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来袭二周年，恰逢本地多个社团领导层换届改选的年头。
尘埃落定，资深媒体人谢燕燕感叹社团寻找人才“越来越难，终不免门庭凋零”。她归咎于“年长者不愿让贤，贪恋现有配享。有此执念，自然不会认真思考接班问题。”（《自我更新的挑战》见《早报》2021年7月19日）。
社团人才难找是事实，其中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异乡聚众抱团守望相助是海外华人的传统，世界各地华人所到之处都有唐人街和宗乡团体的存在。随各地社会环境的不同与演变，这些团体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社会功能。就以本地社团而言，在殖民地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民生问题的缺乏关心，华人社团只好自己扛起政府应尽的社会责任。除了照顾会员福利外，社团扮演了有似民主社会里公民组织的角色，对民生国事、民族教育等公共事务勇于表态。那个时代人才辈出，社团领导人多为富有民族气概、具服务社会精神的成功商人，他们都是现代化新加坡的奠基人。
无可否认，社团里领导人霸位不让贤的现象的确存在，特别是较早的年代。陈嘉庚是第一位提出规定主席任期年限的人，他在1924年出任怡和轩主席（那时称为总理）时就曾修改章程，规定主席不能连任超过三年。可是到了陈六使接任，章程又改了，才有孙炳炎连任怡和轩主席36年的佳话。
近年来社团追随潮流，大都改了章程，明文规定领导层任期的年限，鲜有霸位不下的例子。参与社团工作的人都知道，做社团领导人除了出钱出力，何来得到“配享”？因此，社团人才难找的原因，不在于“长者不愿让贤”。
社团人才难找，实乃大环境的变迁使然。在一个独尊英语的社会里，以华语为主要社交媒介语的社团吸引不了年轻的一代。比起社团，人民协会属下的社区组织更能为人们排忧解难，也因此更能获得特别是新移民的认同。政府给予社区领袖多种奖励，子女小学入学时有优先报名权，而从历年国庆日总统公共服务勋章获得者的名单也可以看出，社区组织更能吸引民间的人力资源。相比之下，社团门前冷落车马稀，实不足为奇。
不论是参与社团、或社区的基层组织，还是政党，出发点应该都是要回馈社会、要为社会服务。志愿的社会服务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代表的是无私的奉献，不计报酬、不求名利、不要特权的精神。
其实，“人才难找”也曾是困扰我国政治领导人的问题。两年前，在一个国庆晚宴讲话时，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感叹从政人才难求。他说要说服有诚信、有献身精神和能力的人从政已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治理国家是一项艰巨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有谓“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再世林则徐，实不可多得，哀哉！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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