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业霖先生并论其学术生命1
（一）
去年新正伊始，大马知名历史学家李业霖先生（1935-2023）驾鹤西去，倏忽已过一年。随着老一代学人的逐渐凋零，上世纪的南洋学风终将烟消云散，令人不胜伤感。
我与李先生不算相识，但求学时代曾在报章上读过他的文章，喜欢他谈文论史，知道他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历史学家，也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文史启蒙老师。读博时更常翻阅其著作，对他是敬重有加。后来一些因缘，辗转听到他对我草撰的南大史稿给予充分肯定，颇为受宠若惊。2010年初我到华社研究中心（华研），首个任务便是接下他未完成的雪隆历史图片集，最后以他原先写好的导论来为全书开章代序，完成了两代学术的接力，对我而言实是一段殊缘。2014年底，林连玉纪念馆于开幕前夕，恭请李先生撰写一则落成碑记，我则受命记述筹募建馆的铭谢辞；后因李先生宕延之故，已故莫泰熙先生建议将我那篇文字移作落成碑记，受到董事们的认可。我则惶恐受惊，深感冒犯了前辈学者，未料日后辗转听到的却是他对这篇碑文的赞赏，使我惭愧不已，愈加敬佩其为人了。
往后几年，一直听闻他身体不好。2020年年底，趁着疫情管控令暂松之际，我与两位同事代表华研去探望他，并奉上董事会的慰问金，那是我和李先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见面。我坐在他家中非常狭仄的客厅里，听他兴致勃勃地谈学论道，眉飞色舞的神情与那伛偻老态的身躯完全搭配不上。突然间他指着眼前的小茶几对我说，他那数十种著作就在这一张茶几上熬过无数的夜编写成的，脸上挂着宽慰的笑容。我一时间感动不已，眼前竟是一位将一生都交付给了修史志业的读书人。
李先生并不是一位富有的人，全家就蜗居在普通的组屋单位里，但只要看他满屋的藏书，就知道他的精神世界有多么的富裕。诚然，李先生并不属于现代学术体制内的学者，却无碍于他成就为一代无冕之学人。他离世之时，我代表林连玉基金撰写悼文，结语时挽之以一联曰：
读史学文 走过南大留此作
史海拾贝 编成奉金招故魂
这副挽联尝试以李先生生前四部著作来缀成他的生命图象。《读史与学文》及《史海拾贝》是他晚年的两本文集，最能呈现他的生命旨趣与情怀；《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岁月》（有史料集与史论集二册）是南大学的奠基之作，成了南大研究必备的参考书目；《奉纳金资料选编》则誓为日军强掠民膏的暴行作存证，代表了他一生治史之心志。有谓人如其名，亦名如其人，四部中又以《读史与学文》最能概括其为人。此书名乃出自同书中一篇文章的题名，静心读完本书，始信李先生的一生就是“读史与学文”的一生 。2
（二）
大凡成学者，必见其学术生命。但是测量一位学者的学术深度，并不全看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还要看其为学之道。所谓为学之道，包括了治学的旨趣、才情、师承、门径等，并反映在他的学术性格、学术关怀，甚至学术人品上。这些才能真正展示一位学人的学术生命，也才是铸成“一家之言”的主要内涵。
李业霖的学问非常好，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他既有深厚的旧学根柢，又经现代学术的严谨训练，熟悉各方经典，从容游敖于古今学海之中。然而晚年他给自己下的总结仅是轻轻的“读史学文”四个字，不竟让人联想起古代儒者的《东塾读书记》《读书杂志》《读史管窥》等书名，曰读之学之，实是谦谦之意。据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最后一部书会是“史海拾贝”了。我们知道，大科学家牛顿的成就后人难以匹比，但面对浩瀚无垠的知识大海，他认为他只是在海边沙滩上捡拾贝壳的一个小孩而已，又说他之所以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他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由此可见，这实在是古今中外成学者所共通的体悟与修为。
学问原是世世累积成的，生命也由代代启示而来。读李业霖就会发现，他写过多篇缅怀师恩的文章，也几乎记下了从幼年私塾到大学时期所有恩师的名字，即连哪位老师推荐了他读哪本书，也必一一志之。例如，他将自身所以喜好书简文学以及能在课堂上教授应用文，归功给了幼时私塾的李老师教他诵读《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书之故；他也特记下在金宝培元中学念初中三时，林复汝老师推荐他读巴素（V. Purcell）的《马来亚华人史》 (The Chinese in Malaya) ，没想到 “这部书成为我日后搞华人史的一个宝筏”（页30）3 。如此之尊师重道，不仅是因为他深怀感恩之情，那更是一个读书人在面对人类累世千年的伟大文明时，由衷而发的敬畏之心。
