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阿根廷人哭泣？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三名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门•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经济与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贫富。他们获得诺奖，意味着该研究成果——即制度设计的好与不好，会造成国家富裕或贫穷的结果——受到权威机构的肯定。这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会引起更多后起的经济学家继续深入探讨，充实这方面的理论。

在此之前，关于为什么有些国家长期贫穷，而有些则可以保持长期富裕，包括气候地理、人种文化、人性、国家英雄、制度建设等等，都有许多学术探讨，但都只是各领风骚一段时间。其中，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提出的气候和地理因素，至今仍有不少支持者，算是最受拥护的假设。随着资讯越来越发达，国际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人们透过对世界的观察也越来越能发现，国家贫富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而制度建设的好坏，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

去年底当选阿根廷总统的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Javier Mailei），今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以自己的国家现身说法，痛斥西方不少国家的领袖长期抛弃自由体制，拥抱左倾的集体主义，他指出那正是阿根廷贫穷的根源。米莱对自己国家历任政府的指责，其实呼应了今年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政策与制度的错误选择，造成阿根廷经济与政治发展长期迷失方向。

米莱去年竞选阿根廷总统期间发表的激进主张，备受国际关注。他手持电锯，誓要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的照片传遍世界，被戏称为“电锯总统”。这位在价值观上属于保守派的极右翼素人总统能以56%的高票当选，是因为阿根廷通货膨胀高达140%，四成人口处于贫困线下的恶劣局面。

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同声同气的米莱，提出的政策也一样充满震撼力，包括解散阿根廷中央银行，直接改用美元，废除阿根廷比索，大幅裁减政府部门和人员节约开支、削减福利和补贴、暂停公共工程等等。恰恰是这种种出格的言行和举措，使他成为面对一筹莫展局面的阿根廷选民的救星，希望他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让阿根廷恢复正常发展。

米莱在演讲中开宗明义指责过去百年阿根廷执政者拥抱集体主义的错误，导致一个曾经辉煌的国家坠入越来越贫穷的境地。

阿根廷在1860年代结束欧洲殖民主义及内战后开始建国，连续多届的政府都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体制下，加强开放，逐渐展现繁荣景象，吸引了欧洲络绎不绝而来的移民。丰富的天然资源，努力勤奋的土生人民与欧洲移民，迅速推动国家在几十年间人口增加五倍，经济规模扩大十几倍，到20世纪初，欧洲还困于地缘政治紧张与战乱的局面时，阿根廷得利于远离是非之地，而能维持开放的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成了世界第七大富国。

米莱在演讲中为世人上了一堂快转的经济史课。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加速很多，在极短时间内帮助90%的人类摆脱了长期贫穷。在1800年以前，全世界95%人口的生存常态是贫困。到了2020年，贫困人口只占世界的5%。他指出，结论就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是全世界终结贫困与饥饿的不二法门。然而长期以来，世界流行的左翼思潮，却把资本主义说成妖魔鬼怪，说成是自私、邪恶、不公不义的，只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利他的、崇高的，才能符合社会正义，消除不公，解除苦难，创造福利。米莱说，这一思潮在阿根廷延续了80年，已经成为社会价值的主流。

然而（他指出），所有的福利开销，低税率甚至免费的社会服务，都需要更少数的纳税人支付，对这些纳税人来说，这是变相的压迫，这才是真正的不公不义。

在勤奋的亚洲人看来，这些都是简明易懂的道理，然而在阿根廷却被忽视了数十年，从政治人物、学者到民众，都把长期的福利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导致投资者受到变相的惩罚。廉价甚至免费的货品与服务被创造出来，满足少数弱势者的需要，但随着环境改变，因为商业思维或嗅觉钝化，不能因应市场的需要，很多货品与服务变成多余，市场被扭曲。一些有志于投资的企业家，基于价格或市场不具备吸引力、生产和投资行为得不到激励，反而有被惩罚的感觉，而减少或停止投资。还有些因为不满税率的不公平，离开阿根廷。

