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开启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实现中共高层领导班子的又一次更替。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他所信任的干部进入包括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常委中排名第二的李强明年有望取代李克强,成为新总理。与五年前的十九大相比,习近平对于中共中央各机构的掌控明显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也被写入党章,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习近平在全党的权威都已上升到不容挑战的至高地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政策理念将被他的执政团队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策领域的争论将会大大减少。因此,理解二十大所传递的政治信号与理念将有助于研判今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政策走向,以及这些政策变动所产生的国际外溢效应。
安全与发展并重
与五年前的十九大报告相比,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更加强调各种安全问题,但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仍是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根据笔者统计,在二十大报告中,“安全”一词一共出现了91次,大大超过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的55次,更超过十年前胡锦涛所作十八大报告的35次。习近平不仅强调政治安全,同时也强调经济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习近平和五年前相比,也不再谈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及“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而是更多强调“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和“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等巨大风险挑战。他呼吁党员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些都反映出中共最高层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判断与改革开放的前4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中共转而把重心放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创造了外部条件。除了安全一词外,相关的“斗争”、“自信”和“军事”等词汇出现频率也较多。习近平特别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这包括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这些措辞都表明中国会在相关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继续保持强硬态度。
从人事上来看,拥有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经验的人士占据党内重要位置。曾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蔡奇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并出任排名第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拥有七名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作为负责中共日常党务决策的重要机构,除蔡奇之外,还包括了像陈文清、王小洪、刘金国等具有国安、公安背景的成员。这些人事安排都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视。
然而,对于安全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改革开放等问题的忽视。“发展”作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在二十大报告中共出现了239次,比十九大报告还多了七次。“改革”一词出现了51次,少于十九大的69次,但“开放”一词却从五年前的27次增加到了29次。报告号召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以及“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报告特别强调新时代中共的使命任务就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报告,经济实力仍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报告再次强调2035年的发展目标,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测算,要达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今后每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不应低于4.5%。从当前的经济增速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所以,经济发展问题会是二十大以后中共领导层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台湾、香港问题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台湾海峡安全局势异常紧张。中共二十大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定,增加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把反台独上升为全党意志,引发高度关注。这一党章修改的目的在于对外表示强硬,旨在警告民进党和美国政府。尽管如此,二十大报告仍然遵循了邓小平时代中共所确立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本原则,同时强调了与台湾方面继续沟通的必要性。从中共角度来看,当前两岸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民进党上台以后,抛弃“九二共识”,以及一系列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二十大报告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这让外界猜测习近平是否制定了近期攻台的时间表,但这些表述其实也出现在以前的领导人讲话和文件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新内容。二十大报告基本体现了中共对台政策的连贯性,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界对于中共对台政策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关切。从习近平的报告可以看出,中共总体对台方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备战心态明显加强,且把矛头主要指向美方和民进党政府。
在香港问题上,习近平认为需要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他表示要继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要保持“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因此,香港、澳门将面临如何适应中国发展大局而重新定位其经济、金融角色的新挑战。
中国外交
在新外交团队中,69岁的王毅外长突破年龄限制,取代了外交老将杨洁篪在政治局中的席位。这意味着过去五年王毅外长的外交路线得到了高层的肯定。中国外交近年来日趋强硬,有时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然而王毅只是这种外交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因此他的晋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外交将继续强硬下去。王毅是一位勤奋而主动的外交官,近年来马不停蹄地访问世界各国,推广“一带一路”等项目,总体上采取了比较理性、温和的态度。在二十大上,驻美大使秦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这意味着他可能接任外交部长。秦刚在美期间试图与美国各界建立广泛联系,缓和关系,秦刚的升职一方面反映了对美外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当前倾向于在国际舞台上使用“软实力”而非“硬实力”。
当前除了紧张的地缘政治给中国带来外部压力之外,经济上的“脱钩”倾向也给中国经济和外交带来挑战。习近平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和极限施压,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会回到过去封闭锁国的状态。
领导干部选拔问题
二十大的人事变动,反映了过去的“七上八下”年龄限制(即换届时年龄超过67岁就不能进入政治局)已经被突破。在24人的政治局中,习近平本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王毅都超过67岁,这意味着年龄因素在官员选拔中的作用已经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忠诚度、从政表现和专业能力背景等。在二十大之前,中共颁布《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使得中国官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加强。以前干部被提拔到一定岗位,即便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就不能被降职。而如今,年龄和资历已不是最重要的考核标准之一,干部能上也能下,这会给在职领导干部带来很大工作压力。《能上能下规定》未来可能会导致非常激烈的党内竞争,也可能会加剧干部之间的矛盾。
此外,反腐败工作没有减弱的迹象。二十大报告17次提到腐败一词,比5年前增加了4次。习近平再次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是否清廉将继续成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
总之,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二十大上进一步得到加强,而这种权力的巩固将使得他的执政理念被更为彻底地贯彻到各项政策之中,习近平团队的全面执政将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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