李业霖曾说他“独有耽书癖”，一生就只好读书。他六岁蒙学诵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论语》等，中学时先后在金宝培元、怡保育才与吉隆坡尊孔求学，对新知非常渴求。那个时候他还爱上骈体文，追求文章之美。如他自述：“为了学文，我读过《古文笔法百篇》《历代文论》《文选》《古文观止》《清文观止》和汉晋唐宋名家著作。”（页19）走的竟是传统的读书路子，在新式教育业已普及的五十年代算是相当奇特了。这其中或许有明师的指引点拨，却也反映了他的择善固执，以及早熟的自学与自律。
然而李业霖并不固守旧学，随着年岁增长他的阅读扩展至古今中、西、马经典名著。他熟读马克思的经典，好读沙特的存在主义，更精读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平时就爱捧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沉醉在其优美文字中；中年后特爱玩读《红楼梦》，希望能从中寻找治史的新门径。我们可以从他喜好阅读的十本书籍，以及他开给本地有志于治史的青年朋友的书单中，来一窥他的人生情趣与生命深度。而他最爱读的首部竟是《论语》，似乎出人意表，却又在情理之中。他一生通读过无数遍的《论语》，据此可知其学术之大本源所在。这种读书理路与现代学术体制下专业化、零碎化的知识训练很不同，对他来说读书即是目的，而不是营生的手段。
李业霖对自己在尊孔中学的日子，虽然着墨不多，却很是精彩。五十年代尊孔是华教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也是文史明师荟萃的知名学府，诸如饶小园、张荃、林连玉、陈运新等饱学之士，都有幸给他遇上了。其中饶、张二人更是当年公认的南洋诗文第一把手。不同老师给了他不同的调教，尤其饶小园对他严苛的语文训练，陈运新在他的老子读书报告上打了满分，林连玉也常让他誊清讲稿等，足见师长们对他是赏识有加，器重异常。高中毕业后经饶、林两位老师的推荐，校方特留下他在校教书，并鼓励他继续深造。他后来决定投考南洋大学，大家对他有不同的期许：
我曾在尊孔中学念书并执教，我投考大学前，林连玉老师与张荃老师建议我读中国语言文学系，饶小园老师主张我攻读历史，而班主任陈运新老师在我的作文稿纸上批道：“你应学侯外庐，搞思想史。”（页17）
1958年李业霖带着师长们的祝福，进入心之所系的南洋大学。他在中文系读了一年，次年转入历史系，可见他徘徊于文与史之间，最后折衷于史学专业，找到了作为马来亚华人的脉搏所在。尊孔老师对他的量才适性，早已预示了他日后读史学文的道路了。
（三）
读书人之大幸，莫过于遇到明师了。那时南大刚创立不久，锐意进取，气象宏大，中文、历史两系礼聘了不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李业霖再次躬逢其盛，何其之幸也。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许云樵、陈育崧、程光裕、贺师俊、陈蒙鹤、潘重规、王德昭、余协中、严元章等等，不少都是当年学界响当当的人物。
南大时期的李业霖笃志好学，转益多师，即研读东南亚史与马来亚史（从学于许云樵、陈蒙鹤、陈育崧等），也苦读中国史（从学于程光裕、贺师俊等）、欧洲史（从学于王德昭、余协中等），甚至攻坚艰涩的历史哲学（从学于程光裕）等专业。然而若问他的学术志向与治学规模，则当是“师事陈许两导师”（页8），也就是许云樵与陈育崧两位老师了。许云樵当时任教于南大，李业霖受业于他的门下，跟他学习考据功夫与东南亚史课题。至于陈育崧并不在南大，只因读到了李业霖发表在《册府》上一篇南洋史的考据文章，对他大为赏识，于是便设宴摆下龙门阵，主动邀约他来见面，座上嘉宾还有连士升、陈振夏等人作陪客，可见对他之重视。从此李业霖也成了陈门弟子，每周一天专程到东海岸椰阴馆去，亲炙陈育崧专为他讲授新马华人史。许、陈都是各占一片天的南洋学巨人，两人所藏南洋图书资料也号为一时之冠。李业霖有幸出入许陈之间，又能就近窥览珍本，可谓如鱼之得水，左右逢源，钻之弥深。这两位老师，性格上是一静一动，学问上则许氏渊博深厚，陈氏才气纵横，各有擅长。李业霖天性上无疑更接近许氏，他自己就说过，许云樵“是影响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最大的一位老师”（页206）。看他是这样介绍恩师的：“ 他（许云樵）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一个视学问重于生命的人。他一生辛勤刻苦的治学精神，最值得我们效法。”（页207）以李业霖之善继其师，这几句话里便隐然带有他自己的影子。
