去推动民主改革的议程，因为选举竞争固然让在野力量跃上台面取得亮丽的公职与权力，但社会体制和基层组织仍然完封不动，经济分配的模式也一成不变。社会力量并不会因为中央政权的易帜，就骤然响应民主改革，新政权难以跟社会结盟，后者反而继续成为保守势力赖于复辟的温床。
希望联盟在2018年大选意外赢得政权，但无足够能量推动实质的政治议程，无论是选举改革、签署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修正语文政策、实现教育平权，都一一遭遇挫败。在执政22个月内，希望联盟充其量只是做政府，但不是执政，大体只能专注在一些行政面向的调整，以回应支持者对改革的激情期待。选举政治下可以替换政权，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它赖于运作的文化思维，仍然没有经过改造和重组，它们继续以过去数十年的模式存活，抗拒又不理解过于快速的政局变化，以致衍生出焦虑与不安。
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路径，向来集中在选举工程和选举结盟，以为胜了选举就可以改变一切，但是漠视社会体制仍然未经改革和更新，也没有伴随著社会运动的茁壮和深化。民主化过程中没有同步扩充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社区运动、学生运动的相互成长，反对派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化策略其实是单线作战，没有产生其他新兴社会力量的支援。最佳的印证恰好是，马来西亚过去十余年最具影响力的社运，就是推动选举改革的净选盟（Bersih），而不是其他基层社会运动。
除非社会体制和群众思维的文化模式也历经变化，准备迎接新的变革与面貌，否则单凭政治精英的操盘与交易，意图通过政党的博弈和选举计算，以目前这种选举为中心的单一路径来驱动民主化进程，实在是椽木求鱼。2020年初希望联盟短暂执政即告下台，如果评论分析仍停留在议论马哈迪和安华之间的人事与功过，而没有穿透结构上的落差，未能认识到擅长选举的精英，跟基层社会在民主化问题上是两种不同期待，我们就浪费了一个剖析政权轮替失败的学习案例。
观念革命才有社会改革
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运动，不能保障真正的政治改革议程，即使选举取得了政权，也不一定能够带动全面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虽然这并不意味著选举路线没有意义，它允许政治竞争的存在，而且让社会保留回应的机制，也可以推动局部的权力更新，还是极其重要。但是，要在马来西亚这种具有威权传统的政体，既有多元分歧的社会但又不属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度，开展有意义的政治经济改革，就不能奢想单一的战略、单一的论述就可以改造社会。
对政治现代化而言，观念的革命和冲击，也许比政党政治和选举动员，对累积民主化的成果来得更重要。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启蒙运动，都是经历过观念的洗礼，再逐步形成社会普遍共识，才能起到驱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马来西亚不需要政治救星，不期待救国英雄，但需要更厚实的观念革命，包括公民美德的培养和现代教育的改革。民主巩固是需要依靠社会的集体意志来守卫，欠缺观念启蒙和政治成熟的社会，要令这套复杂的民主机制能有效运作起来，是相当考验社会的能力。
在观念的更新与激荡之外，要在多元分歧的社会实现民主化，虽不必期待伟大英雄，但需要有共识型人物，才能够为社会转型带来新的想像。如果社会精英和政治领导，能在国家重建与改造的议题上，创造集体共识，达成历史妥协，愿意政治休兵，就更有条件促成真正的政治社会改革。朝野对抗、选举对策，抑或不断转换的结盟对象，都是上层精英的权力博弈，对社会体制和经济模式甚少带来激烈影响，既不踏实也极易失灵，犹如沙滩上的城堡。不过一旦社会达成重大的集体共识，对大变局和转型期的社会，就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南非解除种族隔离之后，所带来的社会新格局。
就这一点而言，2021年伊斯迈沙比里政府与希望联盟签署的政治备忘录，某程度上开启了朝野共识的先例。这个发展最大的意义在于，如果妥协与共识对彼此政治利益无损，又有利于各方的权力出路与历史地位，这时“交易”就并非不可能，也可以舒缓社会的疲惫感。我们需要一个马来西亚共识，例如先搁置族群与宗教的狭隘利益，但在反贪腐、政府治理和经济转型上达成国家改造的最低底线，展开一段为期八至十年的国家中兴方略，或有望克服当下挑战。不过这种略带乐观的期待，还是要在老人政治尽快离开历史舞台后，才能容许大家继续想像。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员
Comentár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