经济学概念里的市场，不但没有在过去几十年的阿根廷越做越大，反而因为分配与切割的不公而变小，有能力纳税的人于是也少了，政府收到的税金不增反减，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于是支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人民收入也难以增加，国家因此越来越穷。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所哀叹的贝隆夫人，就是平庸无能却三度出任总统的胡安•贝隆将军的妻子，这首歌传唱世界，让很多人同情贝隆夫人，但不了解贝隆许多凸显社会主义理念的政策，不但大规模推动工商业国有化，还为了凸显经济上的民族独立，排斥英美等资本主义大国，大力提拔工人出身者进入内阁治理国家。他和南美许多国家一样，试图在社会主义的左派与资本主义的右派之间找出所谓的第三位置，然而阿根廷经济长期徘徊在死胡同里，恰恰说明历任国家领袖视野的云遮雾罩，人民也就止不住泪水。

过去几十年，阿根廷国家经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在衰退状态，货币不断贬值，有办法的人都往北美和欧洲找机会。但是米莱的改变不会转瞬到来，今年以来，阿根廷经济还在继续震荡，政府的节约措施包括削减养老金，砍掉一些补贴措施，导致水电价格攀高，中产阶级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据说连阿根廷自家生产的牛肉和红酒都消费不起。不少人愿意忍痛等待改变的到来，希望咬咬牙挺过去，经济可以走回正规。值得注意的是，米莱的节约措施和亲商政策在海内外受到很多投资者和市场的欢迎，阿根廷股市今年以来持续攀升，到10月份涨了170%，证明米莱路线的正确。

阿根廷在百年前是很了不起的国家，建国初期大力扫盲，国家人口的识字率短时间大幅提升到超过六成，甚至超过欧洲一些国家。那时候的阿根廷傲视全南美洲，甚至欧洲很多国家也没有如此的成就，亚洲更望尘莫及，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此赢得“南美巴黎”的荣誉，羡煞许多欧洲人。因此当时盛传一个阴谋论，希特勒在二战战败之后没有死，而是乔装逃亡到阿根廷度过余生。了解那时代的阿根廷，就能相信这个传闻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那时的阿根廷虽然已经走在社会主义的路上，还是个令人敬仰的富裕国家。

作为忍无可忍只得挺身而出的经济学家，米莱要扭转几代人所奉行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路线，带动国家转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也许比铁达尼号转向还困难。现在的危机是，如果他的转弯不能顺风顺水，人民因为短时间看不到希望，就可能再一次愤而把他拉下马，一切功亏一篑。

米莱以自己国家血泪斑斑的经验为例，规劝世人，笑中带泪，他证实了两件事：一、国家的贫富与成败，正确的体制选择很重要，特别是经济政策与体制；二、民主制度让错误的国家路线有机会扭转乾坤，浪漫的阿根廷人经过几代人的试错，才逐步看清现实，而米莱可以用不流血的方式让国家调头U转，是保证经济有机会回归正轨的好制度。

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在过去的错误路线中，阿根廷经历了不少政变、激情、动荡、独裁，这其中多少掌权者图利自己、搜刮百姓，国家的贫困不仅仅是路线没有选择正确、制度没有建设完好的问题，而根本是有太多自私自利的人掌权之后，破坏制度建设，或纵容错误的路线继续下去，目的是图利自己。他们是不是都看不到正确或有效的道路？很可能不是，但对国家有利的道路，很可能导致他们失去权位和财富。

百姓总是善良的，如果加上太浪漫，就容易被激情蒙蔽，想着为掌权者的“委屈”而哭泣，却忘了他们的错误施政，倒行逆施，才是老百姓寒碜一生的根源。因此，对阿根廷人来说，“谁为我哭泣”才是该向执政者追问的最大问题。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