1962年李业霖大学毕业时，南大副校长庄竹林也因那篇考据文章而对他极为欣赏，鼓励他留校作研究，显然是有意要栽培之，次年就特由严元章安排他进入南洋研究室担任研究助理（时许云樵已离开南大），展开了他这一生中最为丰硕的学术生涯。这期间李业霖有系统地研读重要名著，同时为收集资料与作研究，先后飞往香港友联研究所、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充当访问研究员，也到过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所攻读人类学。仅仅数年之间，他就已累积了一万八千张的手抄资料卡片，足见所下功夫之深。此外，他还曾受命代课过历史系的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亦见师长对他的器重。日后他回想起来，这一段 “在云南园的峥嵘岁月，书生意气，激扬文字和那宁静的青灯黄卷的生活”（页206），兴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李业霖在南洋研究所的具体成果，就是完成了两部学术奠基之作《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1968）与《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0）。前书为许云樵引导下的文献整理工作，共收录上万条相关论文目录，是寻访各地研究机构和参考五百多种期刊杂志而编成的，前后仅花一年时间；至于那部署名陈荆和与陈育崧合编的《碑铭集录》，原为1968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组所立的项目，陈育崧推荐由他去执行搜索工作。于是李业霖成了新马访碑史上的开荒人，跑遍新马各地去穷搜冥讨相关碑铭与资料，包括了会馆、宗祠、工商行会、庙宇、学校、义山、族谱、会党等三千多件4，一些石碑的发现还改写了历史。至于那篇备受学界赞誉的二万字长篇《绪言》，前瞻性地提出帮与帮权说，为东南亚华人史研究立下指导性的重要原则（陈铁凡语），其实也是由他与陈育崧所合写成的（页19）5 。
李业霖这两部学术专著的背后，是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编目工作，对他而言更像是一次铁杵磨成针的淬炼，为他日后研究马新华人史打下了深厚根基。他曾这样自我评估说：
我在南大沉潜十年，开阔了学术的视野，给我找到了治学的门径，掌握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和考据学的基本知识。我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获得改进，可说是我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页9-10）
这个在南大的“沉潜十年”，即1963至1972年南洋研究所期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书生意气风发时——“那段时光，我搞的是活的历史，读书多，跑路多，并接触到社会上各类各样的人物，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充满信心”（页220）——可见李业霖至此立学，规模初具，手握学钥，对前途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与憧憬。我认为与当年同辈学者相比较，李业霖无论在史学、史才与史识上都是个佼佼者。
（四）
李业霖赶在四十岁之前，预备好了毕生所需的功夫，可谓厚积薄发，只待大风起兮就能扶摇直上，翱翔于无垠天际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1972年正当盛年的他（时38岁），却离开了南大返回吉隆坡，在一家知名
的报社里任职，做起了写稿与编辑的工作来。这个人生跑道的大转换让人很不解，也让人深为惋惜。也许，中文报业作为华人历史文化重要的承载体，尤其在那个中文学刊极为短缺的年代，时也扮演起学术园地的角色，就像他的老师辈一样，经常将学术文章发表在中文报章上，甚至还不时引发学术讨论。因此，任职报社无疑成了他最好的抉择，至少可以延续一点他的文化情怀与学术生命。
