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2021年8月1日逝世后，各类悼念文章不绝如缕。朋友给我转发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唐文明的《比较的陷阱与软性暴力——《论天人之际》读后》，对余英时探讨中国思想起源的著作《论天人之际》，涉及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出三点批评。虽然唐文发表在2016年，但作为一种学术上的切磋，在斯人已逝之际拜读，觉得仍不失为对余英时毕生献身学术事业的一种致敬。
余英时
轴心突破论的特点
唐文明在文章里的第三点批评“关于轴心时代”，引起了我对最近所读所思的一些联想。“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所提出。他认为世界几大文明，在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之间，都共同经历了一场基于理性反思的哲学的突破，也称为“轴心突破”。在同一时期，西方有古希腊的荷马、柏拉图及众多悲剧作者；巴勒斯坦诞生了以赛亚等先知；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中国有诸子百家涌现……
雅斯贝尔斯
台湾学者和思想家龚鹏程对“轴心突破”的特点，有极为扼要的介绍：一、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前轴心期的文化如巴比伦、法老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并没有显示出人的觉醒意识。轴心突破则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二、没有发生类似突破或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继续过着已达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三、人类至今继续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离不开轴心突破的影响，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
既然是突破，就意味着跟突破前的文明存在实质上的差异，也就是某种显著的断裂。然而，文明的传承却必然存在藕断丝连的关系，很难全然摆脱过去历史文化的影响。这是轴心说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则在于雅斯贝尔斯在论述轴心说时，背后所暗示的西方中心论。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种子，就隐含于轴心时代，西方后来的科学技术突破，成就了世界性的人类历史而具备普遍意义。
孔子和周公对中国文明的特殊意义
唐文明对于余英时的批评，部分就源自于第一个问题，因为余英时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孔子和周公对于中国文明的特殊意义。尽管唐文明没有因为其西方中心论，而彻底否定轴心突破的概念，但他委婉地指出，如果没有处理好孔子以及周朝礼仪文明的地位，就难以彰显中国上古文明创造性传承的价值，而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龚鹏程对轴心突破说则持批判性的立场，一方面是其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轴心突破论并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历史。他更是一贯反对忽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邯郸学步地采用西方概念来理解中国文化。龚鹏程同样强调周文明的关键地位，周文王（西元前1000多年，比雅斯贝尔斯西元前800年开始的轴心时代还早）、周武王、周公等的文明成就，被后世的孔子（西元前551年至西元前479年）盛赞为“郁郁乎文哉”乃至“尽善尽美”。在这个意义上，周文明的辉煌成就，就成了轴心突破理论的反证。
传唐文明文章给我的朋友在私下交流时说，如果把孔子看成是突破，那周公所代表的周代礼乐地位就得不到应有的突出；如果中国文明的突破发生在周初，由周公所代表，那又该如何评价孔子？他进一步指出，孔子的贡献在于传承和发扬周文明，是“祖述文武”“吾从周”。孔子所传的道，是三代先王之道，没有孔子，就没有了中国的道统。这也是为何古人会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道理。
中文学者质疑西方中心论
中文学界对于轴心突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文明史，涉及包括今文经和古文经等非常专业的学术辩论，学者如龚鹏程等也因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说，背后所包含的西方中心论存在对中国的偏见，而质疑此说。但是，如果剥离其西方中心论的谬误，轴心突破的概念是否仍然具备理解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价值？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维威克（John Vervaeke）显然持肯定的立场。
侧重认知科学这门结合神经学和心理学学科的维威克，非常推崇东方哲理所隐含的智慧，自己修炼太极拳和气功并信服佛学，所以可以很肯定地推断他并不会赞成雅斯贝尔斯的西方中心论。然而维威克在他的课堂系列《从意义危机中觉醒》里，却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轴心突破时代的贡献，以及对当代社会如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维威克认为，在轴心突破发生之前，人类脑部的进化和智力的发展，在几十万年间已经出现了累积和飞跃性的改变。首先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万年前至约1万年前（中国的山顶洞人文明），人类开始创造诸如岩画、壁画和珠宝首饰等艺术品，并开始从事诸如葬礼和仪式之类的宗教行为。
在轴心突破发生的前夜，世界存在几个古文明，包括欧亚大陆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以及墨西哥的玛雅文明，秘鲁的印加文明。这一时期普遍流行萨满信仰，也就是汉人所谓的巫觋信仰，巫为女性，觋为男性，是拥有通天人的本领而能治病、预言、占星、解梦等的高等智力的人。
轴心突破与智慧的诞生
轴心突破则是智力高度成熟之后转化为智慧的诞生，也就是前述的对自我的觉知，从神秘状态苏醒过来的理性化过程。维威克表示，这一苏醒过程是因为人类脑部经历长期发展，产生了所谓的“心理技术”（psychotechnology）。他比喻“心理技术”犹如大脑的软件，虽然硬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但是软件的升级换代，却飞跃式地强化了硬件的功能。文字的发明便是“心理技术”的实体表现。文字让人可以连接无数的脑袋，集思广益；同时也能通过文字记录，把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脑袋联系起来。两者都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轴心突破成为可能。
按维威克的说法，轴心突破的意义，在于它诞生了文明至今还继续依赖的智慧。这些智慧，主要就是教导人们避免自欺欺人的本领。佛教要人们破除我执、《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等提示，都在强调这方面的智慧，而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智慧是能够从修、练、学、习等方式获得，是一种“实践的知”（participatory knowledge）。
同时，这些智慧让人能因为获得生命的意义而得以安身立命。从维威克的说法可以推论，当下全球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信仰、环境、精神健康等“次危机”，根源均来自于意义的失落这个“元危机”（meta crisis）。让我意外的是，维威克认为克服这个元危机的手段，必须从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开始。唯有超越自欺欺人的本能限制，人类才有可能克服意义失落的危机。智慧让人懂得如何思考，以获取自我提升的新知识（所以不再自欺欺人），而智慧又源自健全的人格。这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体会《大学》为何要说：“一切皆以修身为本”。
正因为这一套修身养性以提炼智慧的法门，无论是中国或是西方，都来自于轴心突破时代的哲人，所以维威克对于雅斯贝尔斯的这个概念，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印证了前面龚鹏程在概况轴心突破所提的第三点：“人类至今继续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余英时是我念大学时的启蒙学者之一，毕业后仍然继续关注他的学术新著和动向，至今对他献身学术，发扬中华文化历史思想的努力钦佩不已。或许就如唐文明的批评所显示，余英时作为学术大家，跟所有人一样，并非无懈可击。但对他的学问提出批评，丝毫不损其为人为学受人尊敬之处。谨以这篇散漫的文字，向逝者致意，并期待中华文化的智慧，能为这个危机时代提供解锁的钥匙。
作者为本地媒体从业员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