但人生际遇常在意料之外。如果检视李业霖的著述年表，便发现在报社服务近二十年里，他的学术工作全都停顿了下来，只编辑了几本华团的纪念特刊、应用文手册等。这些刊物当然都有价值，就可惜了他的大材小用，可惜了这段学术生命的黄金期。1990年他退休离开报社，辗转各学院兼职讲授马来西亚史、华人史、中国史、世界历史等课程，才慢慢衔回本心。直到1995年，他进入华社研究中心任职研究员，才拾回所喜爱的学术工作。然而华研作为一所民间自筹自办的学术机构，当时创办也不过十年，不但财力物力非常匮乏，资料文献也并不丰富，研究条件严重不足，连他的薪资都是由南大老校友颜清文与林源德仗义支付的，可见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里从事研究工作的困难了。这还不说当时他已行年六十渐入暮年，精神与体力渐行衰萎，人生还有多少个能让他沉潜的十年？
但李业霖在万般不足之下，依然努力地给后人留下几部著述，不能不说是毅力惊人。这包括了两部有关日据战争史的编著，两部南大史料汇编及论集，还有许多重要的华人史考据与论述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各书刊报章，大多在华研的日子里完成，至今仍是学者的参考座标。但他的文章不同于时下学术论文格式的写法，而是讲求其可读性。“史之为务，必借以文”（梁启超语），他善于设想时势，遥体人情，将史料融入故事叙述中，间引诗词，铺采文，即不失严谨论据，又有文情并茂之美，深得文史通义而自成一家。对于这一点，他是颇为自负的。2007年正式退职，华研委他为荣誉研究员，还陆续出版过几部著作。由此言之，除去最早的三部著述外，李业霖一直到晚年才能开始较有系统地进行学术工作。
晚年李业霖不仅重拾初心，还能做出如此成就，委实难能可贵，令人佩服。只是他那宽慰的笑容总掩饰不了内心的失落。他努力地弥补那失去了的时光，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不清楚他所“没有写出应该写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但至少知道已经立案上马的《马来西亚华族史》与《南洋大学史》最终并没能写出来，成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1981年某日他闻悉许云樵老师去世时，孤灯长夜下悲叹不已，追忆起与恩师最后一次的诀别，犹历历在目：
记得一九七九年，许老师赴泰国，路经吉隆坡，我们在茨厂街邂逅。能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我是多么地兴奋，内心充满着激情。他面容清癯，虽有老态，但精神挺好。我搀扶着他过马路，在一间茶室歇息，语逢知己，说个不休。他告诉我东海岸各州华人甲必丹的史实，至今未有人作过研究，他鼓励我开拓这个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分手时，我再三请他多多保重。他右手拎着拐杖，步履蹒跚，似乎走一步，拐一步，我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街的尽头。当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缕怅惘，没有料到，那次的相聚，竟是我和许老师永别的一次会面，于今思之，不禁泫然。（页206-207）
这真是一幅感人的画面，彷佛是一位老师在对学生殷殷传学或临终托命，却也像是在预言南洋史学时代之消沉。以许云樵的学术地位和贡献竟落泊到“步履蹒跚”，独自消失在街角人群中，令人惘然无语。李业霖目睹这落寞的一幕，不禁悲从中来，却也想起了“今日自己偃蹇落拓，一事无成，真是愧对老师”（页206），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老师最后出给他这道东海岸甲必丹的研究重任，他清楚自己的处境，肯定是无法交卷了。
很显然，李业霖对他中年的抉择是有悔意的。自从来到吉隆坡后，他就一路坎坷，命运多舛，动则得咎，似乎“交上了华盖星，万方多难， 困踬，使我在崎岖的治学道路上蹒跚而行，沉滞累年”（页5）。复杂的人事纠葛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与心情，连带的也赔上了他宝贵的学术生命。2010年出版《读史与学文》时，他在篇后遗渖中这样深叹道：
回忆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从新加坡一所宁静的研究机构，转到吉隆坡一家人事复杂的报社服务，悼心失图，预想到我的研究工作必会受到影响。我曾致函给狮城的一位南大同学，述及菲尔巴哈的故事，暗喻我在此间的治学前景。（页325）
菲尔巴哈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因为受到排挤攻击而离开学界，远躲于穷乡僻壤，以致无法再做研究工作。当时有人质疑他没能拿出什么研究成果来，他这样回答：
人们说我没有写出应该写的东西。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为了应写出的东西，就得有许多应有的东西。我却没有这个。（页325）
李业霖当然是在自喻。他自悔自责“没有写出应该写的东西”，主要在于他“却没有这个”。然而“这个”东西所指为何，他并没有明说。但我私心揣摩，所谓的“这个”，主要还不是指研究条件之阙如，更应该是指被复杂人事折腾得没有一刻能让他潜心做学问的清静时光。
李业霖一介书生，不懂钻营攀附，是个敦厚而单纯的人，却很不幸跌入了龌龊而污秽的文化酱缸中，此读书人之大不幸矣。急功近利的华社怎能理解学术工作的无用之用，哗众取宠的华团又怎能容得下一张安静的小书桌呢？我们再看他对恩师许云樵遭遇的感触：
许教授晚年贫病交迫，要将一生所辛苦搜集的三万册图籍出售换钱来治病和养老，这是令人扼腕痛心的事。这岂是许教授个人的悲哀？这也是社会的不幸，是社会有欠负于许教授了。我不禁深深地喟叹，文章难与气数相争，许教授是赉志长往了；他的遭遇与杜甫相似：“空有文章惊四海，长留遗恨在人间。”（页208）
一代南洋大师竟落得如此狼狈下场，让人不禁要洒一掬同情之泪，这实在是新马两地华社的无知与悲哀6。然而这何尝不是李业霖的自伤之辞？尤其后面那几句深叹，既叹许云樵的千古文章未尽才，无疑也是在借其恩师之酒杯，来浇自己遗恨之块垒。呜呼！
（五）
最后当问，李业霖先生一生汲汲于修史，究竟所为何来？他曾说过：“马来西亚华人必须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有最大的发言权。”（《史海拾贝》，页32）可知他念兹在兹，要为民族立言于天地间。却是时运不济，宵小弄人，只能徒留遗憾，也成了华社莫大之损失。
一生负气读文史，百年寂寞为谁知？孔子早就感慨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李业霖先生曾将许云樵的《南洋史》与《马来亚史》通读过八遍，然后再与读过五遍的温士德《马来亚史》（R.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及霍尔《东南亚史》（D.G.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做深入研究比较。如此笨拙的读书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并不为别的，只为了“相得益彰，取得新知识”（页8-9）。这才真正是为己之学，才真得孔颜之乐呀。
读书若真能为己，写作就成了一种修行。李业霖先生常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语）为训，可见其治学之严谨，更见他对修辞立诚之笃行。虽是一篇短文都反复修订，以致久久无法交稿，即遭诟病也不以为意，但这却是他对生命的一种实践。为学不易，做人实难，李业霖先生一生之功夫，尽在此矣。
古语有云：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文史之义岂小哉！然而在今天一切只讲求速成与绩效的学风下，谁还在乎读史与学文？谨以此文纪念李业霖先生，以及那逝去了的美好的读书年代。
作者为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林连玉纪念馆馆长
图片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提供
1 本文最初讲稿，原发表于2023年3月25日华社研究中心举办的 “纪念李业霖先生学术沙龙”上。
2 本文所述李业霖治学经历与事迹点滴，大多从《读史与学文》各篇章中撷取并凑而成，因采用本书资料繁多，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一些紧要处始注明之。原文的援引则例外，必注明其出处。
3 凡仅注明页数而无书名者，即指《读史与学文》之页数。下同。
4 李业霖这段在新马各地索寻调查碑文的历经，曾在数篇文章里提及，详略各不同。如《敢以私谊哭私人——悼念陈育崧先生》（收入《读史与学文》）、《提升华族史研究层次》、《关于华族历史调查研究的若干体会》（以上收入《史海拾贝》）等文。其中以第三篇较为详细，很值得一读。
5 据李业霖在华研多年的同事许德发先生说，他就曾听李业霖对他说过，这篇《绪言》其实就是由他与陈育崧所共笔的。
6 李业霖没写出来的是，许云樵这批珍贵的藏书与手稿信札等后来竟被“清仓”处理掉，直是斯文扫地。新马华人文化之浅陋，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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